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回到延安魯藝的胡一川突然接到一張請柬。請柬是一張薄薄的粉紅色油光紙，以毛澤東和時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凱豐的名義發出，上面這樣寫道：「爲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届時出席爲盼。」
　　與胡一川同時接到請柬的，還有衆多延安文藝界人士。他們受邀參加的，就是那場深刻影響20世紀中國文藝發展軌迹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幾乎延續了整個5月，先後開了3次大會和多次分組會議。
　　爭論
　　第一次會議在5月2日下午舉行，開會的會議室平時兼作食堂，面積並不大。會議由凱豐主持，毛澤東和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悉數出席。
　　「這個會從形式上看是很平等的，沒有大首長、小蝦米之分，會議座位沒有排次序、位置，大家隨便坐。」參加了會議的魯藝戲劇系教員于敏回憶說，「我坐的旁邊就是秦邦憲（博古），我不遠的地方是朱老總。」
　　毛澤東做了個簡短幽默的開場白，他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够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魯總司令」自然指魯迅，這引發了全場的掌聲和笑聲。毛澤東又說，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他由此提出了一些應該解决的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要大家討論。
　　開始沒有人發言，毛澤東讓蕭軍先講。丁玲也說，蕭軍是學炮兵的，你放第一炮吧。蕭軍曾與魯迅交往密切，脾氣耿直，容易衝動，當即滔滔不絕說起來。他說自己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還說自己不僅要做中國第一作家，還要做世界第一作家。據胡喬木回憶，蕭軍說的內容很多，有一個問題引發了他的反駁，就是蕭軍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胡喬木一下就站了起來，反駁道：「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蕭軍就坐在胡喬木旁邊，兩人爭論很激烈。會後，毛澤東專門讓胡喬木去他那裏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鬥爭。
　　在第一天會上發言的還有艾青、丁玲等人，何其芳做了自我批評，他說：「小資産階級的靈魂是不乾淨的，他們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動搖。我感覺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當天臨近傍晚，凱豐與毛澤東商量了一下，宣布休會，同時要大家準備意見，在16日上午繼續開會。在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和朱德都出席了，這次毛澤東沒有發言，還是繼續聽取和記錄大家的意見。
　　據出席會議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書溫濟澤回憶：當時會場很活躍，爭論得很激烈，有些人的話甚至很出格。蕭軍火力不减，他發言完後，有人反駁他，有人贊同他;還有人爲魯藝的正規化和專門化辯護，認爲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周揚也有個發言，維護了毛澤東的觀點。
　　詩人柯仲平對「關門提高」發表了反對意見。他是延安詩歌運動中最活躍的詩人之一，1938年發起成立了民衆劇團，幾年間走遍邊區村鎮，會上說起給老百姓表演《小放牛》時的情景，非常自豪。他說，你們到山溝溝裏去看，哪里鶏蛋殼多，哪里就是劇團走過的地方。因爲看戲不交錢，老百姓爲了感謝，就給他們送鶏蛋。毛澤東聽後詼諧地說：你們要經常演些新節目給群衆看，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鶏蛋吃了。
　　還有人傳遞了前綫的聲音。歐陽山尊是八路軍120師戰鬥劇社社長，去過晋西北前綫。他會前曾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藝工作者，毛澤東非常重視，給他回了信。很多年後，歐陽山尊還清晰地記得信裏的內容：「你的意見是對的。」他回憶說：「我得到這封信很興奮，膽兒就大了，敢于發言了。」歐陽山尊在會上說：「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活動，這樣多的文藝幹部，留在後方幹什麽？大家都上前綫去吧，誰到我們戰鬥劇社來，我舉雙手歡迎！」解放以後，周揚告訴歐陽山尊：「毛主席聽了你的話後，就跟我說，到底是前方回來的。」
　　一直爭論不是辦法，總要有個結論。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文藝座談會的問題也做了專門討論。毛澤東向中央通報了文藝座談會的情况，並介紹了他準備給座談會作結論的大致內容。他提出：「延安文藝界中小資産階級自由主義很濃厚，很多作品描寫的是小資産階級，對小資産階級同情。魯迅的《阿Q正傳》是同情工農的，與延安文藝界不同。必須整頓文風，必須達到文藝與群衆結合。要注意普及與提高，並以普及爲基本的。同時，注意吸收外國的東西。」
　　5月23日下午，第三次會議舉行，氣氛更加熱烈。先是與會者發言，在臨近結束時，朱德講了一番話：「作家不要眼睛長得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針對有的作家不願歌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况，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爲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有功又有德，爲什麽不應該歌，爲什麽不應該頌？」他說起自己的思想轉變：「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我原來不是無産階級，因爲無産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産階級。我投降了無産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産階級打仗，拼命做事。」
　　朱德講完話後，天色尚早。攝影師吳印咸趁機提議，趕快到外面合張影。合影時也沒有專門安排座次，前排坐小馬扎，二排坐長凳，三排站著，四排站在長凳上，五排六排站到會議室外狹窄的臺階上。照相前，毛澤東環顧四周，問道丁玲在哪里？看見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德身邊，他才坐了下來，還開了一句玩笑：對嘛，照相坐前一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
　　毛澤東做結論的環節安排在晚飯後。聽說毛澤東要做總結發言，人們紛紛聚到中央辦公廳的院子裏來，因爲人數一下增加了許多，屋裏坐不下，會場臨時改在了門前的空地上，工作人員用三根木棍搭起了一個架子，挂上一盞汽燈。魯藝試驗劇團團員于學偉記得，毛澤東拿著一個小茶壺，不時「喝一口，喝一口，這麽講」。羅工柳離毛澤東很近，見毛澤東看著手裏的提綱，還聽到他自言自語了一句，哎呀，這個文章很難做。
　　開篇依然是幽默的。毛澤東說：「同志們，座談會開了3次，開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幾把椅子，請你們來坐。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題目就叫‘結論’。」
　　結論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是「爲什麽人」和「如何爲」，也就是「一個爲群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爲群衆的問題」。
　　首先，他講党領導的文藝是爲什麽人的問題，說：「爲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爲人民大衆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爲工農兵而創作，爲工農兵所利用的。」他號召文藝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衆、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産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産階級的文藝」。
