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雖是由一起查緝私煙血案所引發，但最終卻釀成了全台性的大規模抗爭，台籍菁英組織「處理委員會」，要求省政改革，各地民眾組織民兵，進行武裝抗爭，終於越過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底線，蔣介石應陳儀請求，派軍隊赴台鎮壓和平亂，造成了嚴重的流血衝突和臺灣民眾的慘重傷亡。
　　一件偶發的緝拿私煙事件，一夕之間演變成蔓延全島的騷動，使得原本要求逞兇的治安事件逐步升級為要求全面改革的政治運動，導致全台爆發嚴重的官民衝突。緝煙血案是偶然的、觸發的，但由於臺灣人對陳儀當局與日劇增的不滿，事件的發生可能是遲早的。毋庸置疑，「二二八」事件是廣大臺灣同胞以不同方式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爭取民主自治的政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民黨政府以武力鎮壓換取臺灣局勢的暫時平靜，卻因此留給臺灣社會許多難以彌合的創傷「二二八」事件除了造成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公私財產損失外，更對此後的臺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一，「二二八」事件激化了臺灣的「省籍矛盾」和族群鴻溝。「二二八」事件初期，頻傳的臺灣「本省人」毆辱大陸「外省人」的情形，使得事件的面貌很容易被扭曲成「族群仇恨」，也給在臺灣的「外省人」留下了恐懼的陰影。後期國民黨政府的殘酷殺戮，給臺灣民眾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創傷。臺灣人「對大陸人士的心態經歷了『期待一失望一懷疑一不滿一委屈一反抗』的痛苦歷程」。「二二八」事件導致了部分「本省人」對國民黨政權不再信任，認為它是「外來政權」，認為它「欺負臺灣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開始形成，在政治生活層面留下了難以擺脫的影響。事件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稱呼，從此隱含著敵對意識，持續發展成為「省籍矛盾」與「分離意識」，造成了長期的「省籍」隔閡，這些後遺症，迄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臺灣社會內在的和諧。
　　其二，「二二八」事件加深了補發臺灣人對祖國大陸的不信任感。這一事件不僅加深了臺灣民眾與國民黨當局之間的矛盾，也極大傷害了廣大臺胞的愛國心，玷污了祖國大陸的形象。由於國民黨政權是從大陸過去的，而且還代表「中國」來接收臺灣，光復初期國民政府的專制、腐敗以及「二二八」事件期間對臺胞的殘酷鎮壓，讓許多臺灣人不僅把「二二八」的血債記在國民黨身上，而且在心理上築起對祖國大陸的隔籬。此後，敗退逃台的國民黨政權長期不敢公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加之實施了數十年的「戒嚴」體制和「白色恐怖」統治，使得部分臺灣民眾由憎恨國民黨的暴行轉為進一步加深了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疏離感和不信任感，這也成為部分臺灣人民不願接受兩岸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二二八」事件加深了臺灣民眾對政治的淡漠和疏離感。「二二八」事件不但大大削弱了臺灣民眾的參政力量，使臺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心存恐懼，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政治抱著「不關心和淡漠的台態度」，對戰後初期的政治選舉皆抱懷疑態度。事件之後的「清鄉」與報復行動，造成親歷的臺灣民眾相當大的心理恐懼。儘管國民黨當局於1950年5月23日宣佈將「二二八」事件結案，開始停止逮捕並釋放毫無關聯的民眾，但此後臺灣民眾視參政為畏途，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大大減退，與之前相比恍如隔世。以「省參議員」選舉為例，事件前的「省參議員」選舉，應選名額僅30名，候選人多達1180人，而事後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應選名額增加為55名，候選人卻只剩140人，臺灣人民的參選熱潮急速下降，且在選舉後的「省參議會」上，「省參議員」出席率極低，發言也都變得謹慎消極。可見，「二二八」造成的大屠殺雖然停止，但民眾猶如驚弓之鳥，尤其知識份子的恐懼感尚存，從此不敢參與政治性活動。由於不少臺灣菁英在事件中受株連死亡，造成某種程度的政治斷層，致使剛剛萌芽的「地方自治」不易實施。而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政治，一方面使得黑道流氓、土豪地皮逐漸進行地方政壇，在國民黨當局扶持下促成「地方派系」的崛起，政治風氣一再敗壞。另一方面，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後，臺灣進入漫長的「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籠罩的肅殺政治氛圍下，大多數社會菁英回避政治，轉向經濟、文教領域發展，亦有助於臺灣中小企業的崛起，對於此後的臺灣經濟起飛也起到了某些積極作用。
