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已經接力「全面小康」，成爲近期最「新」熱詞。這一當年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多次承諾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在被不少人幾乎淡忘後，重新强勢回歸公衆視野。
　　11月8日至11日舉行的十九届六中全會，再次提到「促進共同富裕」。會後發布的公報稱，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共同富裕，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强盛、中國美麗。
　　11月12日中共中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表示，共同富裕沒有捷徑，不是變戲法，必須靠14億多中國人民艱苦奮鬥來實現。
　　此前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曾專題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首次對「共同富裕」的理念及相關政策方針作了細化闡釋。會議强調，這既是「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的需求，又是「長期執政的基礎」。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繼日本之後的又一個東亞經濟奇迹。然而，中國居民的收入、財富差距也呈現出擴大趨勢，收入分配失衡問題突出。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强調，要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以及「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與此同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整肅經濟秩序的舉措，打擊平臺企業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爲，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對大型互聯網企業的監管，收緊企業海外上市規定，規範治理校外培訓機構等，防控可能發生的風險。而早在今年5月，浙江省已被選爲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探路先鋒」。
　　外界評論認爲，這意味著共同富裕或將從文件走進現實，而共同富裕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也將長久嵌入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對中國來說，「共同富裕」並非新概念。它可以追溯至1953年，當時，經歷多年戰爭後的中國剛剛完成重建，亟待探索未來發展之路。「共同富裕」的口號應運而生，意在引起更廣泛階層的共鳴。
　　鄧小平也沒有忘記「共同富裕」。作爲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强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但毛澤東時代開展的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並沒有帶來共同富裕，反而導致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鄧小平時代改弦更張，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希望先富帶後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一部分人確實已經先富起來，但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却越來越大。
　　以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爲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2008年中國基尼係數達到一個歷史高值0.491，明顯超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規定的朁戒綫0.4，高於同期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2008年之後中國基尼係數有所下降，但也一直都高於0.4，其中2015年是0.462，2016年是0.465。
　　究其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在其出版的《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一書中稱，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所致。
　　蔡昉分析，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各種經濟成分都需要參與市場競爭，需要資本化運作，包括國有資産。但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現象却大蛩産生：部分群體和個人利用社會轉型中制度規則的漏洞，把屈於社會和國家的財富以各種形式據爲己有。
　　時至今日，通過不公平分配得到了巨額社會財富者，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富或者說富豪階層。這部分人雖然從數S上來講不大，但産生的社會影響相當大，帶來的社會震蕩劇烈。
　　數據顯示，中國已經成爲全球第二大富豪産生地，是世界上産生富豪速度最快的國家。儘管許多普通人在疫情下生計艱難，但中國身家過億的富豪們却比往年更加富裕。「胡潤富豪榜」2021年初的統計也顯示，過去5年中，中國億萬富翁的人數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000多人。
　　「當然，富人增加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中國的問題在於，富豪階層的財富積累過程與分配不公有著割不斷的聯繫。」蔡昉分析稱。而且，中國的富豪階層還呈現出行業集中、財富積累渠道集中的特點。
　　據2007年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統計，中國41%左右的財富被0.1%的「富豪家庭」掌控。而中國富豪群體的財富積累渠道，主要集中在低價收購兼並全民所有制企業，上市圈錢和進人房地産、礦産等行業。
　　另據招商銀行和貝恩資訊聯合調查並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擁有1億元人民幣可以投資資産的人群中，27%已經完成了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而長期投資、創業型投資則早已撤離至海外。在執政黨看來，這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安全來說，顯然是個極其危險的信號。
　　導致以上問題産生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已經遠遠超過了勞動回報率。事實上，即使不看經濟學數據，這也是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變化。
