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到1970年間中美兩國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使中美兩個尚未建交的大國有了一個接觸和對話的平臺。而臺灣問題始終是會談的焦點雙方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博弈。中方的堅定立場使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對中美關係和兩國外交政策的變化都産生了一定影響爲打開中美兩國關係大門、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
　　中美啓動大使級會談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開始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1955年4月23日，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4月26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不排斥」與中國進行談判，但直到6月中旬才通過英國外交大臣麥克米倫向周恩來轉達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願望。7月15日，周恩來表示同意。25日，雙方同時公布關於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新聞公報。
　　1955年8月1日，第一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國聯大厦舉行。中國首席代表是1955年4月任中國駐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美國首席代表是美國駐捷克大使約翰遜。其實，這二位曾是交鋒過的老對手。
　　1954年6月，在日內瓦會議上，中美雙方都希望進行直接接觸。從6月5日到6月21日，時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的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團成員約翰遜先後舉行了4次會談，雙方分別就中國在美僑民、留學生和美國在華被押僑民及美國軍人的問題，闡述了本國的主張和要求。儘管沒有達成如何協議，但雙方都不願意就此中斷接觸，從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雙方進行了17次不定期的領事級會談，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但中美兩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大國有了一條表達意見的渠道。
　　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拉開序幕。中方的宗旨是，緩和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要求美國放棄其敵視和分裂中國的政策，從臺灣海峽撤軍。爲此中方提出了兩個會談議題：一是美國對華經濟封鎖和禁運；二是舉行杜勒斯國務卿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會談，以緩和臺灣緊張局勢。美方則提出了三個議題：一是在朝鮮戰爭中失踪的美軍人員；二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三是償還美國在大陸的外交財産。雙方分歧很大，但爲了使會談先啓動起來，雙方都作出妥協，最後達成兩項議程：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二是有所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即雙方均可提出它認爲應予討論的直接牽涉到中美雙方的問題。
　　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啓動前夕，中國政府爲表達和平友好的誠意，於7月31日宣布將提前釋放11名美國間諜，下了一手先手棋。約翰遜只得表達謝意。在第一項議程下，雙方就朝鮮戰爭中被俘人員和平民返國問題進行了14次談判，終於於9月10日達成了兩國大使級的聯合協議聲明，主要內容是：中美雙方承認，在各自國家內的對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的措施，使他們能够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中美兩國分別委托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國。這份協議是雙方在15年會談中唯一取得的實質性成果，「是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間達成的正式協議」。這個協議是雙方在互不承認的情况下，搞的一個各說各話的杰作，以後尼克松和周恩來簽署的上海公報也仿效了這種文字表述模式。
　　根據這一協議，中國要回了包括錢學森博士在內的一批優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錢學森回國後，爲中國導彈研發作出了不世貢獻，被譽爲「中國導彈之父」。周恩來曾感慨地說：「中美大使級會談，別的不說，談回一位錢學森就是勝利！」
　　臺灣問題是會談的焦點
　　1955年9月19日，中美大使級會談轉入第二議程，談判議題聚焦臺灣問題。當時美國駐軍臺灣，支持臺灣當局進犯大陸，氣焰十分囂張。在這種情况下，臺灣問題自然成爲會談中的重中之重。
　　10月8日，約翰遜就臺灣問題建議雙方分別發表聲明，「表示除防禦外將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意圖很明顯，要中國放棄武力解放臺灣，使臺灣與大陸永久分離，製造「兩個中國」。
