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郝柏村、陳長文的講話和我的講話，雙方的異同是很清楚的：
　　1.雙方都有意建立接觸的管道，發展兩岸關係。
　　2.大陸方面認為發展兩岸關係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和平統一；臺灣方面，當時作為國民黨內大陸籍傳統勢力代表人物的郝柏村，公開講的是讓臺灣民眾瞭解「臺灣的前途在大陸」，更讓大陸民眾瞭解「中國的希望在臺灣」，這也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委婉表達。當然，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另外的想法。隨著他權力基礎的鞏固，而越發凸顯。
　　3.大陸方面重申國共兩黨商談統一問題和其他重要問題；臺灣方面則明白無誤地關了門，表示「高層次的政治問題仍堅持『三不政策』」。
　　4.雙方對要當前談的內容存在明顯分歧。臺灣方面只想談事務性問題；大陸方面認為當務之急是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也就是涉及臺灣當局對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的政策限制。
　　5.大陸方面把與海基會的接觸放在「對於臺灣省任何團體和個人」的大框架內，「對兩岸交往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可分別通過適當途經達成協議」。臺灣方面則把海基會作為唯一的「接受台官方委託辦理各項涉及公權力的事務」的機構。
　　當時我和一些大陸學者對臺灣當局成立海基會的判斷
　　臺灣以民間的形式，用接受臺灣當局委託、授權的方式成立海基會，作為唯一的就涉及臺灣「公權力」的兩岸事務與大陸接觸、磋商的管道，無疑有它的種種考慮。
　　1987年底臺灣當局被迫開放探親後，兩岸人民交往、接觸日益頻繁，確實出現了一些需要雙方謀求解決的問題。正式擔任海基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臺灣著名律師陳長文，於1991年4月29日第一次率該會訪問團來北京與我見面，正式提出臺灣方面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就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臺灣當局成立海基會的某種考慮。
　　當時，陳長文提出的問題是：
　　1.海上糾紛問題。據臺灣方面的統計，從1989年12月到1991年4月，共發生兩岸漁民海上糾紛31起，其中兩件涉及人命。臺灣漁民對此反應強烈，臺灣當局有關部門對此也很關切，希望大陸方面與臺灣方面合作及時處理並採取預防措施。
　　2.大陸地區人民違反規定進入臺灣地區問題。據告，從1987年7月到1991年4月，大陸地區人民違反規定進入臺灣地區的有13219人，其中已遣返12566人，希望大陸方面加強管制。
　　3.走私問題。特別是武器走私問題，希望從治「根」、治「表」兩個方面考慮。
　　4.文書驗證問題。當司法部副部長魯堅會見陳長文時，後者提出：「文書驗證將是基金會特別要與主管部門探討的內容。」「我們想通過部長您和您指定的人和部門，向我們提供大陸各地公證處的詳細地址、印鑒、公文格式。」陳長文所以要這些東西，顯然是為了檢驗大陸提供的公證書的真偽。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浮在面上」的考慮外，當時判斷：臺灣當局和有關人士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這些考慮包括：
　　1.擺脫兩蔣時代定下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被動處境。臺灣當局的這種做法，相對於中共方面多年來關於國共兩黨和談、討論統一問題和兩岸關係問題的呼籲，顯得很不理性、十分僵硬、非常被動，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也越來越遭到臺灣民眾的質疑。成立海基會，既可以辯稱臺灣當局官方仍堅持「三不」政策，又可以減緩中共方面關於國共兩黨和談的壓力。而且，正如陳長文4月29日來訪時對我說的：「海基會所接觸的事務是純粹功能性的，不可能涉及政策問題的磋商，更談不上政治問題。」這樣，臺灣當局就可以把議題單方面地設定在臺灣希望或者願意討論的問題上，把大陸方面主張討論的「三通」等所謂政策議題以及和平統一之類政治議題，排斥在討論議題之外。
　　2.臺灣某些政界人士懷有反對「台獨」的願望。蔣經國在臨終前取消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後，「台獨」勢力紛紛公開活動。事實上，就在海基會成立的1991年，民進黨召開了「人民制憲會議」，將臺灣定名為「臺灣共和國」，並通過了「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此後，民進黨又把「建立臺灣共和國」寫進黨綱。民進党還加強了和國民黨當局在「立法院」和街頭的抗爭。民進党和「公民投票促進會」「臺灣教授協會」等10多個團體，在聯合國開會時還派出「宣達團」到紐約，在街上散發傳單，要求「重返聯合國」。而當蔣經國去世後，臺灣省籍的李登輝很快掌握臺灣黨政大權，與其關係密切的國民黨「立法院」最大派系「集思會」則和「台獨」勢力一唱一和。
