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後期，澳門（別稱「濠江」）曾經掀起轟轟烈烈、影響深遠的抗日救國運動。
　　從紙醉金迷的城市到抗日救亡的支援基地
　　1937年至1940年，是澳門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非凡年代。這一時期的澳門社會十分獨特，既有頽廢、灰暗的一面，更有朝氣蓬勃、進步向上的一面，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綜合體。
　　當時的澳門，既有合法經營的賭業、鴉片專賣業，更有成行成市被稱爲「歌姬」的妓女行業。以福隆新街爲中心地帶的「花街」，開設有近百家妓院，「濠江風月」遠近聞名。「嫖、賭、飲、吹」無形中成爲當年澳門的一大特色，不少人淪爲賭徒、吹大烟（鴉片）的烟民及沉迷風月場中「飲花酒」的風流客，不少青年男女在這種灰暗的、不正常的環境中迷失方向，被腐蝕同化以致墮落失足，毀掉了前途。
　　當抗日戰爭烽火燃遍全國，尤其是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向靜寂的南國海隅——澳門立即沸騰起來，不論上、中、下階層，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各行各業，都激於義憤，投入抗日救亡的怒潮裏；風月場中的風塵女兒也加入救亡的龐大行列，曾經紙醉金迷的城市頓時成爲抗日救亡的支援基地。
　　彼時的澳門對結社集會的限制相當嚴，除工商界設立的商會、教育界設立的教育會及慈善宗教體育等社團，澳葡當局是禁止成立工聯會、學聯會等組織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抗日救亡怒潮席捲全國。沉寂許久的澳門在國內救亡怒潮的衝擊下迅速地活躍起來，澳門愛國同胞特別是各業青年、工人、店員、各校師生等，採取多種途徑衝破阻力，以婦女互助社、文化協會、讀書會劇社、音樂社、歌咏團、文藝研究社、學術研究社、救護團、鄉村服務團等業餘組織形式組成愛國社團，用各種適當方式展開愛國活動。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澳門抗日救亡運動湧現高潮。當年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或「四界救災會」），集中了50多個各業的青年社團及報社、中小學單位，成員十分廣泛，包括各中小學師生、各行業青年職工、各工廠工友和相當數量的從事新聞事業的知識青年。其中女教師、女同學、女職員、工廠女工以及家庭婦女等女性成員占了頗大的比例。當年澳門持續進行的各項救亡活動，實質上是青運、工運、學運和婦運的綜合體。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愛國同胞的救國熱情空前高漲，形成磅礴的氣勢，澳葡當局想阻遏也阻不了，一部分澳葡官員亦受到感染，同情和支持澳門中國同胞的救亡活動。由於當局標榜中立，不許報章和社團使用「抗日」「抗敵」「後援」一類字眼，爲爭取在合法的基礎上進行救亡活動，澳門愛國同胞便用「救災」「慰勞」等名義來取代，終獲當局同意，各界救災會、四界救災會、婦女慰勞會等多個救國組織得以順利産生，各救國組織之間都能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和衷共濟，互相支援。各界救災會和婦女慰勞會從1937年8月至1939年的兩年多時間中，在籌募救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四界救災會除本身持續地開展各項救亡活動，更出動不少人手大力協助和支援各界救災會、婦女慰勞會，使得當年澳門同胞的籌募救亡活動取得出色的成績，爲支援祖國抗戰盡了最大的力量。
　　四界救災會開展的救亡活動，包括籌募、宣傳、動員、慰勞和回國服務等多個方面，除籌募只在澳門和離島進行，其他活動更遠及毗鄰的廣東中山縣以至華南一帶戰區，因此，比之其他社團的規模更大，活動範圍更多，工作地區更廣，進行項目更多，經歷時間更長，工作量方面也是最大的。單就籌募救亡來說，這是當年澳門地區救亡活動的一個重心，前後歷時3年多。
　　四界救災會做各項救亡工作，動員每一個人，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少，凡不願做亡國奴、不當漢奸的，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因此，愛國團結面和動員層面極廣闊，工作做得相當周詳和切合實際，取得很大成效。天主教澳門教區具有威望和影響力的兩位華籍神父嚴紹漁、顔儼若，華務局主管中文報刊檢查的徐佩之與何仲恭，警察廳華探長兼掌管批准華人籌募事宜的施基喇等官員，都同情澳門華人的救亡運動，破例出任四界救災會名譽顧問之職，此舉對開展救亡文字宣傳和推進籌募活動非常有利，無疑是救亡團結工作的一大突破。
　　當年天主教會對澳門當局有一定的影響力，天主教神父以及各教友參與救亡活動，産生了積極、有利的影響，其他宗教人士都參加到救亡的行列，有關教會所屬各校也參與這些活動。
