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規範校外培訓層面，《意見》從機構審批、運作方式、培訓內容、培訓時間等方面提出了嚴格要求。文件發布當日，行業三大巨頭好未來、新東方、高途的股價跌幅均超過50％。大機構裁員、小機構停辦，教培行業凜冬已至。
　　「校外學科培訓機構持續二十多年的繁榮發展已經是過去式，未來教培的同步輔導等業務還會存在，但不會像原來那樣狂飈突進式的增長。」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研究分會副會長、北京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馬學雷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但在如何根除教育焦慮這個問題上，事情更爲複雜。
　　教培産業是如何産生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培機構得以生存的基礎，是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發展不均衡造成的擇校需求。而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開始的「重點學校制度」。
　　當時，剛剛成立的新政權接手的是長期戰亂之後的爛攤子，要重建山河，就要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但國力尚弱，因此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資源重點辦好若干學校的一種教育制度。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針對小學整頓提出了「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這被業界追溯爲中國重點學校制度的緣起。改革開放之後，教育部更是明確提出了，要「把約700所首批重點中學辦成全國、全省、全地區第一流的、高質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學風的學校」。
　　重點中學以「爲上一級學校輸送尖子生」爲主要功能，這種「拔尖教育」直到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才被叫停。「重點學校在1986年以後變得不合法，國家禁止再舉辦重點學校和變相重點學校，但由於政策慣性，變相重點學校始終存在，某種意義上，還在不斷壯大。」楊東平分析說。
　　雖然拔尖教育體系早就存在，但「在2000年以前，校外學科培訓的主要形式是家教，比較零散，主要起到教育補差的作用。」馬學雷總結說。
　　1993年深秋，「北京新東方學校」正式成立，13年後在美國紐交所上市。以新東方發家史爲原型，後來的電影《中國合夥人》中描繪了一個激動人心的「中國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教培産業的普遍看法——這是一個冉冉升起、欣欣向榮的朝陽産業。俞敏洪與他的合夥人們創立的新東方，是中國第一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機構，開啓了教培行業的1.0時代。
　　就在新東方深耕留學英語市場的同時，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面對廣大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市場，正在因公立學校的「掐尖」愈演愈烈而開始形成。1998年前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華羅庚數學學校（後更名爲仁華學校）開始在北京市海澱區招收小學三年級學生，進行小學奧數培訓，爲該校的初中部、高中部選拔生源。這一模式很快被北京其他重點學校采納，並被全國各地效仿。
　　「仔細研究不難發現，在教培産業發展早期，除了像學而思這樣依靠廣告招生的少數培訓機構外，絕大部分培訓班源頭都在公辦學校，在教育系統內部。」楊東平舉例說。北京西城「老教協」——西城教育培訓學校一度是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坑班」，「龍校」水木龍華培訓學校是清華附中的「坑班」。所謂「坑班」，就是幫助重點學校「掐尖」的校外學科培訓班，有的由學校與市場上的教培機構合辦，或與重點學校有密切關係。
　　在新東方創立十年後的2003年夏天，俞敏洪的校友、當時還在北大碩博連讀的張邦鑫，因爲長期做數學家教做出了口碑，索性注册了一家名叫「學而思」的公司。7年後，早已從北大退學的張邦鑫，帶著名字已改爲「好未來」的公司赴美上市。很快，好未來淨利潤超越新東方，成爲新的行業龍頭。
　　投資圈視好未來爲整個教培行業發展的歷史標杆。「好未來2010年上市後的十年，是教培行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中關村教育投資管理合夥人於進勇如是說。
　　「2000年以後，整個行業開始公司化、連鎖化、商業化、集團化、資本化，教培機構以幫助全日制學校掐尖的龍頭引領方式，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馬學雷說，這一模式吃了二十年的人口紅利、城市化發展紅利與教育發展不均衡的紅利。新東方也在2004年開始拓展新的業務增長點，先後成立了泡泡少兒英語、優能中學等板塊，漸漸地，K12培訓取代留學英語培訓成爲它的主營業務。
