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只有基辛格既能吃魚子醬又會用筷子。」
  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這句話著實生動——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的消息公佈後,美國《時代》週刊用恍然大悟的口氣寫道:「凡是眼睛管點用的人都能看出來,基辛格從中國回來胖了5磅。」而尼克森18年後回想訪華細節時還不忘揶揄基辛格,「他在談判時總是狼吞虎嚥,特別是中國人做的花生米和其他零食,塞滿一嘴」。顯然,基辛格因為中國而學會了用筷子。在完成陪同尼克森訪華的任務後,基辛格又迅速啟動莫斯科之行,依然是為尼克森訪蘇打前站。而媒體問他為什麼去莫斯科,他說:「我去搞點魚子醬。」

跳一段「雙人小步舞」

  「這樣,我們與中國人之間就開始了一場錯綜複雜的小步舞。這種小步舞安排得如此美妙,以至雙方都能夠總是說他們沒有任何接觸;如此風度優雅,以至任何一方都無需顯出主動的樣子;如此圓潤周到,以至雙方現存的關係都沒有受到妨礙。」
  ——基辛格,《白宮歲月》


  1968年,尼克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邀請基辛格擔任自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彼時,中美處於近20年的隔絕狀態,美國自己則身陷美蘇爭霸中的守勢地位、越南戰爭的泥潭、國內反戰的聲勢。基辛格說:「如果能夠同蘇聯和中國都發展關係,這種三角關係將為我們維護和平提供巨大戰略機會。我們(指自己和尼克森)各自得出了這一相同的認識。」
  從1969年11月到1970年6月,至少有10次,美國駐國外的官員在外交場合下同中國官員搭了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蘭那次「追著跑」。在華沙南斯拉夫駐波蘭使館舉行的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追著中國使館人員傳話:「我們是美國大使館的,想見你們的大使!尼克森總統說他想恢復與中方的會談!」
  以往,斯托塞爾接到的指令是,碰上中國外交官立馬掉頭。而基辛格佈置給他的新任務是,主動上前向中國外交官表達對話的願望。
  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存在,為中美接觸開拓了空間,但如何「靠近」是門藝術。基辛格設計了「雙人小步舞」的方式。可是與尼克森、基辛格的設想相反,在執行層面,美國低層外交人員怠慢得很。由於害怕與北京接觸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只想蒙混交差,僅尋求著一些關於解決雙方索賠、換囚等不痛不癢的嘗試。
  基辛格形容,雙方於1970年舉行的幾次華沙「大使級」會談,基本都是在「對牛彈琴」,完全說不到點上。他作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幾次敦促談判人員,要拿出斯托塞爾大使「追著跑」的勇氣,直接表達美國「願意考慮派代表去北京跟你們的官員直接會談,或在華盛頓接待你們的政府代表」。
  本國談判人員的管道走不通,基辛格設計了幾條不同的第三國管道。最終是巴基斯坦管道奏效了。尼克森通過巴基斯坦時任總統葉海亞.汗帶話給中國,「準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管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話。這樣一條管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
  這才有了那場姍姍來遲的「破冰」。40多年後,基辛格在《論中國》中仍提出疑問:美國是否應該早10年就跟中國對話?20世紀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個和解的機會?向中國的開放是否應該更早一些?
  但歷史沒有如果,齒輪相互咬合,滾滾向前。
  在派誰去的問題上,美方商談多次都無果。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說:「本來並沒有考慮派我去。我們一致認為讓大衛.布魯斯當這一使節最為理想。但後來意識到,由於布魯斯在美越巴黎會談期間擔任美方代表團團長,選他當特使,可能會讓中國人覺得是明擺著的陰謀。」
  基辛格最終被選中,很實用,也很功利。「當時壓倒一切的動機無疑是,我最瞭解我們的政策,我也熟悉我們思想複雜的首長(尼克森),因而能給他安排到北京的訪問。另一個因素則是,所有使節中我最受其管束。我是白宮工作人員,除了通過白宮新聞處以外,我無法公開宣傳自己的活動。可以說,我的成功也就是總統的成功。」基辛格說。

「給了我們一種心理壓力」

  倫敦《電訊報》的特約記者貝格當時恰好在機場,那不是基辛格嗎?是啊,一名不知道此事需要保密的機場官員回答道。他這是去哪兒?中國,官員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貝格屏住呼吸,撥通了倫敦編輯部的電話,而他的編輯以為他喝醉了,禮貌地聽完,然後就拋到了腦後。
  ——沃爾特.以撒森,《基辛格傳》


