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一段特殊的歷史造就了海峽兩岸的分隔，也造成一批骨肉分離的家庭。這些家庭，有著常人所難以想像的悲歡離合。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創院院長、臺灣研究學者徐博東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3月11日的晚上，一道電波穿越海峽兩岸。
  「我是你們的大哥徐博東，我十分想念你們，想念阿媽。阿爸平日就十分想念你們，這次病重，昏迷之中都還念著你們的名字，十分想見你們一面，見到了就是死了也瞑目。要是有可能的話，請你們設法儘快趕轉來相見……」
  時值海峽兩岸往來隔絕時期，在父親病危之時，舉目無親的徐博東走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廣播部，通過空中電波，向著海峽對岸深情呼喚，希望母親和三個弟弟能來和父親見上最後一面。
  幾十年後，徐博東在歷時6年寫下的長達40餘萬字的家史《臺海情緣——一個家族的歷史見證》（以下簡稱《臺海情緣》）中記錄下了這動情的一幕。
  6月11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臺海情緣》一書在北京召開新書發佈會，並舉辦相關座談會。
  《臺海情緣》詳盡記敘了徐博東家族的真實故事，從父母及其戰友參加中共地下工作入島迎接解放，到家庭骨肉分離四十年、子承父志繼續對臺研究工作等，此外，還有父親徐森源的革命戰友鐘浩東、徐新傑、陳仲豪、謝漢光等革命前輩故事。
  為寫作本書，徐博東搜集了大量史料，走訪相關歷史現場，採訪健在的當事人，奔波於海峽兩岸、大江南北。正如他所說，「撰寫出一部完整真實的家史正是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大時代下國家民族的命運與拼搏和兩岸關係發展的曲折歷史，是臺灣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翻開《臺海情緣》，一個因時局動盪與寶島臺灣息息相關的家族故事就此展現，在百年滄桑裏，無數親人、戰友、同學、同事們跌宕起伏的事蹟，被勾畫成色彩斑斕的時代畫卷。本文摘選書中部分故事，讓我們循著徐博東的筆觸，一同揭開那風雲跌宕的時代一角……
  時代的召喚
  1918年6月10日，我的父親徐森源出生於廣東省蕉嶺縣興福鄉（今蕉城鎮）黃田頭墩背村一個農民家庭。
  1928年的夏天，父親隨祖父到汕頭繼續上學。從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的蕉嶺窮山溝，來到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海濱鄒魯汕頭，對於那一年才剛剛11歲的父親來說，甚是新奇。從此，父親的人生道路開始了第一個轉折。
  那時的父親在正始小學讀書時進步很快，各科的學習成績都很好，尤其擅長國文和演講。
  20世紀30年代初，是中國多災多難的年代：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汕頭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和進步雜誌的影響薰陶下，少年時代父親的心田裏，深深地埋下了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種子。他愛國熱情很高，成為汕頭市各種抗日救亡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所有這些，都對日後父親的人生道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平、津淪陷時，此時暑假還沒過一半，父親就拉上3名最要好的同學成立了臨時宣傳隊，利用暑假到抗日宣傳比較薄弱的鄉下——雁洋和鬆口一帶去貼抗日標語。
  此後，經過抗日救亡運動的錘煉，以及受進步書籍影響和對時局的加深瞭解，父親的思想漸趨成熟，受到馬列主義理論認識的啟蒙，也對中國共產黨以往的艱苦鬥爭和它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逐漸有了認識。
  1938年，父親加入丘念臺發起組織的抗日救亡團體——東區服務隊。自此，從學校邁入社會，在抗日烽火中匆匆行走在羅浮山上，開始了他新的曲折的人生歷程。
  東區服務隊在名義上隸屬於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後改成第七戰區）管轄，然而當時，隊裏從延安回來的中共黨員組織了秘密黨支部，並與興梅地區的中共組織取得了聯繫。等我長大成人後，父親每次對我談到東區服務隊時，總會說：「東區服務隊表面上丘念臺是隊長，但實際上是由中共地下黨在主導。」
  隨著日軍侵佔潮州、汕頭後，1939年6月間，接到指令的東區服務隊步行開赴潮汕前線，開始了長達6年之久的抗日救亡征程，直到1944年3月被解散。
  這期間，我父親徐森源於1943年10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外，他還在東區服務隊邂逅了我的母親潘佩卿，兩人由相識相知到相愛，在1944年元旦喜結良緣，同年10月，我出生了。
  「白皮紅心」的地下工作戰士
  由於國民黨當局對東區服務隊一直有懷疑，乾脆於1944年初宣佈解散東區服務隊。
  解散後，中共地下黨秘密安排一部分東服隊隊員轉移到東江縱隊去。不久之後，父母也接到指示，要他們去羅浮山投奔東江縱隊。
  而此時的我尚在繈褓之中，於是父母親決定返回蕉嶺家鄉，把我交給了阿婆哺養，再動身去羅浮山參加東江縱隊。
  阿媽絕對沒有想到，她這一去，再見面時我已經是40多歲的壯年人了，而她自己也已經是60多歲兩鬢斑白的退休老人。
  由於日本投降，國民黨新一軍進攻羅浮山，東江縱隊轉移他處。