　　2016年，從網約車和共享單車泡沫中逐漸退出的資本尋找新的賽道，教培順勢站上風口。據普華永道統計，2016年國內教育行業的並購投資規模有239億元，雖然總體量不足2018年的一半，但投資數量多達431筆，說明當時資本對教培行業的看好。
　　剛剛興起的綫上教育也加入到這場洪流中去。2016年6月，中國在綫英語教育集團51 Talk在美國上市，7月，英語口語學習App「英語流利說」宣布獲得近億美元C輪融資。一個月後，在綫少兒英語教育公司VIPKID宣布D輪融資額爲2億美元，成爲當年K-12在綫教育領域最大規模單筆融資紀錄持有者。
　　當時，各家綫上教育機構已經進入競爭白熱化階段。據36氪統計，學而思網校、作業幫、猿輔導等頭部機構率先發力，廣告投放總額達到30億~40億元，僅猿輔導一家截至2019年暑期結束的招生投入就達到4億元。催化競爭的是資本的不斷注入，截至2019年12月，國內在綫教育行業融資達170餘起，其中5家公司獲得了上億美元的融資。
　　公交站、地鐵、電梯一度都被教培廣告占領，從一綫城市蔓延到二三綫。2021年春晚前的十分鐘廣告裏，作業幫、學而思、猿輔導等教培頭部公司逐一亮相，隔著屏幕都能嗅到教培機構背後的資本氣息。
　　「由於資本加持，校外培訓機構力量已超過很多學校自身，體量也越來越大，瘋狂逐利。本來作爲學校教育衍生的教育活動，最後反噬、綁架學校教育。校外培訓形成相對獨立、巨大的體制外教育系統。政府要下很大決心才能改變這種局面。」楊東平說。
　　難以爲繼的發展模式
　　實際上，在「雙減」政策出臺之前，教培産業自身已經危機重重。當2020年新冠疫情一到來，一批原本就經營不善的機構應聲倒閉。當年，校長邦新媒體中心對全國各地兩千餘位中小教培機構校長、投資人進行調研後發現，近1/3的受訪者表示機構面臨關閉，暫停經營的占35.6％，勉强維持的占26.4％。
　　董均曾在中國頭部K12教育公司工作過六年，「明星教師」是他履歷上的一大亮點。在這家公司，爲保持營收，課程續報率的KPI指標被不斷提高，層層下壓到每位講師頭上。續報率與教師課時費直接挂鈎，當續報率達到92％，董均的課時費能漲45元；如果續保率超過95％，課時費就能漲60元。但如果續保率一直表現不佳，課時費雖然不會降低，但機構可能通過不給老師排課等方式把人逼走。
　　在綫教育就像一隻吸金怪獸，吸進了大量投資，却賺不到錢。截至2019年9月，已上市的7家在綫教育企業中，只有正保遠程教育、新東方在綫和跟誰學在2018年實現了盈利。「雙師課堂」，即一個綫上主講老師與一個綫下輔導老師配合上課的模式，作爲在綫教育的新賣點，很快淪爲資本圈錢的工具。
　　「現在在綫教育那麽興旺，都是靠資本輸血。」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在2020年表示。2020年全年，資本向在綫教育領域輸入了近150億美元，但在綫教育的收入只有幾百億元人民幣。「每收一分錢，就要先花掉兩塊錢。」
　　但「燒錢」大戰仍在繼續。新冠疫情導致培訓進一步向綫上轉移，資本再次抱團涌入在綫教育，2020年，猿輔導拿到35億美元融資，作業幫拿到23.5億美元。
　　賠得越多、投得越多，各家都在賭産業能够帶來高回報，那麽，就要「捲入」更多的消費者。作爲行業紅利受益者，董均萌生離開大機構的想法，是從2019年開始的。他記得，那一年暑假剛過完，業內有的公司就提前開始了第二年春季續報課程的活動，他們也不得不跟跑。這次促銷比以往提前了半年，9月就開始組織課程續報活動，10月組織了第二輪續報優惠，過完雙十一，在12月又開始第三輪。儘管入行時，董均就知道教培機構的逐利性，但如此赤裸裸地圈錢和內卷，違背了他入行時對教育事業的「初心」。董均當時最大的感受就是，甭提受到尊重，不被家長駡死就不錯了。
　　焦慮是最好的營銷手段。行業內一則臭名昭著的廣告是「你來，我培養你，你不來，我培養你的對手。」續報期到來前，經過專業培訓的教師也會以各種方式傳達「焦慮」：「五年級這麽重要，你還不上課，等什麽呢？」
　　滿懷理想去探索互聯網教育邊界的程皓再次被現實打敗。程皓所在機構運營的雙師課堂，其絕大多數用戶來自全國GDP前20的城市，根本無法下沉到真正匱乏優質教育資源的廣大縣城。程皓相信，只有改變縣城中學裏那些成績處於中後部的學生的認知與格局，才能真正改變當地的未來。但如今，讓程皓感到迷茫的是，他所相信的互聯網教育不僅沒有實現教育公平，反而在加大教育差距。
　　「校外培訓體系的無序發展已經背離了教育的初心，影響到了教育對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的實現。」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無序的校外培訓系統及其背後的資本受到打擊和約束，其實是一種必然。
　　義務教育學科培訓沒有前途了
　　「儘管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裏，教培行業起到了教育補差的正向作用，也爲發展素質教育貢獻了力量，在科技賦能教育的方向明顯領先於學校教育，但以應試爲主導的發展模式，違背了教育規律，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增加了家庭經濟負擔。」馬學雷分析說。
　　教培機構「超前培訓、超標培訓」，早在兩年前就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關注。如果從2014年《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開始看起，「減負」和「素質教育」是近年來教改政策的高頻詞，但却每每被束之高閣，「雙減」正是實現素質教育的抓手。