  飛機呼嘯著落地、減速,緩緩停留在跑道盡頭,一名中年男子從艙門處走出。他用手壓了壓帽檐,黑框鏡片後的眼睛機警地望向周圍,似乎擔心被認出來。
  這是一趟絕對保密的行程。飛機取道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泰國曼谷、印度新德里,才終於到了巴基斯坦。但要抵達真正的目的地,還需再往北走。那就是北京。在華盛頓,只有零星幾人知道,其中一人是時任總統尼克森。
  戴眼鏡的男子就是基辛格,其餘幾人是他所帶領的美方人員——中國問題專家約翰.霍爾德里奇、越南問題專家迪克.斯邁澤、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和兩名安全官。
  基辛格尚未到達北京之時,就已經受到了中方的禮遇。外交部派出一個4人小組,提前一天即1971年7月8日飛往巴基斯坦陪同基辛格一行來京。成員包括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禮賓司國賓接待處副處長唐龍彬和美大司翻譯人員唐聞生。
  唐聞生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為了保密,他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伊斯蘭馬巴德機場一個特別的停機坪,下飛機後,一行人直接被專車接到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而後,大家都有意識地避免跟使館人員接觸,否則若被問起「來做什麼」,也不方便講。
  次日一早,雙方又分批次趕往機場。見到唐聞生,基辛格直接稱呼她「南茜.唐」,使中方人員不禁有些吃驚。
  後來,唐聞生才意識到,稱呼她的英文名意味著他們此行做了充分的準備:「基辛格因為是秘密訪華,不可能公然帶一名中文翻譯,會顯得很扎眼。隨行的霍爾德里奇自稱能聽懂我們是否翻譯得準確,但自己做翻譯還不行,所以只能用我們的翻譯。因此,對於我方翻譯水準怎麼樣,他們估計做過一些背景調查。毛主席在1970年12月18日會見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時,由我擔任翻譯。斯諾回到美國後寫過相關文章,其中提到過我。我推測基辛格就是從斯諾那裡知道了我的英文姓名。」
  7月9日中午12時20分,這架由巴基斯坦時任總統葉海亞.汗派出的專機,載著中美雙方共10多人,降落在北京南苑機場。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等人在機場迎候。簡單寒暄後,葉劍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紅旗轎車,駛向釣魚臺國賓館。因為是秘密訪問,轎車車窗上統一掛著深棕色的紗簾。
  按照安排,當天下午美方人員先在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休息,4小時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來國賓館看望大家。
  「中方如此瀟灑的態度給了我們心理壓力。」2011年,基辛格寫作《論中國》一書,他在書中坦陳,此次訪華原定在北京停留約48小時,而基辛格聽說,中方還安排了4個小時參觀紫禁城,「這樣,48小時中已占去了8小時」「再去掉兩個晩上1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這兩個20年來沒有實際外交接觸並曾兵戎相見、後來又險些再次動武的國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時的時間可用於第一次談話了」。
  唐聞生的觀察與基辛格的回憶正好呼應。「周總理到來之前,基辛格等4人在門廳裡一字排開,站得整整齊齊,表情嚴肅地直瞪著那扇門,臉上寫滿了未知和緊張。尤其是基辛格,他的襯衫領子緊緊地卡著脖頸。」唐聞生瞭解到,基辛格原本特意備了一件乾淨的襯衫,沒想到落在了巴基斯坦,不得已,只能跟霍爾德里奇借了一件襯衫,但霍爾德里奇個子比他高,脖子比他細,襯衫並不合身。

「鎮定自若、才能過人的談判專家」

  周恩來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我見到他時,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
  ——基辛格,《論中國》


