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現代城市起源，首先是經濟性的，自漕運碼頭走來，一步步邁向航運、貿易直至金融中心。其中，1949年解放後的上海金融業轉型發展尤為亮眼。有人形容，上海好比金筆，雖然受過時髦的圓珠筆挑戰，受過別人的冷落，但終會折射迷人光彩！
  那時繁榮不屬於人民
  上海是近代中國金融業的重要發祥地，1843年開埠後，憑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貿易發展的強勁實力，吸引中外金融機構紛至遝來。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是遠東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股票、債券市場交易額在遠東首屈一指，黃金成交量僅次於倫敦、紐約，更是全國金融銀外匯的總匯和貨幣發行的樞紐。
  不少文章每每談及這些盛況，總是為上海冠以「中國最大工商業中心」頭銜，但「工」和「商」誰主誰次，卻鮮少細究。國民黨當局覆滅前的最後一次全國經濟普查（1948年版）統計，上海工廠約占全國的55%，產業工人占54%。但嚴格來說，上海城市形成與擴張，最初是從商業尤其航運貿易起家，工業發展較晚，又始終附庸於商業特別是金融業，其經濟結構是「商業（金融業）大於工業、機構臃腫、畸形發展」。1949年上半年的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統計，工商業總共11萬戶，其中金融和流通領域的商戶與從事生產的工廠的比例為10:1，兩者資本額約1:1。
  細品個中滋味，如果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倒也罷了，但上海金融業投機之甚，到瞭解放前夕儼然到了瘋狂地步。以銀行錢莊為例，1937年為76家，1949年變為211家，數量達到2.8倍左右。同一時期內，上海人口從300多萬增至500多萬，還不到一倍，工業生產還比抗戰之前更加蕭條。很明顯，金融機構猛增，並非人口增長和生產發展需要，而是旨在謀取暴利的投機活動。本質上，金融業本身不創造財富，它通過出借資本來獲利，參與現有及未來財富的再分配，這也意味著金融具有「寄生」與「造血」的雙重特徵。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中國，貴為金融中心的上海，無奈地成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從中國百姓身上抽血的「針孔」。
  在上海，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外國銀行通過主導外匯行市和出口外幣外鈔，控制中國貨幣金融，壟斷中國市場，也利用各種政治貸款，影響中國政治。1949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奚倫這樣描述當年的金融業務，中外銀行本應站在居間位置，調節國際金融往來，服務國際貿易，可上海金融圈卻是外國銀行控制運輸、保險，連利率、所得稅也是他們的天下，讓中國人去適應他們的條件，「在華資銀行戶頭上，向來只有『我們資金流入』外國銀行的『往』，很少有外資銀行撥付我們銀行帳面的『來』」。常見的上海外貿模式是：外國進口商從中國進口，只要開紙空頭信用證，在上面片面提出苛刻條件，要脅中國製造商按條件把貨物包裝起運，等外商拿到提單後才開匯票，而中國進口商要向外國買貨，情況正好相反，首先必須填好購買證，辦完結匯手續，把美元英鎊送到外商手裏後，才能發貨，「因為在帝國主義者眼裏，總認自己有信用，看不起中國人，便營造出這樣一套『殖民地貿易』式的『購買證制度』，把風險全部轉嫁到中國人身上」。
  而國民黨反動的金融政策更讓上海城市經濟「氣血兩虧」。內戰三年，國民黨當局猶如資不抵債的銀行，眼見公債打了六折五折都無人問津，只能乞靈於印刷機，靠濫發法幣籌措軍費。1947年，「流量作家」張愛玲拿著千字六萬元的稿費，也只敢奉行「每月生活費不超百萬元」的原則。到了1948年，國民黨異想天開，以法幣按三百萬換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兌換金圓券，並強迫人民以黃金向國家銀行兌換金圓券。結果，上海市民的黃金盡被搜刮而去，蔣介石逃亡臺灣，把20多萬億金圓券丟在市民衣袋裏。市面上，商業活動淪為囤積居奇、買賣金鈔、放高利貸以及「踢皮球」「賣棧單」「搶帽子」等買空賣空的行為，據估計，此時申城至少有20萬人以金融投機為業。上海，這支「金筆」，屬實與人民無關。
  人民幣為人民服務
  1949年5月27日，江海關升起紅旗時，尚未洗去征塵的三野司令員兼上海市長陳毅就對軍管會人員說：「政治作戰的比例上，我們是九個人打一個蔣匪軍，而在軍事上，我們是五個打一個匪徒。在經濟作戰上，我們是更要好好學習，要依靠著市民大眾的合作來恢復上海繁榮。」還沒管理過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共產黨，能在金融上戰勝那幫老奸巨猾的敵對勢力嗎？
  解放軍一進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國民黨官僚資本的18家銀行、19家保險公司和5家官商合辦銀行。通過一系列依法接管和改組，在上海金融市場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銀行的領導。