　　「『雙減』減掉的是學生重複性補習文化課占用的時間，置換出來的時間才能用來增加素質教育，實現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秦春華解釋說。而在「素質教育」補位環節，按照政策要求，學校將發揮主陣地的作用。
　　中國並不是第一個治理校外培訓産業的國家，在同樣重視教育的東亞地區，日、韓也都有過類似的舉措。從1968年到2009年，韓國歷經五届政府的努力，逐步取消了高中入學考試、實現高等教育普及，試圖從根源上移除升學競爭帶來的補課需求。然而，平准化高中教育要求國庫負擔私立高中教職工資和管理費用，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現實中城鄉教育質量的差距也促使學生爲維持競爭力而尋求課外補習。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經濟受到重創，精英教育呼聲抬頭。2009年，韓國提出了《高中多樣化300工程》計劃，建設了一批從環境設施到師資力量都更爲優越、升學率更高的「有特殊目的的高中」。被短暫壓制的補習需求再次釋放，公立教育和「影子教育」的鬥法還在韓國繼續。
　　不過，與日、韓不同的是，中國的學科參培主體在小學階段，據馬學雷等人對全國教培行業的調查顯示，小學參培率60％，初中占30％，高中參培率只有10％，而日、韓的主要學科參培者是高中生，其次是初中，小學階段的學科參培率最低。也就是說，日韓校外學科培訓市場對應的是高考剛需，中國當前教培是優質學校掐尖帶動的市場，滿足的是教育焦慮産生的超綱學習需求，而非高考剛需。
　　「之所以中國高中生很少去校外補習，是因爲校外高中培訓的整體實力不行。」馬學雷分析說。但高中階段的學科培訓還會繼續存在。在他看來，這主要是因爲目前高考的評價方式還不够完美，考試占比還會比較多，不過，根據「雙減」政策，高中學科培訓的發展空間將非常有限。
　　「不要僅僅看到政策對校外學科培訓的治理，更要看到整個基礎教育的系統改革。基礎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已經昭示，以後義務教育學科培訓沒有前途了。」馬學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培訓火爆的原因，是義務教育出現了問題，學校教育發展失衡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歷史上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那麽培訓機構在義務教育階段完全沒有機會。基礎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城鄉一體化。
　　教師輪崗，則被主管部門視作教育均衡化的一項核心措施。早在2003年，國務院就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强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隨後3~6年間，遼寧省瀋陽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十堰市、河南省南陽市、江蘇省徐州市等多個城市在不同時間分別出臺並實施了教師輪崗政策。
　　「2006年伊始的中小學教師輪崗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想通過教師輪崗來解決中小學教育不均衡發展問題，然而，教育不均衡是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當時通過單獨運行的教師輪崗政策遏制擇校熱、實現教育均衡發展，顯然是不够的」。一篇發表於2009年的《教師輪崗政策實施問題檢視》一文這樣總結。
　　這篇文章還指出，教師輪崗制在實施過程中還出現了政策未得到有效執行以及輪崗教師存在後顧之憂兩大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出現相關問題後，教育行政部門督查、糾偏不足，實際保障措施也未跟上。
　　在 「雙減」政策出臺後，各地又開始推行新一輪的教師輪崗。8月2日，江蘇省常州市出臺的具體政策是，在流動範圍之內的專任教師每6年須交流輪崗或支教一次，參加交流輪崗的專任教師分別爲本次應交流輪崗對象的15％，其中骨幹教師不低於本次交流輪崗對象總數的20％。
　　在即將到來的新學期，北京市也將大面積、大比例推進幹部教師輪崗。目前，北京市已有東城區、密雲區兩個試點區，並計劃在2021年年底前啓動全市六個區的幹部教師輪崗交流試點。
　　「十五年前的教師輪崗試點，還只是教育領域內部的一次嘗試，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背景下嘗試輪崗，還很蒼白，很多配套措施跟不上。現在，國家在教育領域內落實新時代教育評價方案、大力推進『雙減』政策、强力管控學區房，恰恰說明目前中國正面臨一場針對教育內卷化的革命，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舉措。」一位研究教師輪崗的業內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如是說。
　　阻斷內卷的根本之道是什麽
　　「在中國，小孩子剛剛六七歲就開始拼考試，被捲入搶奪下一階段優質教育資源的比賽中。最近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就是要從根本上阻斷教育內卷。」馬學雷說。而治理教培産業，只是一個開始。