　　面對上述嚴峻形勢，國民黨內反對「台獨」的政治勢力，可能是憂心忡忡的。他們希望發展兩岸關係，有人還主張兩岸最終應走向統一，來抵消「台獨」活動單方面對臺灣政治發展前景造成的影響；也不排除有人擔心「台獨」分裂勢力的膨脹，將使他們本人的政治地位喪失。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民黨內反對「台獨」、追求發展兩岸關係的政治勢力，積極推動海基會的成立。陳長文把海基會定位在「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反映出他反對「台獨」，希望發展兩岸關係的苦心。
　　3.想實際上形成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局面。李登輝為首的臺灣當局於1990年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放棄「反共複國」，其目的就是想逐步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大陸、「中華民國」控制臺灣，從而達到相互承認為對等的政治實體的目的。1991年公佈的《國家統一綱領》，也以「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作為「初級階段」進入「中級階段」的條件。而對於所謂「政治實體」，臺灣當局並未排除其具有獨立國家的含義。就在海基會成立前後，臺灣軍方中斷了廈門海關因追查走私船而進入臺灣海峽臺灣一側的緝私活動；而在處理「閩獅漁」事件過程中，臺灣當局突出強調「司法獨立」。因此，當時就判斷臺灣當局想利用海基會，搞「對等的政治實體」。
　　4.搞政治滲透。中國歷經八九風波不久，李登輝公開鼓吹「和平轉變大陸」，以配合外國反華勢力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圖謀。在1991年「雙十」講話中，李登輝聲稱：「共產主義已經走到了末路」，「中華民國建國、複國的目標，已經是勝利在望」。他認為：要趁現在全球性「民主思潮」衝擊之機，加速造勢，「將全球民主思潮和共產政權相繼崩潰的實況傳播到大陸的每個角落」。另外，臺灣當局還大肆鼓吹「臺灣經驗」，企圖憑藉臺灣「經濟實力」，向大陸推廣「臺灣經驗」，「以小吃大」。
　　總之，臺灣當局成立海基會，是國際和島內以及大陸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產物，是國民黨內部反對民進党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和與民進黨眉來眼去的政治勢力都能接受、都想利用的工具。從海基會由與郝柏村關係密切的陳長文來擔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情況看，海基會成立之初，基本上控制在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的人士手中。
　　海基會訪問北京
　　1991年4月28日至5月4日，海基會在成立5個月後，在陳長文的率領下，第一次正式來北京訪問。當時，海協會尚未成立，經批准，我以國務院台辦副主任的身份，先與陳長文一行舉行兩次會面；並安排吳學謙副總理在訪問團結束訪問時會見他們，還安排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兆國會見他們。
　　5月4日上午，吳學謙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陳長文和海基會副秘書長陳榮傑，我在場作陪。大陸負責對台工作的高層人士公開會見得到臺灣當局授權的人士，這應當說是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儘管會見中雙方表明的觀點有很大分歧，但無論如何不能削弱這樣一個事實背後的含義：形勢的發展，終究促使臺灣方面以適當的名義、在有限的議題範圍內，與大陸方面接觸、商談。
　　吳學謙對陳長文全面、扼要地闡明了大陸面臨的任務和對台方針政策。他指出：我們要保持大陸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90年代，我們希望祖國和平統一事業取得更大進展。他闡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國共兩黨談判的立場，以及大陸方面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考慮。他明確指出：「我們為什麼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一是因為還存在外國勢力干涉臺灣事務的危險；二是臺灣內部有『台獨』活動。我們不會打臺灣同胞，『同胞不會打自己的同胞』。」
　　針對臺灣當局關於「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和向大陸推廣「臺灣經驗」、要求外交上的「國際生存空間」等主張，他指出：「如何實現國家統一，要從實際出發，不要從主觀和一己的私利考慮。向大陸推廣『臺灣經驗』，不符合實際，是行不通的。」「舊法統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也維持不了。不存在我們矮化臺灣的問題，臺灣同胞也是中國人，我們不會矮化自己的同胞。事實證明，臺灣只能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北京，但我們不會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名義進行談判，而是主張國共兩黨談判。」「一個主權國家只能有一個政治實體，有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成為兩個國家。坦率地說，臺灣當局要求『政治生存空間』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對臺灣當局發展對外民間性質的經濟活動不持異議。」