  那時候，國共兩黨重慶和談正在進行，但粵東地區卻風聲鶴唳，戰雲密佈，看不到一絲和平的氣象。
  與東江縱隊失之交臂，父母親的人生經歷，在這裏再一次拐了個彎——踏上了去臺灣的輪船，需要利用舊有的社會關係找職業掩護下來，進行地下工作。
  經上級同意，1946年，清明節的前一天，我的父母親徐森源、潘佩卿，偕同蔣碧玉母子、李南鋒、丘繼英、徐新傑等一行數人由廣州乘坐沙班輪，與首批撤離廣州的臺胞一起離開大陸，啟程去臺灣。
  不多久，父親母親都在基隆中學任職，父親擔任起基隆中學事務主任，他回憶說：「從1946年5月到1947年11月，我在基隆中學工作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那時候，在校內外搞了一些革命活動。另一方面，我們在學校裏團結了一批進步同事。」
  基隆中學不知不覺成為臺灣北部地區一所中共地下黨活動的重要據點。
  1947年11月，父親答應剛剛被國民黨中央委派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丘念臺，到臺中擔任「國民黨臺中縣黨部書記長」。
  實際上卻是在組織的安排下，搞「白皮紅心」的工作。
  何謂「白皮紅心」？即鑽入敵營首腦部做秘密工作，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被危險籠罩。用「白皮」來掩蓋「紅心」，掩蓋不住，露出馬腳，就會有殺身之禍。
  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兩年，父親一直扮演著與狼共舞的「雙面人」身份，在此期間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但在1949年8月，國民黨當局以基隆中學「《光明報》案」為突破口，開始了對中共地下組織和進步勢力的大清剿、大整肅，白色恐怖在全臺繼續蔓延。
  作為中共地下黨黨員，父親的親密戰友鐘浩東等，在臺灣的城市鄉村、深山密林，在馬場町刑場，為人民解放事業和國家民族統一獻出了自己的熱血乃至寶貴生命。
  隨著不少人相繼被捕，危險在臨近，組織決定讓父親迅速撤離臺灣，出於種種原因決定家屬暫不一同撤離。
  然而離臺的道路又是幾經風險。
  最終，1949年10月19日，父親等人通過他人代為買票、查驗身份後再交換機票得以登上了飛往香港的飛機。
  望眼欲穿四十年
  在父親因牽涉中共地下黨「基隆中學案」，隻身撤往香港時，母親才28歲，大弟徐基東3歲多，二弟徐海東才1歲半，三弟徐思東還在母親的肚子裏未出生，一個家庭自此第二次離散，天各一方，散落在海峽兩岸。
  原本說「很快就會團聚」的家庭，誰能料到，竟在時代變遷的大潮中，骨肉離散、隔海相望了整整40年之久。
  這期間，母親孤身一人拉扯三個幼小懵懂的孩子，雖有來自父親的暗中接濟，但畢竟杯水車薪。
  生活上的艱難尚在其次，難以承受的是無法言狀的孤獨與無奈、來自當局政治上的監控與騷擾，以及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整個社會氛圍的無形壓力。
  「我感到人生最苦的是分離！」母親在日記中如是寫道，但最難過的，還是不懂事的幼子跟她要爸爸。「孩子怪可憐的啊，爸爸那麼遠，怎能聽見你叫他呢！……天真孩子，更使我可憐他自出世來就沒有和爸爸見過面。難過，我一直在難過心情中迷迷地睡著了。」
  2013年，當我第一次讀到母親的這本日記，已是在母親過世七年之後。我一口氣看完了這本長達5萬字的日記，輕易不會落淚的我，那晚數度哽咽，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在20世紀50年代初，海峽兩岸劍拔弩張，隔海對峙，音訊斷絕。
  海峽這一端，父親孤身一人先是作戰在香港，爾後撤往上海，後又調北京。
  1956年秋，我12歲時，與阿婆一起離開蕉嶺老家到北京與父親團聚，在北京同父親一起度過了求學時期，並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在我成長的同時，海峽的那一邊，基東三兄弟也陸續長大成人。母親也從一頭青絲的少婦，變成了滿頭白霜的老嫗，設身處地為她想想，這是何等的艱辛。我常常思索：在那漫長得看不到盡頭的歲月裏，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支撐著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度過艱難的人生呢？
  唯一的答案只有一個字——盼，她日夜盼望著與父親團聚的那一天！
  1985年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次年2月中旬，父親連走路都困難了。
  也因此，我選擇通過對臺廣播節目，向臺灣喊話，含著眼淚，把父親病危的消息通知我三個弟弟。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
  1987年11月，臺灣當局開放部分臺胞赴大陸探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盼星星，盼月亮，分隔海峽兩岸的千千萬萬個家庭終於盼來了骨肉團聚的一天。
  然而當海峽兩岸的親人終於再次相聚時，卻已是物是人非……
  40年的牽腸掛肚，望眼欲穿，當一家人再相見，是何情景？
  分隔兩岸，那一道穿越海峽的電波，母親和兄弟是否聽到了？
  當年，徐博東父母戰鬥在羅浮山下，東渡臺灣，還有哪些奇遇？
  徐博東又是如何子承父志，轉向了當代臺灣研究？
  這些，都可以在《臺海情緣》一書中找到答案……這不僅僅是一部反映徐博東家族悲歡離合的家族史書，也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和臺灣海峽兩岸關係史。
  作者徐博東父親那一輩的英雄們大多已經故去，但那個特殊年代的英雄們，那段不朽的歷史和永恆故事，值得永遠銘記。
  （王慧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