　　一個事實更能說明問題：2005年之前畢業的大學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勞動在大城市買下一個棲身之所，但越往後，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就被房價增長的速度甩得越遠。以至於許多人將這種提早買房的行爲稱爲「上車」：雖然房價一直飛漲，但只要提早買到了房子，房價漲自己的資産也在漲，就不至於被時代的列車甩下。因爲這套房子升值的錢，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辛苦工作一輩子也賺不到的錢。
　　不過，諸如房子、土地、礦場、原料等生産資料畢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車」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時至今日，在很多年輕人還沒出生的時候，中國這輛經濟快車就已經發車了，等他們大學畢業進人職場，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上車」的機會。
　　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輿論場逐漸出現了「佛系」「躺平」「內卷」和「打工人」等互聯網熱詞。當年輕人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上車」的時候，不得不無奈接受現實；在發覺努力也不可能有所改變的時候，乾脆選擇放棄努力。而其他還想去追趕經濟快車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資源裏相互傾軋，這便是所謂的「內卷」。
　　這將不可避免地撕裂中國社會。回顧最近幾年，拜金炫富與底層民衆，尤其是很多年輕人的幻滅和無力感形成鮮明對比，而「佛系」「躺平」「富二代」「打工人」「屌絲」「996工作制」「內卷」等詞彙頻出，都是這個時代分化的生動寫照。
　　蔡昉在書中寫道，由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向少數人的集中，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産生了相對剝奪感，即使中髙收入的工薪勞動者，也常認爲自己屬於社會的低收入階層或弱勢群體，這種相對剝奪感甚至比一般的收入不均等、絕對貧困，更容易導致社會不滿和衝突。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
　　10月15日，《求是》雜志釋出習近平此前在中央財經委會議上的講話，其中亦明確提到，「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渠道，給更多人創造財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
　　資本回報率太髙的另一個負面效應，就是令市場投機行爲變得更加普遍。比如，現在觀察中國經濟，基本離不開一個「炒」字，從以前炒房子、炒股票，到現在很多人炒鞋子、炒比特幣及以太幣等數字貨幣。中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壓力時時刻刻都存在。
　　另一方面，富人越來越有錢，他們的消費增幅却不太可能和財富增長保持同步。但窮人的收入增長放緩甚至相對收入下降，必然導致其消費水平的縮水。當大多數人的消費不增長的時候，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甚至導致經濟增長的啞火。「一業興而百業雕」，這是決策層不願意看到的。
　　更糟糕的是，在執政者看來，中國的資本現在也出現了美國資本集團一樣的苗頭一逃避社會責任。就像現在普遍存在的大廠外包現象，比如外賣企業，將數千萬快遞小哥全部外包出去，不給他們繳納醫保和社保。
　　中共高層擔心，如財富差距持續擴大，不但威脅社會穩定，還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前所未見的永久性損害。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已不單單是經濟問題，更是關係到中共執政根基的重大政治問題。
　　從「先富」到「共富」
　　鄧小平在世時，曾明確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爲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也是執政黨的政治宣示和政治承諾。在具體路徑上，他提出了「先富論」，即「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爲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共領導人談話時强調，「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一年多後，鄧小平開啓了他晚年最爲著名的「南方談話」。其間，他再次表達了自己對於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的看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句經典表述，其實是意在破除當時社會各界關於「姓社姓資」的認知誤區，解釋他早前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路徑。在當時這遭到一些人質疑，被批「背離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
　　但從長歷史周期看，從以階級鬥爭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從極左盛行到回歸常識理性，從對外封閉到對外開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化。這一系列變化的核心是「從以階級鬥爭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辦，，因應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
　　在當時的決策層看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而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只會帶來共同貧窮，難以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因此，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底綫和原則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中國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想。
　　在此背景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此後一段時間，在收入分配機制的設計上；效率被置於優先位置。此後，雖然決策層逐漸調整了有關表述，到本世紀初已不再使用這個提法，轉而强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但從總體來看，決策層仍然比較重視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平衡，以更髙的效率培育一批「先富者」，仍然是重要的政策方向，.而「共同富裕」這個目標，並未出現在具體政策文件中。