　　澳門同胞救亡運動的另一個重心是回國服務。從1938年10月到1940年6月，四界救災會先後組派11個服務團回內地服務，地區遍及東江、西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團員深入東江游擊區和順德淪陷區工作，大部分團員到西江、北江，其後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擔任政工總隊工作。他們在戰區歷盡艱險，出生入死，工作出色。兩年多的時間裏，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肩負團長重任的廖錦濤在澳門和廣闊的華南前綫奔走呼籲，白色恐怖中不幸被奪去寶貴的生命。
　　救國團體應運而生
　　七七事變後，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發起組織各界救災會；僅半個月，由當時的《朝陽》《大衆》兩報發起的四界救災會也隨之成立。
　　各界救災會是工商界和上層人士的救國團體，發起人和領導人都是上層知名人士，參加者都以個人身份入會，缺乏廣泛的群衆基礎，故組織大規模、廣泛的籌募活動往往難以得心應手。同時，各界救災會成立初期，以長期捐輸爲籌募的方式，包括長期捐薪及在輪船、戲院和各公共場所設捐款箱等固定形式，難以充分和全面調動社會各階層捐輸的力量。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四界救災會應運而生。四界實際上包括新聞、教育、學術、體育、音樂、戲劇、文藝、美術等各方面的單位和人士，是一個統一的青年救國組織，同各界救災會在組織性質上有顯著分別；群衆基礎具有廣泛性，自然成爲一支開展籌募的大軍。四界救災會除本身發動和舉辦的各項籌募工作不虞人手缺乏，還派出人員協助各界救災會和婦女慰勞會主辦的各項籌募工作。
　　四界救災會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理事會各部之下設立的23個股就有正、副股主任69人，他們是當時澳門社會的精英。會員陣容龐大，除了後來接納個別熱心人士以個人身份參加，一般都是以團體和單位爲會員，先後加入的單位近60個，包括報社、中小學校、青年讀書會、婦女互助社、音樂社、歌咏團、話劇社、粵劇社、美術社、文藝研究社、學術研究社、體育會、國術館、救護團、鄉村服務團等。他們中有資深報人、報業新秀、教育界前輩、資深教師、曲藝名家、歌壇新秀、話劇中堅、粵劇紅伶、書畫名家、乒乓名將、體育健兒、武術精英等，都是當時澳門文化藝術界的俊彥。這股由四面八方湧現出來的力量，由於風雲際會，自然地彙集在一起。
　　擴大愛國團結傾力報效祖國
　　四界救災會理事會和工委會能够始終如一地貫徹「擴大愛國團結，不計得失，全心全意報效祖國」的方針，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其後經四界救災會理事提出，救災會方針再補充18個字：「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上述方針在各項工作中都得到貫徹，不僅獲得各界救災會、商會、婦勞會、教育會等各大社團的支持，也獲得當時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梁彥明及天主教會兩位具有影響力的神父嚴紹漁、顔儼若等有關方面人士的支持。
　　1938年，武漢國民政府發起「八一三獻金運動」，四界救災會立即響應。爲使這項重大工作取得更佳的成績，四界救災會主動建議由各界救災會主辦，自己則全力協助進行。各界救災會對這一建議表示贊同。當時四界救災會事先已擬定多項辦法，包括印製1萬個印有宣傳字句的獻金封筒，由多個工作隊到各區派發和推動獻金，在商會設立1個大型獻金台，並設計封筒圖樣。除各界救災會派出3個工作隊擔任派發，其餘戶外派發和宣傳工作由四界救災會派隊員全力協助進行。四界救災會各工作隊冒著酷暑烈日，挨家逐戶派送封筒並進行口頭宣傳。他們還特別到澳門主要工廠區臺山、沙崗、新橋和離島內仔一帶，深入各工場廣泛發動神香、火柴、爆竹、蚊香、制烟、織造等業工友參加獻金，獲得工人們熱烈響應。獻金運動期間，獻金人群從四面八方湧向商會獻金台，將預先貯好金飾或現款的封筒獻上，氣氛熱烈，場面感人，受到各界人士的贊揚。
　　在義賣運動中，當時新馬路中央不夜天酒家響應舉行大規模義賣，四界救災會應邀派出5隊人員事前勸銷茶券，僅兩天時間，茶券全部售光，所得善款折合今澳幣約6萬元。該酒家於當天茶市別出心裁製作獨具特色的「救國點心」，以競賣形式進行，到場的紳商和熱心人士紛紛以高價義購，金額直綫上升，所得善款折合今澳幣約44萬元，成績之佳，爲當時酒樓業全行之冠。隨後，中央舞場也響應義賣運動，以別開生面的「義舞籌賺」方式舉行。該舞場事前邀請四界救災會派專人負責舞場布置和策劃籌募事宜。義舞當晚，四界救災會派出多名女服務員擔任接待，並派會員淘聲音樂社各音樂好手莅場演奏。不少名流紳商爲支持義舉，偕同夫人莅臨參加，場面非常熱鬧。這次籌賑特別新創一種大金額的名譽舞券，各舞女於事前向外界勸銷，到處奔走不遺餘力。當晚共籌得善款折合今澳幣約30萬元，創下舞場行歷次籌募最高紀錄。這次義賣活動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參加籌募人數之衆多，是當年澳門等救亡活動中前所未見的。