  突然,一道光透進來,門開了!攝影燈一時間全亮,基辛格看到一個男子大步邁進來,身體瘦削、風度翩翩。光看相貌,他就知道來人就是周恩來了。
  直到今天,這次會談的場景同樣印在唐聞生的腦海中。「這麼大、這麼厚一個活頁本,會談開始後,基辛格就照著這個本子侃侃而談。」唐聞生邊說邊向記者比劃:「後來我才知道,來華之前,他們準備了一大堆資料,包括我國歷史文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領導人、要談哪些問題、問題背景、中方觀點、美方立場,以及會見到哪些人、人物情況等。拿到桌面上的只是這一本,背後準備的東西遠不止這些。」
  霍爾德里奇的回憶錄裡也記錄了當時的場景。「如坐針氈地聽著基辛格講了很長一篇華麗的辭藻」,好不容易講到了霍爾德里奇起草的一段話,「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臺灣獨立』」。話音剛落,周總理馬上說:「好,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談了。」
  「周恩來畢竟是一個鎮定自若、才能過人的談判專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產黨人談判時經常耍的那類小花招不靈了……和他談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個合理的主張,詳加說明,然後堅持到底。」基辛格回憶。之後,基辛格把活頁本收了起來。「大概是看到周總理面前只放了兩張紙,紙上僅用鉛筆簡要寫了一些字,他覺得自己作為哈佛大學教授還要稿子,面子上掛不住,索性把準備好的東西推到了一邊。」唐聞生這樣推測。
  美方似乎彌漫著一種緊張的氛圍。唐聞生注意到,美方隨行的兩名安全官,面無表情地坐在離基辛格背後很近的地方。每人手裡拿著一個大大的手提箱。「不知道是否懷疑我們會圖謀不軌,看起來精神緊張。後來得知,他們是臨上飛機才聽說要到中國來的。」
  次日,雙方的正式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這個廳是以位於臺灣對海的中國的一個省命名的。」基辛格後來說:「過去同斯諾會晤也是安排在這裡,可惜我對這種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奧妙,因為當時我不懂這個廳的名字,慚愧得很,自然不會明白其中的含義。」
  這天會上的氣氛和前一日完全不同。雙方對臺灣、越南、亞洲、日本和世界形勢等問題存在嚴重分歧。周恩來先闡述了中方觀點,基辛格當場和周恩來爭論起來,「故意粗暴地逐點駁斥」。周恩來揮了揮手,示意他先吃烤鴨,「如不先吃,烤鴨就要涼了」。美食當前,一句話就緩和了會場劍拔弩張的氣氛。隨後,雙方經過兩天坦率地交流,終於在基辛格11日離京前商定尼克森的訪華事宜。
  「中國和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謀求和解,這是世界環境所決定的。但事情來的這樣快,發展又如此順利,則是由於中國總理的光輝品格和遠見卓識起了不小的作用。」基辛格曾多次回憶,周恩來是如此有耐心,從第一次訪華到後來的每一次,兩人每天會談時間6至10小時,「除吃飯時間之外沒有中斷」。基辛格感慨:「這樣建立起來的關係已經經受了多次困難的考驗,而且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基石之一。」

「在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毛澤東的居所看起來也沒什麼特別,只是離別的房子略遠一些。這裡沒看見警衛,也沒有其他的權力標誌。小小的前廳幾乎被一張乒乓球桌占滿了。我們被直接帶入了毛澤東的書房,書房不大,三面牆的書架上雜亂地放滿了書稿,桌子上、地上也堆著書。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領導者卻願意被看做是一個哲學家。
  ——基辛格,《論中國》


