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大量年輕人懷抱上岸的夢想，湧向國考——2023年10月15日，2024年國考開始報名，截至本刊發稿，報名人數超過百萬；另一邊，是一直懸於「岸邊」的人們跌落。
  這段時間，「清退編外人員」的話題熱度幾乎與國考齊平。社交媒體相關帖子下麵，有時能聚集兩三千個相同遭遇的人。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沒有編制，有的人已經被清退，有的人還在等。
  內蒙古、雲南、廣東、湖北、湖南、陝西等多個省份的部分地區出臺或進一步強調了加強規範編外人員管理制度。縣級層面，也有不少地方明確編外人員總量「只減不增、這些編外人員站在光的背面，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呂芳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雜誌《世界管理》上刊文，將這些由政府以各種形式聘用，由政府財政負擔薪酬，但缺乏固定編制的工作人員稱為「影子雇員」。
  他們雖屬於「編外人員」，卻依然困在編制困局裏。如今，清退的靴子要落地，「影子雇員」們都繃緊了弦。
  其實，我不介意當一個影子
  肖蕾發現，領導把她叫到隔壁辦公室，和其他參加約談的人不在一間房，她就猜中了結局。
  37歲，在某市直機關單位工作的第16年，領導親口向她傳達了清退的決定。對方稱，合同到期不再續約。她在多領了一個月工資後離開，「我想體面一些，再多說也沒太大意義。」
  2007年，肖蕾畢業後來到了這家市直機關單位，主要負責窗口服務和檔案管理。雖然沒有編制，和在編人員也同工不同酬，但工作環境相對安定，她也喜歡這份工作，一直做了16年。2019年起，她的勞動合同從單位直簽變成了勞務派遣。
  單位直簽和勞務派遣合同簽訂的主體有所差別。前者系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協商一致簽訂合同，社保由用工單位繳納；但後者系勞動者與第三方派遣單位簽訂協議，社保由第三方繳納。他們的薪酬福利只按合同簽署方規定發放，通常很難與在編人員同工同酬。
  2023年3月，財政部《關於做好2023年政府購買服務改革重點工作的通知》再次強調，「購買主體不得借政府購買服務名義變相用工，不得將人員招、聘用，以勞務派遣方式用工。」通知發佈後，各地方也開始陸續解決仍然存在的勞務派遣職員的問題。
  這些年，肖蕾不是沒有努力入編，考了幾次，總因各種原因沒能「上岸」。今年3月，關於編外人員清退的消息傳來，她開始擔憂。在最初的傳言裏，她也只是被調去其他科室，那時心裏有些不情願，沒想到她最終面臨清退的結局。
  工作了16年，肖蕾沒經歷過這種折騰，「心態崩塌，整個人都抑鬱了，每天都哭」。離開單位後，她像審視一件停擺的機器那樣，檢查自己的每個抉擇：我是不是該表達可以被調配的意願？當初另一個部門的領導曾想調我過去，怎麼能拒絕呢？
  27歲的楊芊也加入了反省隊伍。在被清退的人中，她年紀比較小。大學畢業一年後，她考進了辦事處，成為了一名窗口工作人員。合同三年一續簽，楊芊知道這樣的工作只是權宜之計。她邊工作邊備考，考過教師、考過其他編制，希望能入編上岸。可惜競爭太激烈，未考中的，總是大多數。
  今年4月起，單位開始逐批清退合同到期的編外人員，兩個月後，輪到楊芊。她總覺得後悔，當初沒再逼自己多努力一些。但回頭看備考過程，卻又像陷入惡性循環：復習伴隨焦慮和抑鬱，身體每況愈下，然後復習狀態越來越差。
  楊芊其實並不介意當一個「影子雇員」。她覺得，這份工作福利待遇雖然不及在編的人，但朝九晚五，通勤時間也不長，也沒有遭到區別對待，「工作時間可以按照勞動法走，其實挺滿意的」。
  被清退後，楊芊在家休息了兩個月，雖然身體悠閒了，但心情不算好。「時常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卻沒有穩定工作，有些丟人。有時候做夢夢到回去上班了，就是在自欺欺人吧。」
  政府的降本増效
  肖蕾、楊芊等「編外人員」所做的工作，和編制內人員幾乎沒有差別，他們在同樣的環境裏，經歷著同樣的體制內氛圍。
  只是她們沒有編制身份。
  自1982年以來，我國先後進行了八輪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每輪機構改革都會強調精兵簡政、嚴控編制。1988年，機構改革首次提出各部門要制訂定職能、定機構、定人員編制的「三定」方案，初步確立起規範化的「編制」控制理念。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顏昌武曾在論文中記載了一個來自廣東北部某縣的案例，「三定方案」落地後，一些「被精簡」的人員失去體制內身份，但依然留在原單位「同工同酬」地工作，他們不屬於行政編，也不是事業編，只是以「臨時工」的形式存在，這也是最早一批「編外人員」。
