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展望未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曾有過重大分歧，我們未來也會存在分歧。但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找到一種方法，讓我們可以存在分歧而不成爲戰爭中的敵人……」
　　50年前的今天，1972年2月17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啓程前往中國前在白宮南草坪發表了這段講話。他途經夏威夷和關島，於21日抵達北京，成爲首位訪問新中國的美國總統。爲期八天的訪問融化了兩國間逾20年的「堅冰」，爲七年後中美正式建交鋪平道路，進而深刻影響了地緣格局和冷戰歷史，尼克松將其稱爲「改變世界的一周」。
　　50年後，本報記者專訪了當年推動並參與此次訪問的兩位美國官員：時任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和美方代表團首席翻譯員查爾斯‧弗裏曼（中文名傅立民）。時至今日，往事仍歷歷在目，他們與記者分享了那次訪問前後的細節軼事和對當今中美關係的啓示。
　　訪華前最後一刻仍在「做功課」
　　時針撥回至1969年2月，出於對美蘇全球戰略平衡和擺脫越戰泥潭的考慮，尼克松就任總統一周後便向基辛格提出要將打開對華關係作爲外交重點。同年，數次邊境衝突令中蘇關係降至冰點，中國承受著來自北方的安全壓力和外交孤立局面。中美兩國都有意緩和敵對關係，以改善各自在地區和全球中的處境。即便如此，當時包括尼克松在內的任何人都沒料到美國總統能在三年後訪問北京。
　　美國從1969年起試圖通過法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向中方試探尋求接觸，雙方在此後兩年裏選擇通過巴基斯坦的渠道進行數次高度保密的書信往來，最終美方確定基辛格作爲總統特使先於1971年7月秘密訪華。
　　在國務院工作的傅立民正是在中美秘密接觸期間開始學習漢語。1971年，在臺灣學習漢語的他被召回國務院開始爲白宮撰寫有關中國的材料。其間，他察覺美方將派一位特使訪問北京，「但我不知道那位特使是基辛格，更不知道尼克松本人會訪問中國」。
　　1971年7月，洛德陪同基辛格繞道巴基斯坦秘密飛往北京。他告訴記者：「當飛機飛越世界第二高峰喬戈裏峰時，正值黎明破曉，曙光漸現山巒，灑向皚皚白雪，我們正執行如此秘密且令人激動的任務，我永生難忘。」在那次48小時的秘密訪問中，基辛格與周恩來總理進行廣泛討論，並就尼克松次年5月前訪華的安排達成共識。數日後，兩國對外宣布這一震驚世界的消息。
　　尼克松高度重視即將開啓的「破冰之旅」，爲此他派出兩隊人馬打前站。1971年10月，洛德與基辛格再訪北京，那次公開訪問有兩個目標，一是安排尼克松訪華的後勤保障、媒體報道，二是定調和起草《中美聯合公報》。次年1月，基辛格的副手亞歷山大•黑格也到訪北京，爲尼克松訪華做最後準備。
　　在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部門的支持下，洛德爲尼克松準備了六大本、約20厘米厚的資料，涉及基辛格前兩次訪華的文字實錄、中美在重要議題上的立場、中方領導人的生平履歷以及中國歷史文化。「我曾爲多名總統工作，但我從未見過任何一位總統像尼克松訪華那般做精心準備，」洛德說，「尼克松幾乎在每一頁上都提出問題或作出批注。」
　　尼克松直到最後一刻依然在「做功課」。洛德說，在乘機前往中國途中，尼克松仍不斷向他和其他助手提問。而這也與「好面子」有關，周恩來在會談時從不帶書面材料，尼克松希望充分準備，會談時不落下風。
　　在尼克松出發前，傅立民一直在國務院的運行中心爲總統和第一夫人撰寫出訪的簡報材料，他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得到將隨訪的通知。傅立民最初學習漢語、瞭解中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學有所用，此刻他將親歷和見證兩國關係新的開始，非常激動。
　　洛德也十分興奮，此訪不僅是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大機遇，更是將「家」和「國」聯繫在了一起。他的夫人、美籍華人作家包柏漪出生於上海，8歲時隨父親赴美定居，而此刻他將陪同美國總統訪問夫人的家鄉並努力爲中美兩國開創新的關係，這一切都充滿著戲劇性和歷史性。