　　現在看來，當時中共決策層所設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路徑符合實際。過去40年來，或者說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國正是基於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目標導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集中精力「做大蛋糕」，這不僅讓大約9億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普遍貧困難題，而且令中國迅速崛起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另一方面，雖然在追求發展過程中，中國政府也一直在做防止兩極分化的工作，不論是大規模扶貧、西部大開發，還是出臺的各種惠農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以及建立廣覆蓋的基本社會福利制度和醫療保健制度，實行九年義務教育，都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富分化，有效改善了民生。但總體而言，中國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
　　而伴隨貧富分化的擴大，階層流動通道逐漸堵塞，被中國年輕人稱爲「新四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年輕人的焦慮不斷蔓延，對資本霸權的不滿情緒日益攀升。就這點而言，中國確實已經到了「先富帶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階段。否則的話，就只能像鄧小平說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習近平主政後，對共同富裕問題更加重視。因爲共同富裕不僅是當初改革開放時執政黨的承諾，更關乎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與之相對應，中共近些年來的政策風向也逐漸轉變。
　　早在四年前，中共十九大報告就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這個新時代也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報告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歷史性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共不僅對中國未來發展在物質文化層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精神與制度文化層面也開始發力，公平、正義、法治、共同富裕等開始成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
　　2020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也有關於「共同富裕」的內容。在關於《建議》的說明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明確强調說：建議稿在到2035年基本實規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强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
　　「這樣的表述，在執政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有觀察者評論稱。這既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奮鬥目標，也是實事求是、符合奮發展規律的，有利於在工作中積極穩妥把握，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斷向前邁進。
　　今年7月1日中共建黨百年紀念日，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發表主旨演講時亦表示，「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鑒於實現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有分析認爲，推動共同富裕或將成爲中共「第二個百年」的工作重心。
　　而日前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及的包括「三次分配」在內的諸多表述，實際上也並非「橫空出世」，在今年年初已經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大多已有闡釋。總而言之，「共同富裕」日益成爲核心的政策導向，可謂水到渠成。與此同時，「共同富裕」也不再只是一個遠景目標，而要落地爲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政策措施，進入率操階段。
　　「三次分配」不等於「捐錢了事」
　　對於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在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召開的專題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三次分配」的說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會議强調，要合理調節髙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8月18日公布的一份會議紀要還稱，要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但這一說法引發外界擔憂。「『三次分配』本來意味著個人和企業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贈出去。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企業有可能會在政策的驅使下被迫做慈善」。有獨立人士質疑稱，在中國底層民衆對貧富懸殊不滿加劇、中美關係緊張，以及全球化在中國受到不信任的情況下，中國的企業家「可能成爲替罪羊」。
　　經濟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將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國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財産分配格局。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曾於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理論。簡而言之，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爲「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被稱爲「第二次分配」；個人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可稱爲「第三次分配」。