　　周恩來就此明確指出：臺灣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侵占臺灣已成了國際爭端，臺灣的緊張局勢已影響到東南亞和平、穩定與安全，但造成這種局勢的首先是美國在臺灣的軍事存在，它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應放棄對我國使用武力，自臺灣和臺灣海峽撤出一切武裝力量。另一方面，從中國方面來說，臺灣在歷史上、法律上、事實上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人民願用什麽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國內政，美無權干涉，無權要求我們不使用武力。這兩方面的問題是不容混淆的。
　　王炳南在談判中也向約翰遜明確闡述了上述立場，並於10月27日，主動就美提出的雙方保證不訴諸武力的問題提出了中方第一個協議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衆國同意，它們應該用和平方法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而不訴諸武力；爲了實現它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衆國決定舉行外長會議，協商解決和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但遭到美方拒絕。
　　11月10日，約翰遜提出美方的第一個協議草案，仍是建議分別發表聲明，在臺灣地區「除了單獨和集體的防禦外」，中美雙方都放棄使用武力，這等於要求中國政府承認美國霸占臺灣的合法地位和放棄解放臺灣的權利，理所當然地遭王炳南拒絕。
　　12月1日，王炳南提出新的協議草案，中方不再堅持舉行外長級會談的建議，重申了兩國通過和平手段而不是訴諸威脅或武力來解決兩國間的爭端。但美方不接受中方的草案，仍然老調重彈，只有中共很好執行了第一個協議使滯留人員早日返國，才能達成放棄使用武力的協議。至此，會談陷入僵局，中美相互指責對方，12月22日雙方決定暫時休會。
　　1956年1月12日會談復會後，美方提出了新草案，仍舊强調在臺灣有「單獨和集體的自衛的固有權力」，還將不訴諸威脅或武力的地區從臺灣擴大到了「臺灣地區或其他地方」。王炳南義正詞嚴地指出，應尊重每個國家有自衛權力的原則，問題在於該原則的適用地區，如果美國在其自己的領土內行使這權力，中國是不能反對的；但假設中國占領了舊金山，然後又聲稱是自衛，美國能同意嗎？此後，雙方就是否要將「單獨和集體自衛」條文寫入協議聲明爭執不休。
　　4月19日，美方提出第三個草案，在堅持「不損害各方的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力」之前，加上了「在不損害各方用和平方法執行自己的政策」一句。對此，中方表示仍無法接受。
　　5月11日，王炳南也提出了新的草案，建議「在不損害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的情况下」，中美兩國「應該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它們兩國之間在臺灣地區的爭端而互不訴諸威脅或武力」，此外，該草案還提出了兩個月的時間限制，以防止美國無限期的拖延會談，並再次提出了外長級會談的要求，但是美方認爲該草案沒有任何討論的餘地。
　　6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外賓時指出，美國的方針就是拖，如果拖對我們有利，我們就跟他拖；如果拖對我們不利，我們隨時都可以不跟他拖。
　　此後，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在會談中多次交鋒，基本沒有進展。1957年12月12日，約翰遜在會談中奉命宣布，他將調任美國駐泰國大使，由他的副手馬丁參贊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奉命嚴正指出：「這樣做很不嚴肅。中美是大使級會談，而馬丁先生只是一位參贊，不能代表大使。」美方想降級，中方一再敦促美方儘早指派大使級代表，美方却一再置之不理，致使在第73次會談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了一年。
　　會談降溫台海緊張局勢
　　1958年7月，美國出兵黎巴嫩，中東地區局勢驟然緊張。與此同時，受美國支持的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叫囂和破壞活動甚囂塵上，轟炸福建，騷擾江浙，派飛機至大陸雲貴川康青等省散發傳單，空投特務。美蔣在臺灣海峽不斷製造緊張局勢，臺灣海峽硝烟彌漫，情勢險惡。
　　在解決臺灣問題上，中共中央採取的方針是分兩步走：即第一步先收復沿海島嶼，1954—1955年解放浙江沿海島嶼一江山和大陳島的戰爭就是這個行動的一部分。第二步再解放臺灣，實現國家統一。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決定炮擊金門、馬祖，準備收復這兩個島嶼。
　　8月23日，解放軍開始炮擊金門，密集的炮火封鎖了該島的海空通道，切斷其補給綫。美國立即從地中海和其他海域調集軍艦來加强第七艦隊的兵力，在臺灣海峽集中了7艘航空母艦和100多艘其他戰艦以及大批空軍力量。8月27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公開表示，美國將不放棄它已承擔的以武力阻撓中國解放臺灣的責任。並派美艦給蔣艦護航。
　　8月底，王炳南接到特急電報飛回北京。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炳南在會上彙報了中美大使級會談情况，還回答了毛澤東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提出的涉台問題。會議決定，指定專人起草一個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新方案。
