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昨日進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獲得一千四百一十六張選票而順利當選，是歷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率和候選人得票率最高的一任，因而是眾望所歸，民意授權度極高，體現了堅實民意基礎和廣泛政治認受性，彙聚了香港社會各界別、各階層民意，彰顯了「同爲香港開新篇」的强烈共識。
　　香港特區這次行政長官選舉，是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之際，亦即《香港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進入「下半場」之際進行的。亦即「一國兩制」已經經歷了二十五年，進入餘下的二十五年。盡管有說，五十年到期後仍然可以延續，但目前法定的時限就是五十年，因而姑宜以此為界。前二十五年，只是實現「管治權回歸」，現在則是「人心回歸」，亦即「第二次回歸」的開端，開始實行「賢能愛國者治港」新階段。
　　要說過去的行政長官及其治理團隊不是愛國者，並非實事求是，但總是有所欠缺。其中一個重大的障礙，是政務官（AO）治港。政務官的優勢是專業化程度較高，執行力較強，因而是理性化的官僚制，強調下級要對上級絕對服從，並強調組織管理的非人格化，以法律、條例、規章來規範官僚的行為，官僚要嚴格依照規章辦事，不可隨心所欲，以確保政府運作的可預測性和可持續性。但這個優勢在某些時空背景下又變成劣勢，例如沾染了嚴重的官僚習性，繁文縟節、處事保守、行事謹慎、因循守舊，傾向維持現狀，極力抗拒大動作。「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一旦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時，就迷失政治方向。
　　而且更嚴重的是，這種政務官治港制度的建立，是當年香港「反英抗暴」之後，前港英當局「吸取教訓」，提出「以華制華」的殖民統治新構思，從香港大學尤其是留學英國的畢業生中選拔人才，進行殖民化管理的教育，因而培養出大批殖民管治「精英」如陳方安生等。他們中不少人持有「BNO」，家眷在英國，可以說是「身在香港心在英」，如何讓中央放心？其實即使是以其在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事務上，政務官也被指是特區政府施政不順的元兇。
　　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國務院於依照《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決定任命李家超為政務司司長之時，筆者就評議指出，中央在賞罰分明，在犒賞三軍的同時，發出明確信號，防範「兩面派」，「偽裝者」佔據「港人治港」的重要職位，並對未來行政長官選舉及組建治理班子指明路向，「特殊性」地為李家超的任命提前進行「先導輿論」。如果李家超在今年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之前的任期內，做出更大的成績，尤其是啟動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信機會高於爭取連任的林鄭月娥，或是五年後第七任行政長官選舉的「第一人選」。現在看來，李家超是提前五年進入了參選並當選行政長官的「快車道」。
　　這對澳門特區具有特殊的啟迪作用，因為澳門的情況是呈現另一個「極端」。澳門回歸前的長期以來，澳葡當局沒有招聘華人公務員，當然也因「一二•三事件」後，愛國愛澳群眾「不屑於」參加政府管治的情緒有關，因而華人公務員極少，可能會在澳門政權交接時，對「澳人治澳」產生「權力真空」。因而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進入過渡期後，北京提出「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三大任務，才有華人進入公共行政系統。這就確定了他們沒有沾染殖民管治文化，基本上沒有類似陳方安生之類的「反骨」，及張建宗之類的「兩面派」。因而在「愛國者治澳」這個命題上應是沒有問題。但與香港的「政務官文化」相比，可能在專業及執行能力上會有一定差距。而且在精神面貌上，較為滿足於追求「錢多事少離家近」，過安逸日子，缺少「當家作主」的主動進取作為精神。尤其是與內地的公務員相比，就顯得更為突出。因此，有意參與管治者必須努力提升能力水平，做到德才兼備、樂於服務市民，具有過硬的政治判斷、駕馭和把握大局、體察民情、銳意變革等從政必備能力，接受澳門市民的選擇和監督。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善意關切住房、醫療、交通等民生事宜，與政府同心協力，真正解決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做澳門美好家園的忠誠建設者。
　　當然，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鍛煉，及吸收了專業程度更高的新人之後，這種情況已經得到較大程度的改善。
　　此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被稱為「澳門模式」，亦即參考澳門特區的行政長官選舉，除在回歸前的第一任行政長官選舉，有另一人獲得法定的提名票數也成為候選人，而形成差額選舉之外，其後四次選舉都是單一候選人參選，因而避免了許多無謂「揭陰私」式的爆料。香港就確實有此教訓，某一候選人在自己選情落後下，突發「奇招」爆料另一候選人「僭建」，導致對方選情直轉急瀉，而自己則反超前當選。但當選後，中央尚未任命，卻又被媒體揭發，其實也涉嫌「僭建」。因而造成公信力和正當性都嚴重受損，這也正是其施政處處受阻，不得不宣佈不爭取連任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李家超是警察出身，與政務官相比可能是學歷「輸蝕」，但立場堅定，執行力很高。這也正是去年六月筆者分析認為他將會是下一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原因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在當年澳門特區政府一位司長被坊間視為未來行政長官最佳人選，而賀一誠尚未正式宣佈參選行政長官時，筆者就提出了《黃少澤或最接近中央要求惜未能參選特首》的命題，指出在澳門特區的所有高層官員中，黃少澤是最能抗禦「父子騎驢」輿論環境的。既不做群眾的尾巴，又主動地對群眾進行解說，就處理得恰到好處，不會一遇到遊行就「跪低」。而且黃少澤駕馭複雜事務的能力一流，並勇於擔當，敢於「亮劍」。他把曾經被稱為「有牌爛仔」的司法警察局整頓好，令人刮目相看。因而需要像黃少澤那樣，大刀闊斧地對公務員體制進行改革，促使澳門特區公共行政的管理效率及品質，能夠追上內地的發展。但遺憾的是，黃少澤受到種種主客觀原因的限制，而未能參加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而且他必須要承擔「雙慶」安保的重大責任，尤其是做好習近平主席來澳主持慶祝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成立儀式，因而更不能「臨陣逃脫」辭職參選新一任行政長官。在一定程度上，可說這是澳門特區和多數澳門居民的一大損失。
　　當然，賀一誠正式宣佈之後，這個命題也就不再存在了。而且，賀一誠出任行政長官後的表現更佳，綜合能力更強。當然，黃少澤在賀一誠兩個任期屆滿之後才六十一歲，還有希望。
　　李家超當選並獲得中央任命及正式宣誓出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後，相信能夠將香港的事情做好。港澳的「雙城記」，就不再是「風景這邊獨好」，而是並駕齊驅，攜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