  新生的上海，最要緊的經濟課題莫過於平抑物價。金融界裏有一條視為圭臬的「費希爾公式」——MV=PQ，即貨幣量×貨幣流通速度=價格水準×交易商品總量，貨幣流通量乘以人們花鈔票的速度，等於物價上漲的速度。國民黨丟下的通貨膨脹，除開紙幣濫發，再就是老百姓對紙幣喪失信心，早上買只雞的錢，晚上只能買顆蛋，老百姓當然不留現金，一拿到鈔票就火速換成貨品保值，哪怕打瓶醬油放家裏也心安。於是，方程式中本不該是巨變量的V（貨幣流通速度）就瘋狂激增，同樣一張100元紙幣，如果一天裏飛速交易100次，就變成1萬元的「流動性」，能把市面上的醬油買光，而P（物價）也就在「瘋狂買買買」的貨幣流動中扶搖直上。要抑制通脹，保衛人民幣，根本之道是恢復老百姓對貨幣的信心，不要一拿到現鈔就上街「野蠻採購」。軍管會第一時間要求人民幣流通，但投機勢力置若罔聞，他們分別以金鈔（黃金和美鈔）和袁頭（銀元）為標的物，猛攻人民幣。6月10日前的一周裏，袁頭的黑市兌換價從800元人民幣跳到2000多元，有人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可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人民政府當然不會坐視不管。6月10日，轄區包含上海的華東行政區頒佈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商店也與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銀元。同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金融投機大本營——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逮捕正在非法交易的投機巨頭及銀販，到11月下旬查獲26家地下錢莊。掐斷投機資金血管。同時，一切市政公用事業只收人民幣，稅收也徵收人民幣。繼「銀元之戰」後，10至12月，人民政府又以雄厚的物資供應，在商品流通領域打贏了投機資本家掀起的「兩白（米、棉）一黑（煤）」大戰，使人民幣進一步站穩腳跟。兩場較量用事實教育了資產階級，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管理經濟特別是大城市經濟的能力，人民幣獲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作為舊時代的過來人，對國民黨掠奪性政策深惡痛絕的經濟學大師馬寅初熱情謳歌「紅色貨幣戰」的勝利，「共產黨在很短時間裏結束國內大規模戰爭，徹底統一全國財政，國家預算收支平衡，阻斷通貨膨脹道路。銀行貨幣收支也做到平衡，所有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合作社等庫存資金除保留零星用費外，一概存入國家銀行，使國家銀行有可能利用這些存款供應借款者的需要。此外，政府又掌握大量物資，進行全國性調劑，如以川米（四川大米）接濟上海。因此，自1950年3月以後物資供求也得到平衡了。外匯收支也早已平衡了。有了這四種平衡，即財政收支平衡，貨幣出納平衡，物資供求平衡和外匯收支平衡，1949—1954年全國各地物價很少變動，人民幣信用之高，是舊中國歷史上所未有……在這樣鞏固的基礎上，人民幣信用將日益增長，成為世界上最完美、最健全的貨幣之一。」馬寅初這樣斷言是有依據的，1950年12月上海物價比1950年2月降低15%，且從6月起物價趨於平穩，宣告抗戰爆發後連續12年的漲價潮告一段落，市民無不拍手稱好。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與麥克法誇爾合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提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國民收入積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2%左右的合理範圍，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在上海，1957年與1952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費水準指數增長超過30%，而物價指數同期僅上漲9.5%，城市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增長3倍多，僅此一點，共產黨『說到做到』的作風，讓上海人心服口服」。
  至於上海相對收縮的對外金融功能，則要從另一個維度思考。早在1949年初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以「統制外貿」一詞描繪未來國家進出口活動。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對金融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把上海的金融機構總行、總公司遷到北京，所有進出口總公司也設在北京。國家從南到北設立廣州、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五大口岸，維繫與世界的貿易關係，它們都受北京總部領導。這種局面的形成，絕不是某個人的原因，而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大搞封鎖禁運、臺灣蔣介石集團武力襲擾、社會主義大家庭單一市場等等因素疊加帶來的合力，構成了其時的中國涉外貿易和金融的高度計劃格局。