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南邊和東邊的小兄弟，都曾出現過高層叛逃事件，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東邊有黃文歡，南邊有黃長燁。
　　1979年，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文歡，經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叛逃」中國，被稱為「叛逃到中國的級別最高的外國領導人」。18年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黃長燁，走進韓國駐華大使館，叛逃韓國。
　　細心的人可能發現了，同樣是叛逃，黃文歡的叛逃加了引號，黃長燁沒加。
　　有沒有引號，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東西。
　　黃文歡到中國後，致力於發展中越友誼，得到了中國極高的評價，被欽定為「中國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在中國看來，黃文歡不是叛逃，而是在與黎筍反動集團作鬥爭，是奔向光明的義舉。
　　黃長燁去的是資本主義的韓國，光這一條就註定了他沒法加引號。而且他走的時候，給中國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煩，去韓國後，又到處爆料前老板的黑幕，讓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叛逃實錘。
　　二黃事件，雖然沒有當初副統帥折戟溫都爾汗般驚心動魄，但也是那個年代震驚世界的大事，值得細說一下。
　　今天先說黃文歡。
　　1905年，黃文歡出生於越南義安省一個教師家庭，父親黃鳴鴻是個教師，長年累月在外面教書，母親靠借債販賣綢布過日子。
　　雖然家庭條件並不優越，但黃文歡的父母很重視子女教育。黃文歡6歲時，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學習漢語，並隨親戚們到外地遊學。
　　幾年的遊學生涯，增長了黃文華的見識，也培養了他的交際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後來黃文歡積極投身革命並受到胡志明重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在這些方面的能力。
　　1919年，14歲的黃文歡進入法越學校讀書，在校期間，他的思想受到了啟蒙，開始對法國殖民當局不滿，遂萌發了革命思想。
　　年輕時的胡志明
　　1924年，胡志明（當時不叫這個名字）以翻譯的身份，隨蘇聯顧問鮑羅廷來到廣州搞革命。
　　當時，廣東是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孫中山在這裏搞三大政策，聯俄容共，革命氣氛很濃厚。
　　得知中國大革命的情況後，1926年黃文歡和十幾個越南青年一道，跋山涉水來到廣州，慕名投入了胡志明麾下。
　　胡志明將一部分人分到了黃埔軍校，黃文歡和另一部分人分到了政治訓練班——這個訓練班是胡志明創辦的，專門培養革命骨幹。
　　人生就是這樣，跟對了人比什麼都重要。進了胡志明的政治培訓班，未來意味著什麼？只要中途不犧牲，不犯組織錯誤，庸才也能混個地廳級。
　　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典禮，前排：汪精衛、張太雷，鮑羅廷
　　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廣州成了革命青年的天地，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共產黨的農民講習所、越南人的政治培訓班，以及其他的革命培訓機構，在這裏自由播撒革命火種。
　　不同國度的革命青年，經常在一起聽課學習，參加工農運動，搞文藝匯演，很多人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廣州期間，黃文歡參觀了黃埔軍校，瞻仰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還旁聽過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第一次工人大會。
　　據他後來回憶：「第一次到中國尋找革命，學習革命。當時心中既忐忑不安，又興奮不已，猶如在黑夜裏摸索的人看到了燈光，急速前進。」
　　1927年春，黃文歡從政治訓練班畢業，被胡志明派回越南。他以教書為掩護，開展革命和宣傳工作。之後又被派往泰國活動。經過幾年的實踐，黃文歡很快成長為能獨當一面的革命家。