  這是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森抵達北京,在中南海的書房裡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基辛格在1971年兩度訪華時,有意對毛澤東「避不求見」:「因為我很清楚,尼克森總統希望成為第一位見到毛澤東的美國官員……考慮到一旦見了毛,我回美國後會讓尼克森不悅甚至動怒,我還是按捺住了見毛的強烈願望。」但對毛澤東的外交智慧,基辛格卻有了領教。1971年10月,基辛格被尼克森第二次派往北京,任務是起草公報。按照常規做法,基辛格先擬好了初步的草案,將共同點寫得模糊不清,分歧則用套話加以掩蓋,以此顯示共同點似乎很多,然後交給周恩來,請其給出中方的修改意見和備選。
  令美方意想不到的是,毛澤東看後很惱火,認為都是陳詞濫調,簽時就缺乏誠意,以後也不會貫徹執行。他覺得,中國不怕承認跟美國有分歧,指示周恩來在公報中重申中國的共產主義理論,說這就是中國的立場,美國人想要講什麼就隨他們講什麼。
  周恩來將新的草案拿給基辛格。基辛格「嚇了一跳」,除了共同立場的部分,中方語氣那樣強硬,立場與美方載然相反,這將是一份各說各話的文件。「兩國之間公報的這種寫法,我以前從未見過。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基辛格說,但他冷靜思考後又不得不承認:「這種非傳統的格式倒是能把雙方的問題都解決了。各方都可以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讓國內人民和疑心重重的盟友們放心……並使意見一致之處更顯突出。」
  在《上海公報》的草案中,關於反對霸權的那一段意見最為一致: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從1972年到1975年間,基辛格跟毛澤東有5次見面。基辛格常常感到「他的話不是高深莫測就是難以捕捉」,「在中國交革命的每一階段,毛澤東總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和革命熱情之間掙扎。他冷靜地做出了必要的選擇,決定走實用主義路線,但永遠心有不甘」。
  1972年會晤時,尼克森說自己「不能做的就決不說,但我做的比說的要多」,毛澤東則開玩笑道:「大概我這種人放大炮的時候多。無非是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這一套,建立社會主義。」聯想到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標語,基辛格認為,毛澤東的言下之意,是希望美方不要認真看待這些口號。但基辛格堅信,毛澤東的內心對革命始終是充滿熱情的。他做出這一論斷的原因是,毛澤東對「自力更生」有一種無法讓他理解的堅持。
  1975年10月、12月,毛澤東與基辛格進行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後兩次談話。他已進入耄耋之年,需要護士攙扶才能從椅子上站起來,但「兩次談話思路卻異常清晰」。瞭解到前一日基辛格和鄧小平大吵一架,說中美彼此並無所求。毛澤東說:部分是對的,部分不對。小的是臺灣,大的是世界,如果雙方都無所求,你們為什麼要來北京,我們為什麼接待你們和總統?

「眼神憂鬱、強悍的小個子」

  鄧小平言語辛辣、單刀直入……不喜歡空談理論而喜歡著眼於極度實際問題……進屋時就像有風力相助,坐下來就直切正題。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費時間,也覺得沒有必要像毛澤東那樣以寓言為包裝掩飾鋒芒。鄧小平不像周恩來那樣有一種親切感,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把我視為哲學同道。
  ——基辛格,《論中國》


  飛機終於不用再繞道巴基斯坦,可以直接從西半球飛往遠方「雄雞的心臟」了。隨著飛機緩緩降落,基辛格想起來,距離他首次踏上這片土地,已經過去了11年,舷窗外的風景也已經大變樣。「喧嚷的城市、興旺的建築業、擁堵的交通、因增長率偶爾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而左右為難的人們……」這是1982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而在前一年,美國剛剛經歷了領導層的巨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延續的一個障礙是政府定期換屆帶來的全面改變。由於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國務卿以上所有由總統任命的官員就要大換班」。這給中美關係的走向又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
  就在這時,創辦了國際諮詢公司的基辛格對中國進行了私人訪問,與鄧小平就改革話題深入交流。
  基辛格對鄧小平說:「我不知道怎麼稱呼您才好。」
  鄧小平回復:「我是政治局常委、顧問委員會主席,又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席。我想把它讓給別人,我的頭銜太多了……我的頭銜太多,我要幹得越少越好。」
  基辛格感受到這些話背後的非同尋常。鄧小平「沒有自認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謙稱自己沒有專長」。另一層含義是,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要讓幹部隊伍年輕化,他幹得越少,相當於越鼓勵下屬去創新。
  基辛格還記得1979年春天訪問北京時,鄧小平就對中國的未來展現出異於常人的姿態。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內部意見完全相左者不少,如有人堅持用傳統蘇聯模式刺激經濟生產,鄧小平卻「拒絕這些條條框框」。一次宴會上,鄧小平沒有顧忌基辛格這些外國人在場,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必須讓老百姓關注自己的生產;消費品應優先於重工業;中國必須引進現代技術;共產黨需要少管一些,政府必須權力下放;要送幾萬名學生出國留學,西方教育沒什麼好怕的……
  「鄧小平沒有提高嗓門,但這時鄰桌都鴉雀無聲。其他在場的中國人都挨著椅子邊坐著,真誠專注地傾聽著這位老人勾畫他們的未來遠景。『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做對,』鄧小平說,『我們已經錯了太多次了。』」這個場景深深地印在了基辛格的腦海中,他預感到,「以後十年,鄧小平就將他1979年宴會上的話付諸行動」。
  之後中國的發展一如基辛格的預感。他逐漸對這位「眼神憂鬱、曾幾度大起大落卻矢志不移、顧全大局,並在日後逐步振興中華的強悍的小個子產生了無比敬意」。
  1989年秋,中美關係處於自1971年恢復接觸以來的最低谷,基辛格再度受邀訪華,以避免中美關係完全破裂。鄧小平始終強調兩個主題,即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穩定,中國不接受外國對中國內政的指手畫腳。基辛格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中國領導人:「對這一代中國領導人來說,中國歷史上最痛苦的一頁是19世紀中央政府的崩潰,外國於是趁虛而入;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成為殖民國家爭奪的對象。」