　　接著，毛澤東談了如何爲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當時爭論最多的提高與普及的問題。他說：一個是源和流的問題。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産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却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這要區分清楚。但借鑒是必要的，「我們决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東西。」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啓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要與提高相結合，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
　　毛澤東談的第三個問題，是文藝工作的黨內關係和黨外關係。他指出，無産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党的文藝工作者應當在抗日、民主、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
　　關于文藝批評問題，毛澤東表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政治並不等于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他還批評了抽象的「人性」和「人類之愛」等觀念，澄清了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動機和效果、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等關係。
　　最後，毛澤東指出延安文藝界中還存在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衆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講完話，夜已深沉。但大家久久不願散去，依然在熱烈地討論著。
　　這番講話給聽衆帶來了深深的震撼。于敏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特別强調，文藝家需要一個立場的改變，要從小資産階級的立場轉變到無産階級立場，這個過程不是很輕易能完成的，要經過痛苦磨煉。蔡若虹回憶說：「我在上海畫畫的時候，只曉得爲革命，不知道爲工農兵，我只曉得一個空頭的革命，不曉得具體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上，我的腦子打開了。」魯藝美術系教員王朝文則評價說：「毛澤東的講話本身是藝術理論，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問題的，但沒有因爲是政治角度看問題，就違反了美學，他的講話本身既是政治的觀點，又是美學的觀點。」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一年半後，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借著魯迅逝世7周年紀念日的契機，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全文近兩萬字，占用了那天《解放日報》的3個版面。
　　「統一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但《講話》密切結合延安文藝工作的實際，從根本原則出發解决思想認識分歧，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疑爲文藝隊伍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的團結進步奠定了扎實根基。」李珍表示，「對許多親歷者而言，他們的思想轉變由此開始;對于延安乃至中國的文藝運動而言，劃時代的轉變也由此開始了。」
　　座談會後，毛澤東並沒有放鬆對文藝工作的關注。會後一周的時間裏，他又兩次就文藝工作發表談話。
　　先是5月28日在中央高級學習組作報告，補充了一些觀點，他談到這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党的幹部相結合，和工人農民相結合，以及和軍隊官兵相結合的問題。「要結合，就必須克服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影響，轉變到無産階級思想，這樣才能够在思想上與無産階級、與工農大衆相結合，如果這個問題不解决，總是要格格不入的。」他談道：「我們認爲革命性是從低級到高級的，藝術性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的。」「講革命性是從抗日到馬列主義，即從低級到高級。在藝術上，我們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樣，也是從低級到高級，即是從萌芽狀態起，一直到高級的，到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等最精湛的。藝術性高的我們要，低的我們也要。像墻報、娃娃畫娃娃，我們也要，那是萌芽，有發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裏。」「將來大批的作家將從工人農民中産生。現在是過渡時期，我看這一時期在中國需要五十年，這五十年是很麻煩的，這是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出身的文藝家和工人農民結合的過程。」「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地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農打成一片。」
　　「如果說這番講話是在上層領導中强化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和成果，那麽，他到魯藝對全體人員作報告，則是在下層强化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和成果。」陳晋對《環球人物》記者表示。
　　那天是5月30日，魯藝文學系學員賀敬之記得自己一出校門，就看到一匹馬，有人牽著馬，旁邊一個人身材高大，他一看，原來是毛主席。毛澤東專門來給魯藝師生做一次演講。音樂系學員孟于記得，毛澤東就只有一把凳子，凳子上擱了一個茶杯讓他喝水，他也不喝，也不坐，就手叉著腰，站在那兒講。
　　毛澤東鼓勵大家深入生活：「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衆的生活和鬥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他還說：「提高要以普及爲基礎，不要瞧不起普及的東西，大樹也是從像豆芽菜一樣小的樹苗長起來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們在豆芽菜面前熟視無睹，結果把豆芽菜隨便踩掉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抗日根據地面積急劇縮小，陝甘寧邊區陷入極端困難中。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從根本上改變了延安文藝界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文藝家們掀起了下鄉、進廠、上前綫的熱潮。
　　「《講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相結合，從根本上解决了革命文藝爲人民大衆服務的方向問題，革命文藝如何爲人民大衆服務的方法問題。《講話》在這兩個根本性問題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李珍評價道，「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産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發展成熟，是其中的重要表現。1942年的《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最爲系統、完整的概括總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入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
（朱東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