　　1935年，黃文歡再次奉命來到中國，先後在南京、武漢、昆明等地，進行秘密的越南革命活動，具體工作是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部的工作，在越南僑民中宣傳革命，建立基層組織。
　　黃文歡有一個同鄉叫胡學覽，此人是白崇禧的同學兼好友，在南京參謀本部擔任中校參謀。黃文歡在中國活動期間，主要依靠胡學覽掩護和打通門路。
　　在胡學覽的活動下，黃文歡等人於1936年初到南京國民黨黨部，申請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得到了陳立夫的接見和批準，獲得了合作活動的身份。
　　之後，胡學覽還為黃文歡在南京參謀本部找了個文書的工作，幫他解決了生活難題（少尉軍銜，月薪30元）。
　　抗戰爆發後，黃文歡隨參謀本部撤離南京，先後輾轉武漢、長沙、貴陽等地，並於1939年在昆明落腳，以做裁縫為掩護，繼續搞革命。
　　這一時期，是黃文歡革命生涯的低潮期。
　　中國抗戰命運前途未卜，越南黨內四分五裂，情況很復雜。
　　胡志明資格很老，與莫斯科和中國的關系很密切，但他屬於拿著總部尚方寶劍的空降幹部，在本土根基不深。
　　30年代初，胡志明在香港被捕，關了一年，之後又被本土派排擠，逐漸失去領導權，在蘇聯坐冷板凳，1935年總部召開七大時，胡志明甚至成了自己昔日小弟黎鴻峰的顧問。
　　1938年，胡志明從蘇聯經新疆到達延安，之後隨葉劍英南下，在昆明、貴陽、桂林等地做一些工作。
　　在胡志明的履歷上，這一段時期的履歷寫得很簡略，往往一兩句話帶過，原因就在於此。
　　老領導大權旁落，黃文歡的日子也不好過。
　　1940年，印支共在南圻暴動失敗，包括黎鴻峰在內的數百名幹部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越南革命陷入癱瘓。
　　此時，黃文歡和另一個革命者武英，把已經中斷的黨內外聯絡關系重新建立了起來，並以中央的名義，迎接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聯絡站工作的胡志明回來，主持大局。
　　就這樣，胡志明再次出山，整合了分裂的黨組織，掌握了領導大權。
　　1940年6月，法國戰敗，印支革命迎來了新形勢。
　　胡志明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中越邊境地區，伺機向越南發展，然後奪取革命勝利。他們選中的地點是廣西靖西縣。
　　要在靖西縣搞革命，必須獲得中國當局同意。於是，胡志明、黃文歡、範文同、武元甲、馮志堅、武英等人來到桂林，面見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獲得了李的支持。
　　越盟（越南獨立同盟）在靖西縣建立了革命基地，被迫害的越南革命者紛紛來此匯合，接受胡志明對他們進行政治培訓。
　　1941年胡志明回國後，範文同、武元甲、黃文歡等人仍留在靖西搞革命。其中，黃文歡是越盟在靖西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靖西支部書記），負責在中國其他地方建立支持越南革命的據點。
　　在此期間，黃文歡充分發揮了他善於社會活動的能力，與各方人士的關系處理得很好，他還爭取了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支持（當年在廣州，黃與張有交情）。
　　為了便於黃文歡開展工作，張發奎任命他為「中越邊區政治工作隊」中校翻譯官。利用這個頭銜，黃文歡結識了第四戰區靖西指揮所主任陳寶倉將軍，兩人成為至交好友。陳寶倉幫助越盟培訓了很多爆破技術及其他軍事項目人才。
　　1942年8月，胡明志潛入中國，被疑為日本間諜而遭地方逮捕，呈報就地處決。
　　事情發生後，黃文歡請求陳寶倉、張發奎從中斡旋，保住了胡志明的性命。之後經總部力保，越盟承諾協助中國抗戰，蔣介石才於1943年9月釋放了胡志明。
　　1942年，越南革命的重點，逐漸從中越邊境轉移到了越北地區。這年年底，黃文歡返回越南高平，參加建設高平根據地和開辟越北解放區的工作。
　　越南革命走上了正軌，黃文歡也位列高級領導人之列，194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擔任越北解放區黨委書記，北越建國後，任國防部副部長。
　　1950年初，黃文歡來到中國，參加了中國第一批駐外大使培訓班，結業後，他負責籌備越南駐中國大使館。在李克農的協助下，黃文歡將使館選址在了史家胡同。
　　使館建起來後，胡志明任命他為越南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
　　黃文歡擔任駐華大使期間，中越關系處於蜜月期，關系好得恨不得穿一條褲子。