　　他還說：臺灣當局制訂了一份關於統一問題的「綱領」，我們已通過有關方面負責人的談話表明了態度。我認為，應當將「統一綱領」中列入第二階段的直接「三通」和「高層人士互訪」這些事，放在第一階段來做。雙向交流，直接「三通」，是和平統一的必備條件之一，應當儘早實現。
　　在此之前的5月3日上午，王兆國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陳長文、陳榮傑等人。
　　他向對方介紹了「一國兩制」的內容和中共方面主張國共兩黨談判的原因，說：如果以兩個對等政府的名義談，會造成「兩個中國」；如果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名義談，臺灣當局難以接受；因此還是國共兩黨談判好。同時，我們也重視臺灣其他黨派團體和人士的作用，注意吸取他們的意見，共商國是。
　　他還特別就「三通」問題作了說明，說：我們認為要儘早實現雙向交流和直接「三通」，這完全是為兩岸人民的利益著想，也是客觀的需要。但是臺灣當局有些人由此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大陸有求於臺灣的資金和技術，因此將直接「三通」作為一種政治籌碼，提出了不切實際的條件，這就不對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利用境外各種資金達數百億美元，而據臺灣自己的統計，到大陸投資的台資項目2503項，協議金額6.6億美元，可能台資只占很小一部分。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雙向交流和直接「三通」的條件已經成熟，我們希望海基會在這方面作出實際努力。如果海基會沒有得到這方面授權，可以爭取授權，來談直接「三通」的問題。可以先從容易的做起，例如直接通電話、開辦郵寄包裹業務，這應當說沒有什麼困難，可以先通，爭取突破一點。
　　他表示：我們重視海基會的作用，希望海基會自己比喻為兩岸之間的橋樑的這座橋不是一座獨木橋，而是一座沒有障礙的大橋。他認為：海基會與國務院台辦、國務院有關部門、民間機構，談得越深入、解決的問題越多，談的層次越高，越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他還邀請海基會名譽董事長孫運璿、董事長辜振甫、副董事長許勝發訪問大陸。
　　在吳學謙會見陳長文時，陳長文表示：在臺灣的中國人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中國屬於全體中國人。希望不要說中央和地方的問題，不能因為大陸大、臺灣小，就這麼說，還是兩岸「優勢互補」比較好。我們的「統一綱領」宣佈只有一個中國，李登輝先生、郝柏村先生都堅決反對「台獨」，在臺灣只有一小撮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關於雙向交流問題，他說：我們的「統一綱領」強調要擴大交流，以互惠化解敵意。現在共產黨員入台，仍有法律障礙，但是，《兩岸關係條例》通過以後，可以解除對共產黨員入台的限制。對此，我們是很樂觀的。他還說：你們主張國共兩黨談判，這在臺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行不通。
　　在王兆國會見陳長文時，陳長文表示：關於直接「三通」問題，對大陸的強烈要求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個人認為目標是一致的，但這是第二階段的事。海基會目前只受權解決事務性問題，無法談這方面政策性的問題。至於先直接通電話、開辦包裹業務，回去再考慮。關於邀請孫運璿、辜振甫、許勝發一事，他表示將回去轉達。
　　我與國務院台辦綜合局局長鄒哲開以及綜合局的同事們，在4月29日上午和5月2日上午，先後兩次會見陳長文、陳榮傑以及海基會訪問團全體成員。由我出面會見時，當時確定定位在負責臺灣工作的國家政府機關負責人會見臺灣民間團體負責人的層次上。因此，雙方只是交換意見，不是談判，也不達成任何協議，以避免造成兩個對等的對口單位之間談判的印象。為了內部工作與會見活動的方便，國務院台辦租下釣魚臺國賓館的一棟樓，台辦的人員就住在樓上，而會見就在樓下的會議廳舉行。
　　4月29日上午，我在會見開始就提出了國務院台辦關於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具體問題應遵循的原則的五點主張。臺灣一些報刊把它稱為「唐五條」。具體內容是：
　　1.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的統一是臺灣海峽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和神聖使命，兩岸同胞都應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
　　2.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也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
　　3.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考慮海峽兩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現實，應消除敵意，加深瞭解，增強共識，建立互信，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各種具體問題，維護海峽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