　　秦春華也指出，「雙減」只是政策組合拳的其中一項。2020年出臺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根據該方案，同時還在推進高考改革，構建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考試內容體系，並對高等職業教育、研究生考試招生改革等層面同樣作出了規劃。
　　「按照目前的基礎教育改革制度設計，小升初環節將會完全解壓。」馬學雷分析說。根據中央文件，義務教育階段改革的關鍵詞是「均衡」。幼升小、小升初通過電腦搖號，根據學區就近入學，不唯分數，杜絕學校掐尖。
　　另一方面，相關政策提出「優質高中的招生名額將按比例分配到初中」，把招生名額分配到校，甚至分配到班，促進生源均衡。普通初中的學生按固定的比例進入優質高中，理論上可能會比高分學生扎堆的優質初中有更多機會進入好高中，從根本上消除「小升初」的競爭壓力。除非當地教育部門監管「跑冒滴漏」，甚至故意放水，執行不嚴。
　　學科學習强化應該從什麽時候開始？與「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綫上」的教培廣告相反，馬學雷表示，主流學術觀點還是主張不要搶跑，一些知識隨著年齡增長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小時候就被按在地上摩擦，長大後反而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和動力，而高中學生已經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高中發展的關鍵詞是「多樣化」、「有特色」，要推特色高中，比如美術高中、體育高中、語言高中、科技高中等。馬學雷分析，未來的美術高中將對應美術高考，科技高中對應强基計劃，高考階段的競爭也不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是把獨木橋換成多條賽道。
　　現階段，中考後的全國實際普職比是6:4，但政策一直强調「普職比大體相當」。不用等到高考，嚴酷的競爭和淘汰似乎在踏入高中校門前就已經出現。
　　「真正的教育應該是這樣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都是好孩子，中考不是用學科、分數來選拔、競爭、淘汰學生，而是根據學生的特點、愛好、天賦進行分流，適合學術研究的走普通教育的道路，有職業技能天賦和能力的走職業教育道路。」馬學雷分析。
　　大的學科培訓機構被削減後，以家教爲代表的小微學科培訓是否會遍地烽烟、四處游擊，則有賴於中考以上的系統改革。比如，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如果將來能像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一樣，沒有就業歧視、職業歧視，薪酬更高，只有實現了這些，大衆才能自願選擇職業教育，不一定非得培訓、應試，擠普高和高考。
　　職業教育是系統化問題。《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點》的其中一項，就是建立健全以縱向貫通、橫向融通爲核心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馬學雷解釋，縱向貫通，就是打通中職、高職、職教本科，以及將來的職教研究生（包括博士和碩士）。據悉，目前，國內的職教本科只有33所。
　　橫向融通，就是在各個階段，符合一定考核條件，學生可以在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轉換，不是一選定終身。還提出「國家資歷框架制度」，即普教與職教的本科等相應層次在就業方面將被一視同仁，都可以報考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編制。
　　理想照進現實需要時間。秦春華也坦承，至少要改變這一代人對教育的理解。但具體落到每一個人身上，誰都不願意當試驗品，承擔改革的陣痛。「雙減」政策出臺後，一位北京海澱區初一學生家長的真實感受就是「教育成本變高、教育質量變差、還莫名焦慮」。因「雙減」政策，她孩子的語數英綫下補課全停了，從學前就一直上的舞蹈班也因疫情暫停，只有一個英語綫上1對2小班還在進行。這位家長通過私人關係找到一位數學老師，在綫1對1補課。從綫下大班課換成在綫小班，課時費明顯增加。
　　這個海澱家庭在今年暑假的教育支出反而比往年多了30％。因沒有機構把關師資質量、負責課後作業管理，家長還要花更多時間管孩子學習。這位媽媽明確表示，只要條件允許，她不會讓孩子參加學校的課後托管，寧可花更多錢給孩子上有實質知識收穫的補習班。
　　「從社會收入結構看，居於金字塔尖和塔底的家庭都不會受到『雙減』政策的太多影響，最受折騰的就是我們中間這部分家庭。」這位家長無奈地說。她說，目前普高的升學率只有60％，意味著兩個初中生裏就有一個可能上不了高中，而眼下在中國讀職高的出路並不理想。「我們主張孩子平安快樂第一位，對孩子學習並沒有那麽焦慮，但沒有父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當小白鼠。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但凡有一點能力的家長，都不忍心讓孩子走職高這條路。如果不解決教育領域的一些根本問題，目前的減負其實只是變相地增加我們家長的負擔。」這位家長說。
（李明子、杜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