　　9月6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重申中國要解放臺灣之決心，警告美國若要挑起戰爭，將對其後果負全部責任。同時倡議中美兩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復大使級會談。在中美大使級會談處於中斷狀態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把握不透，急需通過恢復會談摸清中國的底細，於是美國當天即作出反應，表示願意恢復大使級談判，並指派駐波蘭大使比姆爲重啓談判的代表。中方談判代表仍是王炳南。經過協商，會談地點改在華沙，雙方代表不必奔波到第三國開會。
　　王炳南在去華沙前，毛澤東找他談話，囑咐他談判要多動腦子，謙虛謹慎，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對美國人說話時不要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人民的民族感情，要多用勸說的口氣，譬如，你們美國何必爲不到1000萬人口的臺灣島與6億中國人民爲敵呢？你們現在的作法究竟對美國有什麽好處呢？
　　9月15日，第74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在華沙舉行。王炳南根據中央「兩步走」的方針，提出了一個協議草案：（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臺灣和澎湖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是中國大陸的內海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採取一切適當的方法，在適當的時候解放中國的這些領土。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外國干涉。（2）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保證從臺灣、澎湖列島和臺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直接威脅厦門、福州、爲國民黨軍隊所占據的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必須收復。如果國民黨軍隊願意主動地從這些島嶼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不予追擊。（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在收復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後，將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臺灣和澎湖列島，並且在一定的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實現台灣和澎湖列島的解放。（5）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衆國政府一致認爲，在臺灣海峽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飛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須受到保證。
　　中方在草案中釋放了誠意，並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方案。但美國代表比姆回絕了中方的草案，堅持拒絕從臺灣、澎湖列島和臺灣海峽撤出它的武裝力量，甚至沒有把上述草案文本接受過去。
　　9月18日，比姆提出了美方的協議聲明草案，要求中國政府對金門、馬祖放棄使用武力，除非個別和集體的自衛行爲，美國也保證不對大陸及其沿海島嶼使用武力。中方對等回應，拒絕對方的草案。
　　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記者問公開表示，「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此後，艾森豪威爾又向記者說，金、馬對臺灣「並不是極爲重要的」。美準備改變策略，要蔣讓出金門、馬祖，以換取中國不用武力解放臺灣，在金門與臺灣之間劃綫，製造「兩個中國」。
　　同日，在第78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上，比姆拋出據稱是杜勒斯親自起草的協議草案，以平行的口氣闡述了中美雙方對金門、馬祖的不同立場，在闡述中方立場時特意指出蘇聯支持中國的立場和行動，在闡述美方立場時强調美國與臺灣當局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稱美國對臺灣的集體防衛負有義務，要求中國停止對金門、馬祖的敵對行動，尋求通過談判、媒介、調停、仲裁以及司法手段來解決上述爭議。王炳南駁斥了美方的草案，指出這是美方爲掩蓋其侵略行爲，使其占領臺灣合法化，同時也是爲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服務的，故沒有討論的餘地。
　　10月初，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美國想趁目前這個機會製造「兩個中國」，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以此爲條件，美國可能要臺灣放棄所謂「反攻大陸」的計劃，並從金門、馬祖撤退。杜勒斯這個政策，一句話就是以金門、馬祖換臺灣、澎湖。
　　王炳南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會談中採取「積極進攻」的方針，揭穿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故意混淆國共之間內政矛盾與中美之間國際矛盾的伎倆，幾輪會談下來，中方闡明了自己的嚴正立場，摸清了美國「以金、馬換台、澎」製造兩個中國的戰略意圖。在這一階段，中國通過炮擊、和談兩手，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挫敗了美國要求「停火」的計劃，又摸清了美國的意圖。
　　爲了粉碎美國分離大陸和臺灣，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中央將原來的「兩步走」戰略調整爲「一步走」戰略，即暫不解放金、馬等島嶼，待時機成熟，再一並解放台、澎、金、馬，統一中國。