　　4.積極促進和擴大兩岸同胞的正常往來，儘早實現直接通郵、通航、通商，鼓勵和發展海峽兩岸經濟、文化、體育、科技、學術等各方面的交流。
　　5.海峽兩岸許多團體和人士致力於促進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應繼續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為解決海峽兩岸交往中各個方面的具體問題，應儘早促成海峽兩岸有關方面以適當方式直接商談。
　　在5月2日的第二次會面時，我就陳長文提出的海上搶劫、走私、私自入台等問題，說明了我方態度和立場；並提出要求臺灣當局停止向在臺灣海峽捕魚的大陸漁船、漁民開槍開炮，嚴禁扣押在海上正常作業的大陸漁民，解決滯留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回台的問題。對海基會關切的海上糾紛、小額貿易、海上交易、私渡打工等問題，也作出了回應，達成了一些共識。
　　陳長文對我方關於解決海上搶劫、走私以及私自入台問題的原則意見表示贊同，認為大陸方面的做法是務實的，實事求是的，是有誠意的，表示願意進行合作。
　　他還說：關於兩岸「三通」和雙向交流，大陸方面的意見他已瞭解。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臺灣地區的中國人和主管都希望往統一方向走。但這目標不能一蹴而就，只能謹慎地、階段性地、較快地往前走。「三通」不是我和海基會職掌範圍，目前不能通的背景是中國統一是分階段的，臺灣方面把「三通」作為中程目標。這樣做與兩岸形勢整個環境有關，有條件上的制約，如大陸方面不給臺灣國際空間，怕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有這種顧慮對一個不是中國的人來說可以理解，但對一個已確立統一目標的中國人來說顯然不正確。這說明雙方瞭解不夠，既然這樣，不如回到一步一步做實事上，建立一個穩定、互信的基礎。
　　陳長文在來訪時曾提出海基會要求在大陸設立分支機搆問題。由於對這種分支機搆的設立與我反對兩岸互為對等政治實體和防止臺灣政治滲透問題之間的關係尚需仔細評估，因此我在與陳長文見面時僅表示：將在商談中討論。希望陳先生認真考慮我今天提出的幾條原則意見，作出回應，我們將綜合起來研究（海基會以後未再提在大陸設分支機搆事宜）。
　　這裏要順便提一下，對於我上面提到的五點，李登輝在1991年4月30日的記者會上有過公開的反應。他說：「昨天，陳長文先生在大陸見到唐樹備先生的時候，對方提到的幾項原則，其中第五點，『以後對臺灣方面的工作，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管道、基金會、人民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剛才本人在這裏已經強調過了，和大陸之間所有問題的解決，只有一個管道，沒有第二個管道，只有海基會代表一切。」（以上內容可見1991年5月1日臺灣《中央日報》）
　　研究和確定對台中介團體的對策
　　早在1990年，我作為國務院台辦分管研究組和交流組的副主任，就與研究組的同志一起，研究臺灣成立中介機構的考慮和我們的對策意見。我在參加為中共中央1990年12月召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起草會議文件的工作時，就想爭取把如何應對臺灣當局想設立的兩岸中介機構，列入將來要由中共中央發佈的這個文件中。
　　在此之前，一位島內人士私下來北京告稱：臺灣方面希望成立一個「公權認可」的中介團體，希望大陸方面配合。他認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開四十年，互相認識不夠。彼此的爭議，我看90%是由於誤解，不能直接見面溝通，像我們這樣見了面就好說了，見面三分情嘛。」他還稱：臺灣即將成立的中介機構「處理的是事務性、不是政策性問題，但可作為可靠的、直通最高層的傳話管道」。他還希望大陸也成立相應的機構。
　　當時，對於我們党提出的國、共兩黨談判的主張，臺灣方面表示難以接受，並提出通過兩岸中介團體接觸、對話的意見。考慮到這一情況，在為中央全國對台工作會議準備的文件草案中，我代表國務院台辦提出了「海峽兩岸有關部門或個人以適當名義接觸、商談」的意見。上述意見，經吳學謙主持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會議討論由全國對台工作會議討論通過，經中央正式批准後，成為中央正式意見定了下來。它具體化了江澤民1990年6月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回應了臺灣當局的主張，具有可操作性，是中共中央在兩岸談判名義問題上的一個新的重大舉措，為後來海協會的成立和兩會接觸、商談的進行鋪平了道路。
　　中央決定在兩岸談判的名義問題上作出調整，我認為，除了解決兩岸民間交往中衍生的具體問題外，當然有著更深的戰略考慮。除了想先以雙方可以接受的名義、從層次低一些的先談起來，逐步提高談判層次和議題檔次，最終導向兩黨政治談判外，鄧小平還曾講過這樣意思的話，就是兩岸談起來是對「台獨」的牽制。鑒於「台獨」勢力在臺灣島內活動猖獗，當時的判斷是：我方不拘泥於兩党談判的名義，用別的名義先與國民黨談起來，對國民黨內反對「台獨」、主張統一的力量是一種支持。