　　另一次創下籌募紀錄的是1939年的獻金運動，也是四界救災會先提出，由各界救災會主辦。鑒於四界救災會在首次舉辦「八一三獻金運動」的工作表現，各界救災會決定將派送獻金封簡等工作交由四界救災會負責策劃辦理。爲了全面動員各界各行業獻金，使這次運動更加轟動，創出更佳成績，四界救災會理事會建議印製2萬個獻金封（首次舉辦時爲1萬個），封上印製推動獻金的各項具體說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獲得各界救災會贊同。四界救災會決定將派送和推動工作重新安排，包括離島分爲7個區，另設學校、工廠和行業3個特別區，由四界救災會組成10個工作隊，每隊負責1個區，各隊員由四界救災會具有宣傳工作經驗的骨幹分子擔任。爲了提高士氣，理事和工委會負責同志分任隊長。四界救災會派出10個隊近百人，在短短3天時間內挨家逐戶地走遍澳門和離島每個角落，派送2萬個獻金封，同時進行口頭宣傳。這次活動所募善款折合今澳幣3萬元。
　　廣泛動員籌募救亡
　　澳門當局對澳門同胞的籌募救亡活動，是通過申請批准手續的方式來進行一定限制的。籌募活動是四界救災會的首要和重點工作，其方式多樣化。
　　四界救災會成立時的設想相當保守，正如其成立宣言中所說「以游藝及表演方式勸捐」，局限性很大，因爲游藝、表演這類形式難以長期使用。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大家認識到籌募必須多創造新形式，運用多樣化的方法，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籌得更多的款項來支援抗戰。理事會感到原來的5個部難以適應形勢的需要，決定擴大理事會組織，增加2個部，新增的設計部負責設計一切籌募方式和有關事項；另將原來的勸銷股擴大爲1個部，專責處理日益繁重的一切勸銷事宜。
　　爲持續推進籌募，形式可謂多種多樣：一類以表演、比賽形式進行，包括游藝會、水藝會、話劇義演、女伶唱曲、各類球賽等；一類以售物或服務形式進行，包括售花、售旗、紀念章義賣、義舞、酒店義租、理髮店義剪、擦鞋童義擦、人力車義拉、歌姬義務彈唱等；一類以捐輸形式進行，包括獻金運動、捐輸運動、一仙救國運動、沿門勸捐等。有採取單項的，也有綜合的，就規模和多樣化等方面來說，在當時都開創了澳門的先河。
　　每次籌募活動，按規模大小和實際需要，四界救災會有關部門安排人力；擔任具體工作的人，多由有關單位派員出任，少則十餘，多則數百或逾千，而四界救災會理監事、工委或各股負責人參與戶外工作或擔任領隊，更是常見。擔任籌募工作的人員，絕大多數都能不辭勞苦，口頭宣傳往往超時工作，進食要自掏腰包，出力又出錢；尤其是進行戶外籌募的，如售花、售旗、售章以至沿門勸捐、沿門銷券等，整日奔走。在歷次戶外活動中，各工作人員不僅進入店號和公共場所口頭宣傳，還深入各工廠，開展動員工作，每個角落都有他們的足迹。
　　從1937年8月起至1940年，前後3年多持續的籌募活動，大大小小超過百次，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由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上旬爲第一階段，純粹進行籌募和宣傳等工作；其後爲第二階段，採取雙綫進行，除繼續一般籌募、宣傳等活動，還分期籌措服務團的出發經費和所需携帶的藥物和必需品。由於後期澳門外圍情勢惡劣，回國服務團有多隊需經香港轉赴東江，籌募工作更爲吃力、繁重。
　　1940年起，澳門情勢逐漸惡劣，當局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四界救災會後期的籌募活動艱苦，一般大規模和戶外的籌募活動被迫停止進行，只有小型的戶內籌募仍在堅持，改用分散又十分靈活的包括上門、家訪、座談、發捐册等各種不同的方式，以爭取多一分一毫的義款，繼續支援抗戰。
　　1940年冬起，四界救災會的一切籌募活動被迫停止，但會務並未停頓，轉而致力於服務性的工作。這是因爲當時蔣介石頑固派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限共的政策，而皖南事變後，一股政治逆流席捲華南戰區，澳門也受到影響。澳門當局不再標榜中立，對澳門的抗日進步團體和有關活動轉而採取很不友善的態度，更禁止一切公開的籌募救亡活動。與此同時，內地頑固派、特務染指澳門，不僅排斥支持全民抗戰的本澳國民黨人士，對一切愛國進步社團更視作眼中釘，政治情勢更加惡劣。
　　從1939年9月四界救災會服務團第六、七隊出發後，服務團工委會爲適應澳門社會的情況和需要，將工作範圍擴大，增設服務科，除繼續辦理服務團事宜，還開展社會服務工作。1940年春季開始，四界救災會爲適應日趨惡劣的環境，經理事會決定，將服務團工委會改爲「四界救災會工作委員會」，積極推行多項服務性的工作，以澳門居民爲對象。回國服務團在內地的活動和有關聯繫等工作，仍繼續進行，但不再在報上發表有關消息，直到1941年冬香港淪陷後，澳門無形中變成「孤島」，四界救災會的會務被迫全部停頓。
（馮曉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