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昨日向立法會引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隨後議員們進行一般性討論及表決，參與投票的三十一名議員，有三十人投了贊成票，只有直選議員林宇滔一人投了反對票，因而該法案以高票獲得一般性通過，隨後將交由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
　　李偉農在對《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作引介時指出，《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是在已經實施了約二十年的《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行政法規的基礎上擬定。該法案的主旨，是訂定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的參與者，包括承批公司、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業務准入制度，並制定完善的資格審查機制，訂明受監管主體之間的義務和責任，使博彩行業更健康有序地經營和運作，以及預防各種不法行為的出現。
　　與二零零二年頒行的《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行政法規相比，《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的最大分野是，《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是作為「下位法」的行政法規，而《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則是澳門特區法律體系最高位階的法律，是行政法規的「上位法」，與新《博彩法》列於同一位階。當然，它只是新《博彩法》法案的配套法律或周邊法律。實際上，按照李偉農司長昨日的說法，為推動娛樂場幸運博彩業持續健康發展，特區政府將會重新檢視及逐步完善與博彩相關的其他法律制度。因而《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只是新《博彩法》的配套法律之一，以後還將會有其他的周邊法律「陸續有來」。
　　將規範賭場博彩經營的法律文件，由行政法規「升呢」為法律，除了是要對博彩業進行「行業整頓」，進行嚴格監管，提供嚴密的法律保障所需之外，可能也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中，有對違法行為進行追究刑事責任的建議規定密切相關。
　　實際上，《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建議規定，明確刑事及行政違法行為。其中新增的「不法接受存款」罪，建議規定博彩中介、管理公司或合作人，又或任何人以博彩中介、管理公司或合作人的名義，意圖為該等實體獲得與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經營相關的利益，而直接或透過第三人，要求、招攬或接受他人以任何方式提供的現金、籌碼或其他款項的存款，如按其他法律的規定不科處更重刑罰，則處二年至五年徒刑；另外還建議規定，新增拒絕履行法案所規定的合作義務者，構成「普通違令罪」；如不遵守保全措施的命令，則構成「加重違令罪」，比照《刑法典》的相關規定予以定罪量刑。
　　按照國際慣例和澳門特區《立法法》的規定，行政法規只可對「行政處罰」作出規定，而不能對剝奪當事人的人身自由亦即判處徒刑的刑罰作出規定，這是法律的專有職權。因此，既然新的法律文件帶有刑罰的規定，就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來完成立法程序。這是依法治澳、依法施政的具體表現，當然也折射了嚴厲監管博彩業的變革思維，契合賀一誠「協同奮進，變革創新」的政治抱負。
　　在這種嚴守依法治澳底線的之下，也折射了特區政府「科學決策，民主立法」的新思維。實際上，《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今後要進行修訂，就必須經過立法會，不是像《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行政法規那樣，可以由行政長官充分運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想改就改」。因此，這也是充分尊重立法會的職權，遵守基本法設立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也互相配合，重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在具體內容上，《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與《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行政法規相比，也有不少差異之處。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不同，是後者主要是對中介人的經營作出規範，而前者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對賭牌持牌人亦即博企的規範，將博企也收歸於嚴厲監管的「籠子」中。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建議規定，博彩中介及管理公司僅可向一間承批公司提供服務，且其合同須經政府核准，以更有利於監管。而且，訂定承批公司、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具體經營義務，以及明確承批公司相對於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監管權，為連帶責任提供更清晰的認定依據，並禁止博彩中介、合作人或管理公司自行，或透過第三人，要求、招攬或接受博彩者或其他與娛樂場幸運博彩有關的實體的現金、籌碼或其他款項的存款，以加強預防及遏止出現非法吸存的不法行為。
　　這就比現行行政法規更規範、更嚴謹、更精準，這也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矯正過去博彩業尤其是中介人的經營「野蠻生長」、「無序發展」情況的必然。
　　當然，還可以進一步思考，比照新《博彩法》第二十二條C項的建議規定，設置限制包括中介人在內的博彩業經營者，在澳門司法管轄區以外投資賭場的條文。
　　實際上，澳門就有一些包括中介人在內的博彩業經營者，在澳門司法管轄區之外大張旗鼓地投資賭場，從東南亞諸國到朝鮮、韓國、俄羅斯等，甚至目前烽火連天的烏克蘭，以至遠到非洲，都有他們所開設的賭場。這些行為，嚴重「掏空」澳門的資金和客源，給澳門經濟及財政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失。因此，即使是對中介人，也須「斬斷黑手」。
　　李偉農在引介中回答議員們的詢問時指出，目前有部分經營者選擇退場，其困境是長期疫情造成，並非政府修法引致。這個澄清很重要。實際上，部分貴賓廳和衛星賭場的結業，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而且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背景，就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條增加「組織中國公民出國／出境賭博罪」條款，及公安部等國家機關聯手進行打擊跨境賭博犯罪活動的鬥爭之後，就斷了衛星賭場和貴賓廳特別是後者的「水路」，當然無法繼續經營下去。這與新《博彩法》完全無關。因為新《博彩法》正在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中，尚未通過，並未實施，更遑論「已經」發揮影響。
　　在昨日的一般性表決中，有一張反對票。如果說，在對法案進行細則性表決時，因為對法案的個別具體條文有不同意見而投下反對票，並不出奇。但一般性表決是對整個法案的表態，如果只是因為對法案中的某個條文有不同意見而否定整個法案，等於是反對特區政府以至「背後」的中央政府對澳門博彩業進行「行業整頓」。即使是在立法技術層面上，以一棵樹來否定整座森林，也似乎是不夠深思慎慮。這與不久前因搜集資料不足，在質詢外僱問題時發生巨大數字差異，而引發社會訝異一樣，不能僅以「粗心大意」來自辯。作為建制派的一員，這個「覺悟」顯然還不如一貫以來「凡政府必反」的「反對派」，而這次卻是破天荒地投了贊成票的高天賜及其搭檔謝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