有意思的是，上海外貿卻變得更健康（相對於舊中國時代），作為過境地，山南海北的產品、商品繼續從上海出入，而上海自身工業和科技實力也奠定了良好的出口基礎，上海外貿因此保持了一個紀錄——全國的六分之一，這種「幸福」足足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不僅如此，執行管理外匯任務的國有中國銀行針對上海的特殊地位，專門在此保留龐大的金融服務機構，以滿足貿易購匯結匯業務。相當長時間裏，在上海外匯交易所，每天開市時，先由中國銀行公佈開盤價格，繼而由交易員在交易所內根據外匯供求情況自由議價成交。國家本著「推廣輸出，管理進口，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基本原則，確定管理中外進出口對象，並把進出口貨品分為准許、特許、禁止三項，出口必須結匯，進口必須領取進口許可證，除以外匯辦法管理進出口貿易，更規定了可以易貨貿易。這種安排，既適應了當時全力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國情，同時也為上海未來金融大發展留出空間。
  直面「湯因比效應」
  1978年，當鄧小平用那雙有力的手拉開中國大門時，改革開放的春風讓上海金融站到新的風口浪尖。為了發揮銀行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諸多專業銀行相繼恢復或從人民銀行中分立出來，紛紛在上海設立機構，1986年，國務院決定重組交通銀行，並把它從北京遷至上海，至此國內各大銀行均在上海完成機構的設立。
  生活告訴我們，當一種傳統秩序消失之日，也正是這種秩序下的利益格局重塑之時。上海金融改革的市場壓力，首先在上海外貿領域造成經典的「挑戰—應戰—再挑戰—再應戰」的湯因比效應。原上海文體進出口公司外銷員倪智強記得，改革前，這家「外貿老字型大小」從不算細賬，盈虧都是國家的，企業只管進進出出，但隨著改革深入，企業取消「皇糧」，好壞都是你兜著，迫使你擔起責任，重視市場，也振奮人們一度失落的想像力、創造性。倪智強不僅要關注國際市場變化，與外方聯手生產定牌產品，同時越發關注金融知識，「要搞清怎麼去投貨物保險，不同的保價針對不同的貨品，還要關心外匯波動，在銀行幫助下確定浮動價格公式，減少匯率風險」。
  而在內貿領域，得益於金融領域改革，上海先是自身突破部門、地區和所有制界限，大力推進工業改組和企業聯合。1981年4月，上海就試辦三百多戶新的經濟聯合體。它們有跨行業、跨部門的聯合，工農、城鄉之間的聯合，跨地區、跨省市的聯合，工商、工貿之間的聯合，不同所有制之間的聯合等等。從聯合的內容看，主流是資金、廠房設施、勞動力上的聯合，實現了「1+1＞2」。緊接著，出現了上海與外地省市的聯營企業、「補償貿易」、技術合作等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使上海同兄弟省、市、自治區之間進一步加強橫向經濟聯繫，按照協議，由上海提供資金、設備和技術，支持對方擴大產能；對方向上海提供原輔材料和零部件，貨物照價結算，按規定收回投資。在那個計畫物資緊缺的年代，這種合作既促進兄弟省市的生產，又部分解決了上海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供應問題。
  當然，更驚動世人的莫過於股票重現上海街頭。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市分行頒佈了《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1984年7月，上海飛樂音響與北京天橋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唯二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的單位。借助資本的力量，飛樂音響在短短八個月裏狂飆突進，承包完成近三十家賓館飯店、體育館、俱樂部音響設施的設計、安裝、調試工程。飛樂老員工回憶，正因為股價與企業效益乃至職工自身利益密切掛鉤，公司的產品研發創新頻率很快，總是能走在市場前面，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股票上市前，飛樂一年只生產十二臺（套）調音臺和音響設備，但現在根據市場資訊，一年產量達到二百臺（套），還搞出雙徑向聲柱、組合音箱、近講話筒等新產品，贏得不錯的口碑。1986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鄧小平將面值50元的飛樂音響股票，作為新中國第一只股票贈給凡爾霖，對方喜出望外……對於這一幕，國際輿論驚歎「中國與股市握手了」！
  1986年10月13日，國務院在對《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明確指出：「上海是我國重要的經濟、科技、貿易、金融、資訊、文化中心，要把上海建設成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之一。」隨著市場經濟這只「無形之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上海在經濟領域更上一層樓，就必須進一步擴大開放，實施深度體制機制改革。畢竟，市場經濟活動的一大準則就是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互利互補」，上海作為特大型經濟中心城市，著眼於培育和發展高層次、大容量、強輻射的市場體系，需要大力促進地區之間、國內外之間商品、資金、技術、人才、資訊的流動和組合，這中間，「資金」這一要素的流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旦上海成了國內外資本最能賺錢、商業機會最大、交易成本最小、市場競爭最公平的地方，也自然而然地「中心化」了。