　　從此次中央財經委會議釋放出的訊息可知，政府欲借調整收入分配機制，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而這並非中共首次提及需改善收入分配機制，引發外界議論紛紛的第三次分配，也不是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出現。
　　2016年中國《慈善法》上路，已出現重塑第三次分配的徵候；十九届四中全會後通過《關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決定》，首次明確將第三次分配納入分配體系；十九届五中全會，也有關於第三次分配的表述。顯見，關於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源起、部署均有迹可循，並非突如其來。
　　在「共同富裕」被擺上空前重要的位置後，據彭博社報道，在截至8月31日的兩周內，至少73家公司向香港、上海和深圳等證券交易所提交的聲明中使用了這個名詞，其中包括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外賣巨頭美團和中國的國有銀行。
　　騰訊、拼多多和美團等中國大型科技企業，都紛紛對「共同富裕」發起響應。對此輿論褒貶不一。
　　美團8月30日發布財報後，CEO王興在分析師會議上表態說，「共同富裕」植根於美團的基因之中，因爲「美團」的名字裏，「『美』就是better，『團』就是together，美團就是一起更好。」
　　對於王興的表態，網友們並不買賬，認爲他的解釋「牽强附會」。還有人套用王興的句式調侃道，「美就是美國，團就是團隊，這就是美國團隊」。更多網友則呼籲美團拿出實際行動，踐行共同富裕。
　　相比之下，騰訊、拼多多和阿里則拿出了更多的「實際行動」。
　　中央財經委會議結束後僅僅一天，騰訊就開始響應髙層的號召。8月18日，騰訊宣布，在4月份宣布投資500億元基礎上，再次追加500億元，啓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騰訊稱，將結合自身的數字和科技能力，在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持續助力。
　　8月24日，拼多多承諾設立「百億農研專項基金」用於農業發展，直至投資100億元。拼多多稱，農業和農産品觸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同時也是一個相對數字化率較低的領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用技術的方式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振興貢獻力量。
　　9月2日，阿里宣布啓動「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稱將在2025年前累計投人1000億元，助力共同富裕。爲促進「十大行動」落地，阿里將成立一個專門的常設機構。據悉，「十大行動」將圍繞五大方向展開，分別是科技創新、經濟發展、高質量就業、弱勢群體關愛和共同富裕發展基金。
　　對於拿出實際行動的企業，雖然也有諸如「求生欲溢出屏幕」的調侃，但輿論顯然更加溫和。「這才是大企業該有的樣子，先富帶動後富，促進共同富裕。」「騰訊的這個動作，希望業內多多內卷。」
　　值得注意的是，拼多多、騰訊和阿里的官宣中，很少提到「公益」二字。
　　有內地媒體發表評論文章分析說，他們的行動，顯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做公益，更不是捐款做慈善。比如騰訊的專項計劃，類似於「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意在把騰訊的資金和數字科技能力投人到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而這些領域，正是那些「帶後富、幫後富」的領域。
　　文章還稱，企業自身也將在這些投入中受益，這不是慈善行爲，不是公益活動，也不是基於短期目標的「求生行爲」，而是蕊於長遠目標的投資行爲。所謂科技向善、科技普惠，作爲互聯網巨頭，這種變化整體上是正向的。
　　「對於企業來說，要支持共同富裕，不僅僅是捐錢『買平安』，若真成了這樣，也是一個不好的取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8月受訪時表示，「企業的社會責任，其實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毎日經濟新聞》也發表評論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需要從「股東至上」轉向「社會至上」，將社會財富最大化作爲企業長遠發展的目標。淡化其利己的工具性，强化其利他的功能性，將資源貧乏的社會群體識別爲企業利益相關者之一。
　　在政府方面，文章建議，應該淡化企業慈善的功利性，淡化政府對企業慈善行爲的行政幹預，引導慈善捐贈成爲真正利他的社會行爲。
　　除了投資「帶後富、幫後富」的領域，中國的企業家們也紛紛解囊，給慈善組織捐款。但對於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目前還缺乏細節。有評論認爲，單靠富人捐款或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恐也難把蛋糕分好，甚至可能打擊企業家的積極性，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如遺産稅和贈與稅恐也不能缺失。
　　謹防掉入「仇富」陷阱
　　據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想法，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以公有制占主體」。然而，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民營企業得益於中共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各項政策，逐漸成爲中國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引擎。中共因此提出「三個代表」，旨在賦予非公有制市場主體意識形態的正當性，並逐漸演變成現在「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立場。
　　如今，中國社會經歷數十年財富積累後，也面臨貧富差距髙位徘徊的局而。人們對壟斷、階層固化、內卷感到焦慮和不安，而其中一些情緒不可避免地被投擲到企業家群體。加之近期中央層面反壟斷調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種種大力舉措，導致「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退出歷史舞臺」的聲浪尚未遠去，共同富裕又引發新一輪「殺富濟貧」的聯想。
　　對此，近期多位中共高官予以正面回應。8月26日，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不是「殺富濟貧」。在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當前要繼續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事情辦好。
　　韓文秀稱，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這是根本途徑。要鼓勵勤勞致富、創新致富，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不搞「殺富濟貧」。「第三次分配是在自願基礎上的，不是强制的。」韓文秀說，要扎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也要防止落人福利主義陷阱，「我們不能等靠要，不能養懶漢」。