　　中央決定在兩岸談判名義問題上採取上述靈活措施，我認為，還與下述判斷有關：兩岸統一問題既然很難較快解決，在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上，就強調「應當進一步擴大人員交往和各種交流，特別是加強經貿往來」。兩岸經貿往來當然是互補互利，對兩岸都有好處。兩岸經貿往來與兩岸政治上的統一是兩回事，但它卻對穩定兩岸關係有積極作用。
　　對海協會成立時的形勢估計
　　1991年10月，我作為中央台辦和國務院台辦的副主任，出席一個座談會，應邀就臺灣問題發言。
　　我說：「當前，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舊的世界格局已經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暫時處於低潮，我國在意識形態上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壓力。這一變化對我國的安全環境產生了長遠的、深刻的影響。」
　　在談到「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國家統一和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時，我認為：
　　1.臺灣當局「和平轉變大陸」的幻想增加，反共拒和的立場更加頑固。
　　2.臺灣當局大陸政策趨向強硬，突出強調對等政治實體和法律主權原則，推行「一國兩府」。
　　3.「『台獨』活動日趨猖獗，已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一大障礙。」
　　4.「美國對台政策顯示出某種調整的跡象。」「在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形勢下……利用臺灣問題對我施加壓力，並以臺灣為『樣板』和『跳板』，促我『和平演變』。」「過去一段時期內，臺灣問題沒有成為中美之間的尖銳問題，是因為一個矛盾掩蓋著另一個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臺灣問題還會冒出來，成為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的一個突出問題。對此，我們要有準備。」
　　對於李登輝，我當時的觀點是：「李登輝雖不想與我和談統一，但目前也不會公開放棄偽法統。」
　　上海一位研究臺灣和亞太地區形勢的學者，曾在1992年11月寫了一篇專門論述李登輝執政後臺灣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就李登輝而言，一方面他沒有強烈的統一意願，另一方面又不能丟掉統一的旗幟。他在執政期內在兩岸關係上所要追求的目標是：大陸承認臺灣為對等政治實體，謀求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逐步取得主權國家的地位。李登輝的這種目標在臺灣具有普遍的民意基礎，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對該目標並無異議。該目標與『台獨』主張的分歧僅在作為主權國家的名稱應為臺灣還是『中華民國』。」
　　這份報告還認為：「由拖而不談到願意談，是李登輝迫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壓力，也希望以此途徑使我接受其政治條件。這種談以經濟及事務性問題入手，但其實質是討論『國統綱領』所提出的政治條件，確定兩岸的相互定位，從而給兩岸的經貿和其他往來提供政治框架。」報告預測：「在我把實現『三通』作為主要目標的情況下，臺灣的決策圈子裏已經亮出了最高要價和最近要價。最高要價為承認臺灣為對等政治實體」。
　　以上的一些觀點，我認為大體反映了從事對台工作或臺灣研究的人士，在臺灣成立海基會和我方成立海協會前後，對大陸所處國際環境和李登輝上臺後臺灣形勢的若干基本認識。
　　中央批准成立海協會
　　海基會於1991年4月底來訪時，我們並未正式決定成立與其相應的受權民間團體。隨著雙方交往的發展，兩岸海上衝突和糾紛的不斷發生，我方與海基會的聯繫越來越頻繁。特別是在處理1991年「6•13鷹王號事件」與「7•21閩獅漁事件」兩起案件中，國務院台辦都是通過海基會與臺灣當局打交道。長此以往，將使國務院台辦這一中央對台工作部門減少回旋餘地。而且，兩岸下一步有可能要就某些問題舉行談判和簽署協議。為此，我們開始考慮成立類似海基會的相應的受權民間機構。建議成立相關機構的報告得到江澤民、李鵬、楊尚昆、吳學謙等批准，李鵬總理還為這個受權民間團體批准了30個編制。
　　1991年11月7日上午，吳學謙在中南海紫光閣再次會見海基會訪問團。吳學謙正式把大陸方面決定成立受權民間團體的決定告訴陳長文。他說：臺灣當局的一些領導人一再表示希望我們成立受權的民間團體，我們尊重你們的意見，成立了這樣一個團體，以便就兩岸事務性問題接觸商談。這個民間團體今後合作的主要對象是海基會，當然也可以與其他願意促進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團體和人士合作；主要的工作目標是儘快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和雙向民間往來。為了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這個團體將接受有關方面的委託或授權，處理有關兩岸往來中具體問題和涉及兩岸事務性問題的商談。
　　吳學謙說：我們成立民間機構是為了擴大現有的兩岸民間往來，增進兩岸的溝通與瞭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基本方針有任何的改變。我們仍然堅持一貫的主張，由國共兩黨儘早接觸，商談祖國統一問題。在統一之前，兩岸先開放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