　　「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的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他成爲首位到訪新中國的美國總統。
　　洛德回憶，尼克松和白宮負責公關事務的官員要求國務卿羅杰斯和基辛格在飛機降落停穩後先不走出機艙，直到確保媒體拍到尼克松和周恩來握手的畫面。基辛格在其回憶錄《白宮歲月》中甚至寫道，尼克松走下舷梯時，一位工作人員用高大的身軀擋住機艙過道以防他人分散媒體焦點，可見尼克松對這次握手的重視。
　　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成爲兩國敵對的縮影。18年後，尼克松决心讓全世界都看到他主動向周恩來伸出手的畫面。尼克松本人也在自傳中如此描述：「當我們的手握在一起，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令美方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尼克松一行抵達釣魚臺國賓館後不久，周恩來就告訴美方，毛澤東主席想要會見尼克松。洛德說，美方原本預估這次會見將在訪問結束時才舉行，然而毛主席在第一時間會見尼克松，向外界表明他本人和中國人民對此訪的認可，這讓美方感到欣喜。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三人隨即赴中南海，由於尼克松對國務院缺乏信任，國務卿羅杰斯並未前往。
　　「基辛格叫我一起去會見毛主席，對此我永遠心存感激。」洛德說。他認爲能參與會晤的原因是他已陪同基辛格兩次訪華，熟悉情况，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基辛格希望專注於會晤本身，需要一個稱職的記錄員。
　　洛德回憶說，這次會談進行了約一小時，相比周恩來流暢周密的論述，毛主席的會談風格大不相同，他的回答非常簡短，還不時引經據典，讓美方難以琢磨。尼克松想與毛主席就蘇聯、臺灣和日本問題深入交流，但毛主席也只是簡單作答。「一開始我們有些困惑，甚至有些失望，因爲這不是一個實質性對話。」洛德後來才意識到，毛主席看似隨意極簡的表達實則體現出他的智慧精髓，勾勒出中方立場，周恩來此後與美方便在這一框架內進行討論，並最終落實在兩國的聯合公報中。
　　洛德還分享了一個插曲，中方將會晤的聲明和照片遞給尼克松和基辛格時，他們却告訴周恩來：「你們必須將洛德從聲明和照片中裁去並且保密。」洛德有些沮喪，但他深知其緣由。「對於國務卿來說，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場而他不在就够丟臉了，何况還有我這個30多歲的助理在，這就更加過分了。」此後數年，對外公開的照片中只顯示尼克松和基辛格參加了與毛澤東的會談。
　　這個插曲的背後是當時白宮與國務院之間微妙的關係。傅立民說，在尼克松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國家安全委員會成了處理大國關係的外交部門，儘管部分國務院人員也參與其中，但往往不是通過慣常機制。
　　尼克松「即興引詩」難住翻譯
　　在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歷史性會晤後，中方設宴歡迎美方，年輕的傅立民此時作出了他認爲幾乎「斷送前途」的决定——拒絕爲總統翻譯晚宴致辭。
　　傅立民回憶說，尼克松的日程秘書德懷特•查賓在晚宴前通知他要爲尼克松的致辭做現場翻譯，傅立民接受了任務但堅持要求先看文稿，查賓則一再强調沒有文稿，稱尼克松將即興致辭，强調「總統命令你爲他翻譯」。
　　傅立民百分百確定這份致辭文稿真實存在，因爲他是第一起草人。他對查賓說：「我知道文稿已被修改，並且一些毛主席詩詞也融入其中，如果你想讓我在整個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全世界面前將詩詞隨意從英語翻成漢語，那你瘋了。」
　　查賓隨即從口袋中掏出文稿，但却遞給了中方譯員唐聞生和冀朝鑄。而傅立民在晚宴時看到尼克松沖他冷淡的神情，不由得擔心自己剛開啓的外交生涯可能就此終結。傅立民回憶，正當他緊張焦慮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遞給他一支熊猫牌香烟。「自那之後30年，我就沒離過香烟。」傅立民笑著說。