  始終有進球之心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到來，國家先後出臺投資、財稅、金融、外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向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正式宣佈開發開放浦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入基礎建設階段。
  這一年12月19日，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足球隊長出身的首任總經理尉文淵這樣激勵最早的22位員工：「要跟踢球一樣總有破門的欲望！」可曾想，今年股票總市值位列全球前三的上交所，剛誕生的那一天只有30個品種證券交易，當天累計成交49筆，成交額5879008元。但誰能想到，為了這一刻，身體強健的尉文淵已經高強度工作忙了好幾個月，就連開市也是硬挺著浮腫的腳挪到二樓等待開市敲鑼，敲鑼之後，支撐不住的他就癱倒下來，被馬上送進醫院……
  正是這股「破門」的執著，上交所不斷提升證券交易模式，1993年在全國首先實現通過衛星大規模向各地會員公司即時傳遞股市行情的重大技術突破，確立了上交所在全國證券交易的中心地位。1997年，上海證券大廈在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投用，代表著這座「東方明珠」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又一次躍進。樓內3660平方米的無柱交易大廳令人歎為觀止，超大容量的電信系統保證用戶通過衛星在瞬間將證券交易資訊準確傳送至世界各地，也象徵著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從長江入海處走向世界。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大樓裝修之際，管理1516億美元資金的美國富蘭克林公司亞太區總裁麥普思，就早早認購大樓1240平方米辦公區，至於為什麼，麥普思只回答一個詞——「位置」，「我們考慮三個位置原因：一是我們今後最靠近亞洲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上交所；二是最靠近上海未來的中央商務區——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三是它就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麥普思著重強調一句：「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就因為上海將是全球的中心，而不僅僅是中國的金融中心。」
  經過30餘年的發展，上海已成為全球金融要素市場最完備的地區之一。目前，上海持牌金融機構總數達1736家，其中外資金融機構539家。上海聚集的貨幣、股票、債券、期貨等各類金融要素市場齊備。2022年，上海證券市場首發募資額全球第一，現貨黃金交易量、原油期貨市場規模均居世界前三。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3300多萬億元。更重要的是，上海金融要素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根本任務是服務實體經濟，上海金融機構在競爭中服務能效不斷提升。登陸資本市場是科創企業發展壯大的關鍵一步，設於上交所的科創板正致力打通科創企業上市融資的「最後一公里」。自2018年科創板設立以來，科創板發行上市審核2.0、做市商制度等相繼推出，為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奠定了堅實基礎。截至2023年5月底，科創板已上市企業528家，累計首發募集資金8223.6億元，總市值6.7萬億元。上海還積極推動綠色金融改革創新，2020年，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在滬揭牌運營，聚焦重點領域綠色低碳發展。2021年7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滬啟動上線交易……
  202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上海期貨交易所考察，聽取交易所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等情況介紹，瞭解交易所日常資金管理和交割結算等事項。習近平強調，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正確、步伐穩健、前景光明，上海期貨交易所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為探索中國特色期貨監管制度和業務模式、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作出更大貢獻。
  今天在金融領域，無論交易規模還是技術保障手段，上海都不再是對國際領先者難以「望其項背」，而是更自信地「同場競技，平等對話」。上海，有信心「去踢更富含金量的球賽」！
  （吳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