　　在中央原則上決定成立海協會後，我和台辦同志一起，研究草擬成立中介團體的章程草案。
　　章程（草案）規定：「本會定名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是社團法人。」「本會以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為宗旨。」章程（草案）除強調「加強同贊同本會宗旨的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的聯繫和合作」外，明載「本會接受有關方面委託，與臺灣有關部門和授權團體、人士商談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有關問題，並可簽訂協議性文件。」章程（草案）還寫入「本會根據需要設辦事機構」一句。我對台辦的同志說：寫入這一句，用意包括將來有需要和可能時到臺灣設辦事機構。
　　確定名譽會長、會長人選
　　關於海協會名譽會長人選，台辦建議由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著名企業家榮毅仁擔任。經中央批准後，國家主席、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親自向榮老徵求意見，取得了後者的同意。榮老對兩岸關係和海協的工作很關心。後來，我多次到位於三元橋附近京城大廈他的辦公室彙報工作。有些海協會接待的臺灣客人，需要請他見的，他都答應安排。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還向海協會捐贈25萬元人民幣，其負責人之一經叔平還出任海協會副會長，後改任海協會顧問。
　　榮老出任國家副主席後，考慮到不方便，提出辭去海協會名譽會長的職務。之後，他還是很關心兩岸的事。我就曾經應召，到他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向他彙報有關兩岸關係的情況。
　　汪道涵會長出任海協會職務，據我所知是中央組織部提名、徵求王兆國意見後，報中央決定的。1983年秋，我曾出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由於上海市和舊金山市是友好城市，汪道涵當時作為上海市市長曾兩度訪問舊金山，而我作為總領事都有陪同。當時，他學識廣博、談吐溫文儒雅，思想開放，給我印象深刻。
　　在中央批准汪道涵出任會長後，台辦曾約請他專程來北京。吳學謙在人民大會堂約見他，並共進晚餐，王兆國和我作陪。吳學謙代表中央正式告訴他這個任命，並說：海協會由中共中央台辦直接管，向其負責，希望他對海協會的工作多提意見和建議。海協會的重大事項，應徵求他的意見。汪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後，經中央批准，參加新組建的以江澤民為組長的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正式參加中央對台方針政策在中央正式決策前的醞釀和討論；但是，海協會的領導關係，仍維持當時吳學謙宣佈的原則。
　　當時，在台辦副主任之中，孫曉郁分管交往組。而兩岸之間的許多事務，如海上漁事糾紛、私自進入臺灣打工而被遣返等，均屬交往組的職責範圍。因此，陳長文來大陸，原來也都是由國務院台辦交往組和孫曉郁承辦和處理的。但因為對臺灣中介團體的對策是由我主管的研究組承擔的，因而大約從1991年起，陳長文這方面的事務，逐步轉為由我來主管。在確定成立海協會後，經批准，由我擔任其常務副會長，日常工作由兩辦（是指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和國務院台辦）合併後新成立的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綜合局承擔。由於海協會是以民間團體的名義對外的，我主動提出，不再擔任國務院台辦的發言人。
　　王兆國聽取了我的意見後，決定：不應突出我國務院台辦副主任的身份，但仍可公開我中央台辦副主任的身份。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00年7月我正式退出台辦副主任和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為止。
　　1991年12月16日，海協會成立大會在北京首都賓館舉行。協會理事由國務院台辦各局局長，中央、國務院涉台部門的局級幹部，長江以南沿海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六省、市台辦負責人，經貿部所屬的幾個大貿易公司，部分從事臺灣研究的學者等組成。成立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協會的名譽會長、會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聘請了顧問，決定了秘書長的人選。
　　吳學謙、榮毅仁、王兆國、汪道涵在海協會成立大會上講話。吳學謙與榮毅仁、王兆國、汪道涵一起，會見了全體顧問和理事。晚上，還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宴會，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應邀出席了宴請。王兆國在宴會上講話時，轉達了國家主席楊尚昆對海協會成立的祝賀。