　　後來傅立民明白了，那是尼克松在中國首次公開講話，並且通過衛星直播，他希望在中國領導人和美國民衆面前展現出他即興演講的能力，而不願讓人看到譯員在旁念稿。那篇致辭的結尾，尼克松引用毛主席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詩句，「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呼籲兩國人民共同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
　　《上海公報》展現中方智慧
　　後來的幾天，中美雙方進行了三個層面的會晤，尼克松和基辛格與周恩來等中方官員就國際局勢和熱點問題進行討論，羅杰斯和外交部長姬鵬飛討論包括經貿和人員往來在內的雙邊議題，基辛格還與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協商形成《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這將是尼克松此訪的重要成果。
　　聯合公報的起草和定調源於基辛格和洛德1971年10月的那次訪華。洛德說，在離開北京的倒數第三天，基辛格將公報草案交給周恩來，草案類似傳統的外交聲明。周恩來次日指出中方無法接受美方的草案。
　　洛德回憶說，周恩來提出另一種模式，雙方陳述各自在意識形態、國際局勢和臺灣問題上的分歧，之後再提出共同利益的領域來推進中美關係發展。
　　中方的提議起初令洛德有些氣餒和不安，這種形式的外交公報幾乎從未出現過，但當他和基辛格仔細考慮後，便意識到這其實是明智之舉。洛德和基辛格連夜修改草案，中美雙方在隨後的兩天裏協商，當他們離開北京時，這份公報除了最敏感的臺灣問題外已基本完成。
　　在尼克松訪華期間，基辛格和喬冠華就公報文本又進行了約20小時字斟句酌的討論。雙方的焦點在於臺灣問題，並一度在關於美軍從臺灣撤出的表述上僵持不下。其間，周恩來也加入討論，雙方在2月26日凌晨就文本達成初步共識，只待領導人最終確認並在一兩天後對外公布。
　　尼克松一行26日從北京前往杭州，之前被排除在公報談判之外的國務院官員此時才首次看到公報全文，他們隨即對公報內容表示不滿並提出諸多意見。洛德說，當時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已經通過了公報，但羅杰斯在杭州堅持要再次修改，這讓尼克松非常難堪，擔心白宮和國務院就公報內容的矛盾公開化，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再去和周恩來商量修改公報。
　　「沒參與談判的人往往覺得自己能談出更好的結果。」洛德說，國務院方面提出的不少修改意見實際是要進一步突出美方立場，但此刻讓中方作出妥協已絕無可能，周恩來明確表示不會就公報做重大改動，於是雙方同意就文本做了一些技術層面的調整。經過一番談判，雙方27日凌晨在杭州再次敲定了公報文本。
　　傅立民對公報中英文文本進行最後核校時，他驚訝地發現中方譯員對漢語文本的處理相當精准和公正，甚至在用詞上儘量體現美方的一些保留立場。洛德也說，美國當時與蘇聯打交道時很小心，蘇聯經常會在翻譯上「做手脚」，但中國不會這樣行事，中國更具長遠和戰略眼光。傅立民和洛德對中方譯員冀朝鑄和唐聞生都給予極高的評價。
　　2月28日，雙方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兩國在公報中先用較大篇幅陳述各自關於國際和地區局勢的立場。雙方隨後聲明，「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反對任何國家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在臺灣問題上，中方重申了一個中國原則，美方則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异議」，並「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傅立民說，周恩來就公報中雙方陳述分歧的設計在外交實踐中不同尋常，但却是最重要的創新，兩國借此可以安撫各自盟友，而在大段的分歧後才是重點，儘管兩國社會制度和外交政策不同，但雙方可以在防止亞太地區出現霸權主義上合作，潜臺詞就是雙方並行反對蘇聯擴張。
　　「這是史無前例的設計，令人驚訝的是在50年後，這份公報依然被人銘記並且是雙邊關係的指導方針，而大多數外交聲明往往在公布幾天後就銷聲匿迹了，」洛德說，「中方關於這份聲明的先見之明得以貫徹，這是開啓兩國關係極爲有效的方式。」