　　王炳南根據「一步走」戰略，提出了一個關於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協議聲明草案，要求美國政府發表聲明，保證從台、澎和臺灣海峽撤出其一切武裝力量。儘管這一草案美方未能接受，但美國沒能達成逼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的目的，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破産。由此，中國的戰略目標已經達到。
　　同時，中國政府也宣布，炮擊金門實行「單打雙不打」。因此，美國也決定，只要中國在雙日不打炮，蔣軍可得到補給，「美國將不再參加護航活動」。至此，臺灣的緊張局勢得以緩和，但美敵視中國的對華政策沒有改變。
　　一攬子解決問題突出臺灣
　　1960年上半年，中國政府確定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新原則：「今後要確定『一攬子』解決問題的原則，就是說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談不上。」這一原則的提出，表明了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
　　1960年9月6日，中美大使級會談進行了100次。王炳南就此發表了一個總結性談話，指出進入第二項議程以來，中國方面一直採取積極態度，爲謀求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和改善中美關係的途徑，先後提出10個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國却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企圖永久霸占臺灣，製造「兩個中國」，不肯從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一切武裝力量。並著重强調，緩和和消除臺灣緊張局勢，是中美會談的關鍵，是考驗有無談判誠意的試金石。
　　1962年3月，美國改派駐巴西大使卡伯特作爲會談代表。同年5月，王炳南回國休假，周恩來把他召到家裏談台海局勢：「蔣介石認爲現在是反攻大陸的最好時機：在外我們與蘇共不和，在內有嚴重的自然灾害。看來蔣介石是想大幹一場。我們必須密切注意蔣介石和美國的動向。」幾天後，周恩來要王炳南馬上停止休假返回華沙，指示：「中央認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決心很大，但他還存在著一些困難。關鍵問題要看美國的態度，要爭取讓美國來制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
　　周恩來還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解決美國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以及臺灣問題，要看『二王』：一個是王炳南在華沙和美國談判；一個是王震率領10萬大軍修建鷹厦鐵路。」
　　王炳南趕回華沙後，6月23日，與卡伯特的會談以非正式方式進行。王炳南指出，蔣介石一旦向中國大陸挑起戰爭，絕不可能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而美國必須對蔣介石的軍事冒險和由此而帶來的嚴重後果負完全責任。並警告說，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時，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臺灣之時。
　　卡伯特贊賞王炳南的坦率，並允諾立即向美國政府報告中方關切，表示美國絕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蔣介石對美國承擔了義務，未經美國同意，蔣介石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我們要盡一切力量防止這種事情。會面結束時，卡伯特還强調：「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3天後，卡伯特正式表態，美國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
　　王炳南立即將美國的態度報告北京，周恩來誇贊王炳南說：「炳南同志，你這回可立了大功了！」
　　蔣介石在獲悉王炳南同卡伯特談話的內容後，表示「極爲不滿」，惱怒地指責美國「敵友不分」，其「反攻大陸」的痴心妄想也隨之泡湯。
　　20世紀60年代，在一攬子解決問題原則的指導下，歷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幾乎都提出了臺灣問題，但中美雙方的立場存在根本分歧，中方要求美方從臺灣撤軍，美方要求中方放棄在該地區使用武力，互不妥協。正如王炳南在回憶錄中寫的那樣：「會談幾乎千篇一律，我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氣氛下，你談你的，我談我的。」
　　王炳南同美國大使談了9年，會談達120次。1964年4月奉調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新任中國駐波蘭大使王國權走馬上任，成爲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代表。1965年12月16日，在舉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級會談時，約翰離任，接替他的是美國駐波蘭大使格羅諾斯基。格氏表示：我方希望建立美中雙方更廣泛的聯繫，建議實現記者、醫生、科學家等互訪，向中國發動和平攻勢。王國權按國內的指示表態，臺灣問題未解決，其他問題免談，回絕了他的建議。
　　此後，由於「文革」的原因，中美大使級會談幾乎處於停頓狀態，3年間雙方只進行了15次會談。在第134次會談之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
　　雙方開始展現出靈活性