　　11月12日，在十九届六中全會後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提問時，韓文秀再度重申，慈善捐贈是自願行爲，絕不能「殺富濟貧」「殺富致貧」，不能搞「逼捐」，因爲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呼籲，企業要「辦好自己的事」，合法誠信經營，履行社會責任。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更是在10天內兩次出面安撫民營企業。他說，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是「56789」，這句話之前也講了很多次，在重要的文章裏也都提到過，意思是民營企業是中國今天經濟增長的主要依靠力量。
　　9月16日，在廣州一場論壇的書兩致辭中，劉鶴重申，中國政府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變，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改變，堅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不變，將繼續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堅決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這是劉鶴近期第二次作出類似表述。此前9月6日，他在石家莊2021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致開幕詞時强調，中國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的方針政策沒有變，現在沒有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再早之前的7月27日，他還在長沙全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高峰論壇上表示，要爲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企業家精神就像魚一樣，水溫合適，魚就會游過來。」他還在講話中提到，各部門各地方主管中小企業工作的負責人，要「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爲什麽有一點新提法，馬上就會引起整個社會各種各樣的議論、猜測、解釋？我.認爲還是和社會本身的狀態有關係」。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在受訪時稱，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內容，除了「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是新提法，其他部分與過去的精神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李實認爲，中國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貧富懸殊也變得比較突出。社會上大致分成兩部分人，一部分人主張均貧富、打土豪分田地、殺富濟貧，過去一直有這種聲眘，只是沒有形成主流，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又提髙嗓門了，在政府文件裏找一些有利於他的觀點和解釋；還有一部分人認爲，過去的發展格局很好，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應該按這條路走下去，他們也擔心如果更强調所謂分享、分配，可能回到改革前的老路上去。
　　「對於共同富裕這個理念，兩派人基本上都認同，沒人公開反對，但對於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差別就出來了，重點在於是否要艘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模式。」李實說。
　　種種爭論中，有一個焦點是應該如何對待「先富起來的企業家」。有觀點認爲，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階層固化，企業家要負奪艮大責任。對此，李實稱，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中國貧富美距擴大、階層固化，有很多很多原因，但不是由於私營企業發展所帶來的，不能把邏輯過於簡單化」。
　　但中國社會短時間內形象急劇變壞的一個群體，恰恰就是企業家，尤其是IT企業家。瀏覽當下中國的互聯網不難發現，批評「資本家」正成爲中國互聯網的新思潮，整個企業家群體「壓榨勞工」的印象臉譜化，幾成射：會主流。而在僅僅兩年前，中國社會輿論還是人人推崇企業家，人人希望成爲企業家。大衆創新、萬衆創業，仍是人們談論的主題之一。
　　就此話題，李實分析認爲，在中國經濟不斷轉型的過程中，每一個企業都是在既定制度約束和政策框架下運作經營。如果制度本身有待完善，就要看清楚真正的原因在哪，不能因果顛倒。比如房地産行業存在的「暴利」問題，就與土地制度及諸多相關政策有關係。「如果把企業家消滅了，沒有他們的創業和吸納就業，雖然富人沒了，但窮人也不會得到這麽多收入增長」。
　　在批評「資本家」的聲浪中，和李實持相同觀點的人其實還有不少。「必須始終注意別讓極端民粹在『政治正確』掩護下鼓噪仇富仇資情緒，形成社會氛圍，影響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樣」。他們提醒，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離不開企業家發揮帶頭作用。只有讓所有企業家都能够正常發揮自己的才能，帶領人們共同創造更多財富，發展更大的企業，中國人所期待的共同富裕才能更好、更快地到來。
　　既然，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已經呼之欲出，剩下的問題就是，涉及分配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將如何實現，三次分配將會出現什麽新的形式，它將最先影響到哪些人?蛋糕要怎麽做大、分好？
　　「爲了發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和資本『與狼共舞』的共識，但我們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在接受采訪時比喻說，「讓我們爲了資本而放棄自己的目標是不可能的’
　　言下之意，中國政府絕不可能再單純爲了經濟增長而放任社會發展失衡，任由貧富懸殊繼續擴大，讓民衆尤其是年輕人的不滿繼續醞釀。
　　當然，如何在市場整頓中，考慮到疫情和外部環境變化對經濟已經産生的不利影響，不讓整頓風暴超出市場和市場主體的承受能力，是中共政府下一步要思考的問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而在具體實現路徑的探索上，除了貧富分化相對較小、深具均衡發展特點的浙江，被選爲打造「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探路先鋒，9月16日，國家發改委透露，目前正在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