　　在回國的飛機上，洛德和傅立民對尼克松成功訪華感到振奮。「這是上個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舉措之一。」洛德說。雙方在訪問中展現出了友好，《上海公報》的發表以及兩國領導人的討論都非常順利，事後證明此訪也有助於處理美蘇關係和重塑美國的國際聲譽。此外，這也是歷史上首次被電視媒體大規模報道的會晤。雖然美國國內不乏批評質疑，但當民衆每天在早餐和晚餐時看到兩國領導人敬酒致辭、總統登上萬里長城、中國軍樂隊演奏美國歌曲等這些具有衝擊力的畫面，使得這次訪問受到了輿論的普遍歡迎，尼克松政府也收穫了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的成功。
　　傅立民表示，這是世界歷史上極爲重要的時刻，長期處於敵對關係的中國和美國找到辦法擱置爭議轉而開始尋求共同利益，這對於兩國來說都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期盼中美關係回歸正軌
　　經歷「改變世界的一周」後，洛德和傅立民繼續活躍在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最前綫。
　　在尼克松訪華後的一年間，紐約和巴黎成爲中美溝通的重要渠道。中國1971年10月恢復聯合國席位，黃華成爲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基辛格和洛德當時會與黃華在中情局位於紐約的一處安全屋內秘密會晤，他們也會在赴巴黎與北越代表秘密談判時與中方代表見面。1973年2月，基辛格和洛德再次訪華，中美商定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建立兩國間的直接聯繫。
　　傅立民就是美駐華聯絡處的創建人之一。1973年春天，他作爲聯絡處先遣組的一員，提著大包小包從香港入境廣東再到北京，在北京飯店開始聯絡處最初的工作。1978年，傅立民調入國務院美中關係正常化工作組，1979年1月1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洛德和傅立民都擁有不凡的外交生涯。然而，無論他們往後的履歷多麽豐富，50年前陪同尼克松訪華，推動「中美破冰」在洛德和傅立民心中都占據難以超越的位置。傅立民此後親歷了安哥拉問題和納米比亞問題談判、海灣戰爭等，但他說尼克松訪華仍是他外交生涯中參與過的最爲重大的歷史事件。洛德說，就歷史意義而言，參加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晤，1971年陪同基辛格秘密訪華，以及就結束越南戰爭與北越秘密談判在他外交生涯裏並列首位。
　　半個世紀，風雲變幻。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爲首要競爭對手，試圖遏制中國發展進步。一些分析人士稱中美關係已降至50年來的最低點，少數美方政客還公開貶損尼克松「破冰之旅」的歷史意義，甚至妄稱由尼克松開啓的中美接觸時代即將終結。
　　50年間，傅立民和洛德從英俊小夥成爲白髮老人，在重溫這段歷史時他們流露出對中美關係回歸正軌的真誠期盼。傅立民說，尼克松訪華對當前中美關係的重要啓示是，兩國在拋開意識形態分歧和利益差异時追求合作完全是可能的。兩國當然存在相互競爭的領域，但這不應使雙方忽視在重大問題上的共同點，希望中美能重新認識到合作第一、競爭第二的優點，而不是如過去幾年那樣全面對抗。
　　在洛德看來，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的形成爲國家間處理外交關係帶來了永恒的經驗。國家之間，尤其是非友好國家之間打交道時，關鍵在於承認對方的需求和根本利益。「我們當時都做到了這一點，明確對方在國內政治和地緣政治上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這在今天依然值得發揚光大。」此外，國家間需要明白如何擱置和管控無法立即解决的分歧，如何尊重對方在敏感問題上的立場，並如何在具備合作潜力的領域展開合作。
　　「你並非總是需要雙方當年的勇氣和戰略眼光，那是獨一無二的，但對於領導人來說，從大局出發而不僅僅是爲了獲得戰術上的優勢，並且應願意引導公衆輿論，而並非屈從，這些都是有益的，也是我們應銘記的永恒原則。」他說。
（劉品然、檀易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