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任命宋濤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後，台灣地區政媒兩界紛紛發表評論，各種觀點都有，但都大同小異。而中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的分析，卻是另闢蹊徑，指出宋濤是最了解民進黨的國台辦主任，他今年五月剛從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卸任，由於民進黨廢棄「九二共識」，而國台辦畢竟是國務院的機關，因而國台辦就不與民進黨接觸；但對外聯絡部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專責與世界各地各種政黨聯絡，因而北京從二零一六年民進黨執政後，就透過對外聯絡部與民進黨聯絡。民進黨的連絡人之一就是邱太三，所以自二零一五年就擔任部長的宋濤，自然對民進黨和台灣非常了解。
　　蔡正元的說法，或許有一定道理。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並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聯部的主要任務及職責就從支持援助亞非拉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武裝鬥爭，轉型為政黨外交或聯絡。當然，是以信仰社會主義的政黨為主，甚至還包括與台灣當局有「邦交」的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由於政黨之間的聯絡不涉國家主權，因而不抵觸一個中國原則。而台灣地區的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是屬於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因而由中聯部在非公開的情況下，與民進黨進行適度的聯絡，試圖推動其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共同政治基礎，逐步淡化以至放棄「台獨黨綱」，未嘗不是一個工作取向。
　　實際上，社會主義學說有許多流派。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最主要最正宗的流派，因而科學社會主義也就與哲學、政治經濟學一道，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但還有其他的各種流派，而台灣地區的民進黨所奉行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社會主義。打開《民主進步黨黨章》，其中第二部份「黨綱」中的「基本綱領──我們的基本主張」，除了第一點的「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亦即俗稱的「台獨黨綱」），及第六點的「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之外，其餘的對內部事務的追求，包括第二點的「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第三點的「成長均衡的經濟財政」，第四點的「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第五點的「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其實就是充滿了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社會主義的色彩。因此可以說，如果撇除其中的「台獨黨綱」內容，民進黨的黨綱其實是一部主張社會主義的黨綱。
　　正因為如此，在「黨外」時期，及民進黨剛創黨尚未制定「台獨黨綱」之時，由於其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就與大陸方面有了「共同語言」，當時的《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經常發表支持他們的報導和評論，包括「美麗島事件」等。筆者的藏書中，就有不少這一時期大陸出版的這方面的書籍。
　　其實，這是吻合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創立於戰爭年代的「三大法寶」，既然沒有將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最主要能動力「武裝鬥爭」擺在第一位，而是讓位予「統一戰線」，可見其特殊的作用及功效。也正因為如此，台灣當局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都對「統戰」懷有高度的恐懼感，並將統戰部歸納入「情治機構」，並把中聯部也「拖下水」。
　　這就可以窺見，台灣當局是將大陸的對台工作，視為政治鬥爭的。這不能說這是「政治偏見」。實際上，對台工作從來就是十分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共中央過去的對台工作指導方針，也顯然是建基於政治門爭這個「綱」之上的。無論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口號的時期，是如此：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都是如此。其中，毛澤東指揮「八‧二三炮戰」過程中的「打政治仗」手法，簡直是出神入化，駕馭自如，爐火純青。
　　因而在人員配置方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於「政治工作」的基調上進行。「文革」前不必說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委派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現國家安全部）部長的羅青長主管對台工作；「文革」後，鄧小平起用的對台工作負責人先後是楊蔭東、楊思德、丁關根、王兆國等人。其中楊蔭東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以「黃埔校友」的身份，策反了不少「黃埔系」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起義或投降；楊斯德長期在軍隊（三野系統）中擔任敵工部長，淮海戰役的第一仗，就是他奉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之命，深入虎穴，向表面上是「徐州剿總副司令」、實質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的張克俠、何基灃轉達「起義」命令，並現場指導了戰場起義，爲淮海戰役的最後勝利打下了良好基礎。新中國成立後，他長期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羅青長、楊蔭東、楊斯德三人都具有丰富的地下政治鬥爭及戰場敵後工作經驗。因此，在那一個時期，中央的對台工作是處於主動作為的態勢，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的發表，到廖承志、鄧穎超分別致函蔣經國、宋美齡，都無不讓台灣方面陷於被動。即使是後來的丁關根，也曾於解放前在上海進行過地下政治工作；王兆國雖是「紅旗下成長」，可能政治鬥爭經驗不足，但好歹也是個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與政治工作沾上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在楊斯德出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時期，已經開始注重兩岸經貿交流問題，但在當時，因爲在台灣地區是由堅持「一個屮國」原則、嚴厲鎭壓「台獨」的蔣經國先生主政，在兩岸主政者均具有「防獨促統」理念，亦即是當時「台獨」的威脅性並不是那麼嚴重的情況下，把對台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經貿交流方面，無疑是適當的。
　　但是，在李登輝主政之後，過去長期以來兩岸共同「防獨促統」的默契出現了「缺失」，尤其是在「千島湖事件」、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李登輝訪美，以及台灣當局六度「修憲」、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至陳水扁上台、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問題的複雜性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在此情況下，黨中央的對台工作應是更爲緊緊抓住「政治鬥爭」這個「綱」，以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高屋建瓴，牢牢掌握主動權，進一步發揮「防獨促統」的作用，才是正確方向。
　　現在，中央依循「夏寶龍模式」，委任政治官員宋濤出任中台辦和國台辦主任，看來就有點返璞歸真，回到初心的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