　　其四，「二二八」事件加重了臺灣民眾的「悲情意識」，成為臺灣民眾心中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痕。臺灣在歷史上遭受過荷蘭人和日本人的殖民侵略，尤其是甲午戰敗後被割讓給日本人長達50年，由此臺灣民眾形成了種種特殊的「集體記憶」，從而產生了所謂的「悲情心態」。臺灣的歷史使一部分臺灣人認為，從古到今「臺灣人祖祖輩輩受人欺負」，「臺灣人從來受外來人統治」，「臺灣人從來沒有機會當家作主」，「臺灣人曾經被祖國拋棄」，「臺灣人遭受外國殖民統治」，「臺灣人曾經是二等公民」，「臺灣人曾經是『亞細亞孤兒』」，感歎「臺灣人的命運比任何人都苦」。他們深感作為臺灣人的不幸。抗戰勝利，臺灣光復，臺灣同胞喜迎回歸，卻不料迎來的是一個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光復後不到一年半，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統治臺灣造成的政治腐敗、經濟危機導致「官逼民反」，是引發這一事件的根源。「二二八」事件遭到了國民黨的殘酷鎮壓，臺灣人民死傷慘重，「本省籍」的社會名流、各界士紳、青年學生等也被國民黨當局殺戮眾多，這一切無不給臺灣人民帶來了慘痛的歷史記憶。剛剛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沒想到來自「祖國」的國民黨政權也是如此地殘暴，讓部分臺灣民眾覺得他們的命運依然是如此的淒苦，使得「悲情心態」進一步在戰後臺灣人心中蔓延、發酵，迄今仍然深刻影響著臺灣社會。
　　其五，「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籍知識菁英出現分化和海外「反對勢力」的滋長。在這一事件中，大批台籍菁英被殺害，臺灣社會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和中堅力量幾乎瓦解，造成某種程度的政治斷層。島內的知識份子在事件後對國民黨當局普遍不滿，讓許多青年走向反抗之路。劫後餘生的台籍菁英，在政治理念上也逐漸分道揚鑣。部分臺灣人亡命香港並到美國、日本組織「台獨」團體從事「台獨」運動，如廖文毅、王育德等人。蘇新、楊克煌、謝雪紅等人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組織武裝抗爭活動失敗後，先後來輾轉到大陸，又轉赴香港，並於1947年11月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通過了「臺盟綱領草案」。謝雪紅等人逐漸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將「二二八」的抗爭自覺轉變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認識到，也只有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實現「二二八」抗爭中的目標。「臺盟政綱」實際上是32條的延續與發展，可謂「二二八」事件中台籍菁英抗爭的延續。「二二八」事件之後，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很多臺灣青年的思想開始左傾，他們從對國民黨當局的絕望，轉向對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祖國」的憧憬，紛紛加入中共地下黨。「二二八」時，地下黨只有70多個成員，1948年就增加到400多人，到了1950年遭全面逮捕時，已經發展到一千多人了。遺憾的是，許多左傾人士在20世紀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遇難，造成另一波台籍菁英的隕落，也大大削弱了臺灣的左翼政治力量。
　　綜上所述，「二二八」事件是光復初期廣大臺灣同胞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追求民主自治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這一事件激化了臺灣的「省籍矛盾」和族群鴻溝，加深了部分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不信任感和對政治的疏離感，加重了臺灣民眾的「悲情意識」，造成臺灣本土知識菁英出現分化和海外「反對勢力」的形成，對此後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和兩岸關係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劉凌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