　　由我主持起草，經王兆國、吳學謙審定的吳學謙在海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也是中共對台工作負責人第一次在公開講話中向國民黨發出國共合作聯手制約「台獨」的強烈暗示。
　　在起草吳學謙講話時，我對有關同志說，海協會和海基會的接觸，實際上是國共兩黨接觸的前哨，是兩黨接觸的第一步。我從「台獨活動日趨猖獗，已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一大障礙」的認識出發，認為只要國共兩黨合作，「台獨」就成不了氣候。因為國民黨有顧忌，吳學謙在海協會的講話當然不應提及國共兩黨合作的事，但要有這個含義。早在1982年7月，廖承志在給蔣經國的信中就說過：「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予。」儘管當時不存在島內「台獨」勢力增強的形勢，但他更多指的是「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當時，一部分外國政治勢力正在支持「台獨」。因此，要使國民黨認識到，如果不搞國共合作，對付「台獨」，國民黨是要吃虧的。吳學謙的講話稿正是在上述思考下起草的。
　　吳學謙說：臺灣島內「台獨」分子企圖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危險圖謀遭到了島內各界人士、民眾和輿論的紛紛譴責和反對。「台獨」勢力的分裂活動，危害中國的統一大業，不僅不利於臺灣島內的穩定，也不利於國民黨當局，更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為了有效遏制「台獨」活動，海峽兩岸應共同努力，全面發展兩岸關係，加強兩岸的往來與聯繫。
　　遺憾的是，之後，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持下走上了與民進黨在對付大陸方面一唱一和的道路，最後失去在臺灣的政權。廖承志「偏安之局，焉能自保」的話不幸言中。
　　王兆國代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講話，宣佈：「國務院台辦將根據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需要，委託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臺灣有關部門授權團體、人士商談海峽兩岸交往中的事務，包括簽署協議性文件。」
　　他還回顧了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大陸方面一年來為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採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指出：「6月7日，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負責人受權發表談話，提出了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三點重要建議；4月，我們向臺灣方面提出了處理兩岸交往中具體問題應遵循的五項原則；7月21日，我們重申兩岸有關方面就合作打擊臺灣海峽的海上走私、搶劫犯罪活動，儘快進行接觸商談並達成協議的建議。11月，雙方在北京就這一問題進行了程序性商談，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他在回顧一年來兩岸經貿、人員往來方面的新發展時，還說：「總的來說，今年兩岸關係是向前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兩岸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兩岸人民迫切要求的直接『三通』還未實現。」「最近一個時期『台獨』活動猖獗，破壞了島內的穩定」。「在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形勢下，協會的成立必將推動和擴大兩岸各方面的交往和交流，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
　　199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新的領導班子，江澤民再次當選總書記，楊尚昆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也不再分管對台工作。對台工作改由江澤民總書記直接負責。1992年12月16日，在王兆國的建議下，江澤民在中南海專門接見海協會會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及秘書長，以表示對其工作的重視和支持。王兆國和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其他領導成員參加了接見。江澤民在接見時發表了談話，與大家合影留念，還在中南海設宴招待部分被接見人士。我出席了宴請。會見時，王兆國彙報了當年的對台工作情況，汪道涵彙報了海協會一年來的工作情況。江澤民在聽取彙報後，肯定了對台工作，說：一年來，兩岸關係有較大發展，並在一些方面有突破，特別是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發展勢頭很好。他稱讚海協會在過去的一年裏為兩岸民間交往做了許多工作。
（下，唐樹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