　　由於長期在中國革命和工作的經歷，黃文華視中國為第二故鄉，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廣式中國話，會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政治立場是親華派。
　　1957年，黃文歡卸任駐華大使。此前一年，他已當選為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回國後，擔任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此後二十一年，黃文歡的職位都沒有變過，變的是權力和待遇。
　　1966年，中越關系出現矛盾，1969年胡志明死後，黎筍成為話事人，矛盾持續升級，1975年越南抗美鬥爭結束後，兩國關系迅速惡化。
　　黎筍推行親蘇反中國路線，黨內親華派紛紛被剝奪實權，閉嘴靠邊站。
　　1976年越共四次代表大會上，黎筍以黃文歡「年老多病」為借口，將其排擠出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僅保留了一個國會副主席的頭銜。黃文歡自此失去實權。
　　然而，黎筍對黃文歡還不放心，派人跟蹤他，並在其住所附近和醫院病房安裝竊聽器。開會時也不安排他上主席臺，記者拍照時也刻意屏蔽他入鏡。
　　黃文歡的處境很孤立，甚至有生命危險。
　　中越戰爭後，越南方面舉辦勝利展覽大會，黎筍指定要求黃文歡參加開幕式，話外音——黃文歡不是親華嗎，讓他參見開幕式，既可以讓他不爽，也可以破壞中國對他的好感。
　　結果，黃文歡穿著中國式的軍裝、戴著中國式的軍帽，參加了開幕式，無聲地抗議這次大會以及黎筍的執政路線。
　　黎筍更加討厭黃文歡，黃文歡也意識到再留在越南性命難保，於是暗下決心逃往中國。
　　1979年夏天，黃文歡持續發高燒，久治不退，他懷疑自己患了癌癥，但醫生會診後說，他的肺部有一塊黑斑，懷疑是肺結核，建議到東德做進一步檢查治療。
　　黃文歡明白，這是他逃走的最佳時機，開始著手制定逃亡計劃。
　　作為一名經久考驗的老革命，黃文歡年輕時曾無數次逃亡跑路，對他而言，這次逃亡純屬小Case。
　　1979年7月初，黃文歡帶著一名秘書和一名醫生，先飛到了巴基斯坦卡拉奇。
　　在卡拉奇，他佯稱身體不舒服，要在這裏多待幾天再去東德，讓隨行秘書先去東德做準備。
　　支走秘書後，他瞞著醫生乘坐出租車來到了中國駐卡拉奇領事館，說明了事情原委，表達了想去北京的願望。
　　中國領事館請示上級後答應了他，第二天，中聯部一名副部長親自趕來卡拉奇迎接黃文歡。
　　黃文歡「失蹤」後，越南方面逮捕了黃文歡的隨行秘書和醫生，然後向各級組織傳達了黃文歡叛國投敵的情況，要求徹底肅清黃文歡一夥的流毒，把不符合政治標準的人清除出去。
　　8月9日，黃文歡在北京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了《致全國同胞書》，稱中國曾經在抗法、抗美救國鬥爭中，和越南人民一起犧牲，是並肩作戰的友邦。他還批評黎筍等人顛倒黑白，認友為敵。
　　不久，越南方面以叛國罪，宣布將他開除出黨。黃文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黎筍一夥把我開除出黨問題的聲明》，火力全開，猛批黎筍倒行逆施。受到了中國的高度贊揚。
　　黃文歡到達北京後幾天，就被確診為肺癌，經過不計代價的治療，病情有所緩解，但他期望得到根治。
　　9月5日，北京301醫院院長親自操刀，為黃文歡進行了肺癌手術，由於是早期，手術很成功，幾個月後癌癥徹底痊愈。
　　黃文歡躲過了病魔，保住了一命。另一邊，越南方面采取缺席審判的方式，以叛國罪判處他死刑。
　　此後，黃文歡長期居住在中國，天南海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不僅寫了長篇回憶錄《滄海一粟》，還寫了大量詩詞文章歌頌中國，一如既往地批評黎筍集團，為「恢復和發展中越友誼做貢獻」。
　　1986年黎筍去世後，中越關系趨向緩和，在黃文歡的問題上，越南方面也有所松動，先後允許他的兒子來北京探視，並允許他的夫人來華小住。
　　1990年北京亞運會，武元甲作為特邀貴賓參加開幕式，期間私下見了黃文歡，兩人還擁抱了。
　　繼黎筍之後上位的阮文靈，曾在1990年對中國方面坦言，想為黃文歡平反，把他接回越南，但得不到其他領導人的支持——黎筍雖死，但他遺留的勢力還很強大。
　　1991年5月，黃文歡以86歲高齡病逝，大佬雲集，備極哀榮。
　　按照黃文歡生前遺囑，其骨灰一分為二：一份撒在紅河源頭，順流回到親愛的祖國越南，一份留在中國，表達對中國的留戀和感激之情。
　　黃文歡去世6個月後，中越關系實現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