　　隨著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組，美國與蘇聯爭霸全球，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1969年尼克松上臺後，即釋放出尋求改善中美關係的信號。當時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中斷了兩年。尼克松在白宮召見回華盛頓述職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賽爾，指示他「以一種非常謹慎並且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與中國人進行接觸，告訴他們，我願意舉行會談是很認真的，我們應當改善關係」。
　　12月3日，斯托賽爾參加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斯托賽爾和會談事務秘書發現中國駐波蘭使館二等秘書李舉卿和翻譯景志成，錯把李舉卿當成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雷陽，緊追不捨，向中方人員表達要求與中國代辦會見，談尼克松「希望與中國進行重大具體會談」的意圖。中國代辦雷陽知曉後，立即向國內報告。12月9日，國內電示：代辦可與美大使會見。
　　隨後，斯托賽爾和雷陽分別於12月11日與1970年1月8日到對方大使館進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斯托賽爾代表美方建議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此中國政府表示同意。最後雙方確定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於1月20日舉行。
　　周恩來審閱修改了中方發言稿和外交部給雷陽的指示電稿，他在發言稿上加寫了一段文字：「在我發言後，美方如重提美與臺灣有條約關係，我應答以『美蔣條約』是全中國人民所不承認的；美方如詢更高級會談或其他途徑何所指，可答以美國政府如對此感興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商定出方案。」同日，周恩來將發言稿和指示電稿報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照辦。」
　　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如期舉行。雷陽在闡述中方立場時聚焦臺灣問題，要點是：（1）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個國家强占另一個國家的領土，損害其主權，干涉其內部事務，怎麽能和平共處？中國不會侵略或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但也絕不容忍其他國家干涉或侵略中國。（2）臺灣問題是中美長期存在嚴重分歧的癥結所在。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是意識形態問題。美國企圖通過與臺灣當局締結條約使强占臺灣合法化，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以達到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目的。美國長期把臺灣當作對中國人民發動戰爭威脅的基地，最近又談到遵守對蔣介石集團的所謂「條約承諾」，向其提供軍事戰鬥機，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對中國的干涉和侵略。（3）中國一定會解放臺灣，絕不允許他國占領中國領土。在這個涉及政治原則的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堅定的，任何期望中國在此問題上改變立場的企圖都注定會失敗。多年的大使級會談沒有取得進展的原因在於美方總是想討論一些細枝末節問題，而回避根本性問題，即臺灣問題。（4）中方一貫主張用協商與和平手段解決中美間的爭端，準備在此基礎上探索和考慮如何解決兩國間的根本問題，中方願意考慮和討論美方希望提出的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致的任何想法和建議。（5）這樣的討論可繼續通過大使級會談來進行，也可以通過更高級會談或雙方同意的其他途徑來進行。
　　斯托賽爾回應，强調美國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是明確的，那就是絕不妨礙對此問題的和平解決，美國唯一關注的是這個問題不要通過武力解決，「我感覺我們都同意這個問題應該和平解決」。
　　雷陽再次强調，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立場是明確的、衆所周知的，「美蔣條約」不會被全中國人民承認，臺灣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將會把美方提出的派代表去北京或美方接受中方代表至華盛頓的建議轉達中國政府。
　　斯托賽爾請求雷陽解釋「更高級會談或雙方同意的其他途徑」的意思，雷陽指出，如果美國政府有興趣在更高級或通過其他途徑會談，可以提出具體建議或在大使級會談中通過協商定出方案。
　　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都在試探。中方想要得到美方的一些確認，即美方要把臺灣問題看作中國的內政，美方不支持「兩個中國」，並减少在臺灣的軍事存在；對美方而言，美國要求確保臺灣不會受到攻擊，保持對臺灣當局的承諾，試圖「使臺灣的地位問題模糊化」。
　　奠定兩國最終走向和解的基礎
　　1970年2月2日，中方提議2月20日舉行第136次中美大使級會談。2月4日，美方回應表示同意。
　　斯托賽爾在向美國務院彙報中方「更高級會談」的意願時，特別强調了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變化」，中方雖繼續提到美國占領臺灣，但並沒要求美國立即無條件撤出，也沒有提以往反復强調的「中國將自主決定是否用和平或武力解放臺灣」，而提到了用和平手段。