「我愛這個地方!」

  一個國家有著偉大的過去,也將永遠擁有輝煌的未來。
  ——基辛格,在北京天壇的留言


  時間倏忽而過。2013年,在北京天壇公園裡,一對「老外爺孫組合」在人群中顯得分外顯眼。老人的精神不錯,頭髮也很茂盛,只是被時間染成了白色。跟在老人身後的小孩瘦瘦高高,興高采烈地向老人描述著什麼。
  「我愛這個地方!」這位老人便是基辛格,這是他人生中第十五次造訪天壇,與他同行的是他的孫子、兒媳等家人。
  帶家人遊覽中國,在基辛格心裡打轉很久了。早年,他就常常和夫人南茜一同來中國。南茜的個子很高,一次會見中,毛澤東指著南茜對基辛格開玩笑,說「她試圖使你望而生畏」。基辛格也笑了,跟著打趣:「是她的身材比我高還是智識比我高?」
  1971年10月25日,基辛格第一次參觀天壇。車由大門而入,越過柏樹林間的禦道,停在盛開著美人蕉的丹陛橋下。據天壇原副園長徐志長回憶,基辛格漫步到祈年殿的位置,把祈年殿裡裡外外都參觀了一圈,又回到大殿門前,感慨道:「這真美啊!以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準,能再造出一個或者幾個祈年殿這樣的建築,但怎能再造出具有500年以上樹齡的古柏林呢?怎麼能再造出這樣的氛圍呢?」
  當時正是秋季,園內的果子、蔬菜很多都成熟了,工作人員忙著在地裡拔蘿蔔。第一次來中國的基辛格,對什麼都充滿了好奇,他朝工作人員要了一個大蘿蔔,請隨員削掉皮,毫不客氣地咬了一口,說:「好吃,有點辣。」
  後來,基辛格又數次參觀天壇。每次參觀,他都能找到新的興奮點——這位美國老人遺傳了其猶太祖先好學的基因。一次,他聽導遊解說了回音壁的傳聲現象後,無比興奮,馬上緊貼著牆壁試了試,不無幽默地向陪同的喬冠華說:「這裡的牆磚像無線電一樣,能夠傳聲。我能不能帶一塊磚頭回國,就用它跟你建立聯繫。」還有一次,基辛格臨走時看到了遠處的齋宮,詫異自己怎麼從沒去過。後來再去天壇時,他還記得這件事,特意跑去齋宮遊覽。
  中國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基辛格的身影。
  基辛格曾在1982年、1996年,兩度訪問三峽。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環境及文物保護委員會顧問王儒述回憶,1982年10月,基辛格和南茜從北京飛抵重慶,南茜對三峽的秋色流連不已,擔心三峽大壩的建設影響魚類生存。基辛格不失時機地跟她開玩笑:「光有魚沒電行嗎?魚還要用電烤熟呀。」1996年再訪三峽時,他又提起這些話題,說:「有得有失,得大於失就好。」
  後來基辛格常常致函給王儒述。信中,基辛格的話很簡短,但飽含溫情。2009年2月,基辛格來函:「欣悉三峽工程進展順利,希望下次訪華時能有機會再訪三峽。」僅僅4個月後,他再次來函表示感謝:「親愛的王先生:感謝你對我生日的祝賀,三峽電力生產快速發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高興經常和你保持聯繫,希望下次訪華時能有機會晤面。」
  「中國是我交往最久、最為深入的國家。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2011年,88歲的基辛格在紐約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此說道。而中國也把一個既樸素又充滿沉甸甸的感情的稱呼給予了基辛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王秦怡、陳佳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