  1995年《勞動合同法》落地，法律上沒有了「正式工」與「臨時工」之分，政府部門以「聘用工」「派遣工」的方式簽訂合同，聘用編外人員。這個群體規模龐大，隱沒在各大行政事業單位中，也就是「影子雇員」。
  呂芳在其論文《中國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員」與「同心圓」結構》中提到，「影子雇員」內部也存在著從上級政府批准的占編不入編、單位自聘、勞務派遣，到臨時工等角色鏈。雖然在我國法律政策中，財政供養人員基本範圍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但實踐中還有大量不納入編制管理的事實上的財政供養人員。
  一位來自華南師範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隨著政府公共服務的範圍和水準不斷提升，以及單位用人用編自主權的擴大，編外擴張成為這些年一直存在的現象。當編外人員規模過大、個人素質參差不齊，勢必會影響公共服務的品質，加大財政的負擔，也影響了編制管理的規範化。
  清退編外人員，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緩解地方財政狀況。湖北十堰清退編外人員的行動走在全國前列。今年4月，十堰市委編辦刊文稱，通過清理規範，當地編外人員比上年同期減少326人，減少率達9%,節省財政成本約1500萬元。
  「一直以來『節約支出、提升效能』都是機構編制改革的追求，編外人員體量過大，不符合『精簡、效能』的原則要求。」前述研究人員表示，通常，某些地域或領域會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指導性規定，要求編外人員規模不得超過一定比例。
  呂芳研究後發現，由於政府並沒有明確這些「影子雇員」進入的程式、方式、期限，並對其進行合理規制，導致政府公務人員中又逐步出現了一個「灰色地帶」。於是也出現了不少個人的掙扎。
  困在「編外」的身份裏
  比起已經被清退的人，不少在崗的編外人員仍在煎熬。他們在懸而未決的日子裏繃起神經，等著聽靴子落地的聲音，還要為自己籌畫一條後路。
  黎小天至今供職於西南小城一家行政事業單位。在外地經歷過幾年企業生活後，2009年她回到家鄉，進入這家事業單位。這裏離家近，工作時間也穩定，薪酬福利與在編人員差異不大。過去14年裏，她從科員一路做到管理崗，這是編外人員能達到的天花板。
  「在這種體制單位，身份比職位更重要。」半個月前，領導只是提了一嘴，單位要啟動機構改革。所有編外同事都在猜測，是不是到了離開的時候。可直到現在，沒人知道改革落實的細節。
  黎小天開始借著下班後的空當，見縫插針地去招聘平臺投簡歷。但她也意識到，自己作為已經40歲的女性，重新進入市場求職，難度不小，「人家不一定要」。她也不奢望能在企業找到一份活少錢多的工作，「只要付出和回報能基本對等，不失業，有收人，我都可以接受。」
  不忙的時候，黎小天會運營一個社交媒體帳號。這件事，她已經堅持了一些日子，雖然知道自媒體賽道已經很擠，但還是想試一下。「我已經交了18年社保，還有十年退休。如果有適合自己的自由職業，可以努力再做10年，甚至更久。」
  被清退之後，曾經的「影子雇員」何去何從？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討論著出路，有人擺起了攤，有人還在待業。也有人開始看向私企，但行政事業單位的工作系統，與企業差別很大。他們的經驗，在市場環境裏，要重新歸零。
  據媒體報導，截至9月底，湖南永州的道縣已有1038名被清退編外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在交流中，只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單位清退了四十人，自己在名單裏，但有一條後路備選。「選擇賠償N+1,或者去單位的下屬企業。」
  關於編外人員清退嘗，前述研究人員表示，我國有相關的勞動用工規定，可按照「N+1」給予被清退人員財務補償；清退之後，可領取24個月的失業金等。在被清退之後，可根據自己的情況，按規定操作，「如果出現違約情況，要考慮相關用工平臺是否正規。」
  肖蕾在消沉一段時間後，找到了一份物業公司文員的工作。這份工作強度大了些，每天六點半起床，單休,也沒有社保和五險一金。「但現在只能等，看能不能再回到體制內。」
  楊芊也找到了一份行政工作。薪水比之前高了一些，但下班時間晚,通勤時間也長了不少。最近，她的抑鬱焦慮情緒有了些軀體化症狀；那是過去幾年留下的病根。好在她還年輕。當被問到下一步的期待，她沒有猶豫:「繼續努力考編。」
  （劉瀚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