　　基辛格建議尼克松授權其告知國務院：總統對國務院擬定的對中方關於在北京或華盛頓會談的建議，要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尼克松予以同意。2月19日，美國副國務卿理查德森將修改過的對「更高級會談」持更加積極態度的指示，發往華沙斯托賽爾。
　　中國政府對「更高級會談」高度重視，周恩來親自修改了中方發言稿關於這一問題的措辭，將發言稿中「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願予考慮」中的「考慮」二字改爲「接待」，還在修改處加了旁注：「『接待』兩字是我提議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已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後還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爲『接待』，較『歡迎』爲輕，較『考慮』就落實了一些。」同日，周恩來將修改稿報毛澤東。毛澤東審閱後批示：「照辦。」
　　2月20日，第136次中美大使級會談舉行。雷陽首先發言，他的陳述中聚焦於兩個問題，一是臺灣問題，二是中方對更高級會談的興趣。他指出，中方願意通過協商來討論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方一貫主張只有兩國間的根本原則問題，即臺灣問題必須首先解決，然後中美關係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中方也充分意識到台灣問題的解決需要盡一切努力來創造條件。但在關鍵的臺灣問題上，美方的基本立場沒有多大變化：一是美方希望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但又聲明要保持與蔣介石集團的「友好」關係；二是美方表示願意與中方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又聲稱要遵守對蔣介石集團的所謂「承諾」；三是美方認爲中國有權把臺灣問題作爲內政來解決，但又不放棄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對此，雷陽質疑：「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
　　雷陽接著指出，爲了解決這個重要矛盾，更加深入的探索是必要的。然而，通過兩國大使級會談來執行這項任務會有「一定的困難」。如果美國政府希望派一名部長級代表或一名總統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間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願予接待。
　　斯托賽爾表示，中方在上次會談中表達的觀點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最高層的充分考慮，並陳述了美方立場：臺灣問題毫無疑問是兩國關係改善的主要障礙。臺灣問題應該由相關各方直接解決，解決應該通過和平手段，不要訴諸威脅或使用武力。美國雖有協防臺灣的義務，但並不妨礙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自己「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美國會隨著這一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减少其軍事存在。
　　他還表示，美國不僅願意討論臺灣問題，而且願意討論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並願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還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願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
　　中方表示願意接待美國的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特使來北京探討中美間的根本原則問題，大大鼓舞了尼克松。3月13日，尼克松告訴基辛格，他想把會談搬到北京舉行，建議告訴中方，美方同意更高級會談。3月20日，基辛格通知國務卿羅杰斯，尼克松已命令斯托賽爾在會談中以積極的方式提出美方的立場，尋求共同點，以使美方推進更高級會談的意圖得到充分確認。
　　3月21日，尼克松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向中方轉達了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基辛格通過巴基斯坦渠道秘密訪華的通道逐步打通。周恩來在相關文件上批示：「尼克松想採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中美雙方確定今後通過巴黎進行秘密聯繫。至此，中美大使級會談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而最終落幕。
　　中美大使級會談始終聚焦臺灣問題，特別在最後兩次會談中，雙方在臺灣問題上除繼續堅持各自的原則立場外，也展現出不同程度的靈活性。美方在這兩次會談中對於臺灣問題的態度和主張，不僅爲美國改善對華關系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也爲其以後的對台政策定了基調；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在讓美國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的同時，不再强調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就無從談起。就是這種靈活性，促使中美兩國走向和解，打破了中美關係堅冰，美國最終不得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
（梅興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