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善用民調助政府施政

陳觀生

近年來,本澳展開多項各類民意調查,數量超過千個,十分驚人。特別在重大政治活動期間以及每年施政報告發佈前後,更是密集,各種民調五花八門令公眾目不暇接,傳媒窮於應付。“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古人總結出的民意與執政的關係,在現代社會仍然散發著愈加旺盛的生命力。善用民意有助政府施政,但怎樣才能合理利用五花八門、南轅北轍的民調結果,改善政府的施政,則值得深入探討。

本澳民調現狀不佳

受臨近地區的影響,本澳民調近年日益頻繁,有人統計,本澳過去3年展開1400多項各類民意調查,數量驚人。各類經常從事民調的機構尚未有過專門統計,但其類別大致可分為學術類、政府類、社團類、民間專業公司等。

學術類民調主要在大學裡面,目前本澳幾間大學均有不同的民調項目,如澳大博彩研究所就本澳博彩業的調查,科大的可持續發展中心,主要由理工學院教授組成的新視覺學會等,大學的這些調查組織,主要擔負教育、培訓人才的角色,也接受政府或者其他社團的一些委託,進行專項的調查。

政府的調查組織主要是統計暨普查局,還有已經撤銷的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以及各部門自己的調查。統計暨普查局的調查由於其擔負的職責,以及具有的各種資源優勢,是本澳最權威的調查組織,其公開發佈的數據也被認為是最準確的,但其統計的職責遠遠大於調查,而其調查亦非一般意義的民調,調查目的也主要為了統計。其他政府部門的民調,主要以諮詢形式進行,相關數據一般只是作為內部參考,大多不會公開發佈,諮詢從廣義上說就是一種民調,但兩者亦有一定的區別,如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小潭山發展諮詢,某社團遞交的1700多個市民意見,被政府部門當作一份意見書處理,政府的解釋是這些意見只是一份民調報告,而政府諮詢收集的是有具體內容的諮詢意見書。

社團類民調在本澳是最多的,這與本澳社團社會的特點相關,但這些民調大多具有臨時及即興性,如街總、工聯、新澳門學社等均曾就某些他們關心的議題進行調查,但本澳社團進行調查的頻率並不高,以政治性調查為主,調查方式多是街頭訪問形式,由於具有明顯的立場,這種調查的認受性不高。

民間專業民調公司民調主題最為廣泛,既參加政府案子,也做市場調查,只要能賺錢,基本上什麼都做,因為它本身就是以贏利為目的的。這種機構在本澳並不多見,澳門經濟學會、澳門民意調查學會或者可以算入這一類別。

目前本澳民調機構的數量其實是不少,但其做出來東西的品質卻無法評估。議員崔世平曾經在立法會發言形容五花八門、南轅北轍的民調結果,令政府和公眾困惑。他期望各民調單位能堅持專業、科學及獨立的精神,在民調各個環節增加透明度,令調查反映的民意更有公信力,並能經受檢驗。

與其他地方的最大差距,本澳現時缺乏媒體類民調機構,令民調的影響力並不大。因為媒體本身的影響力,加上其民調的選題大多是民眾所關心的新聞,因而其民調也顯得格外有影響。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建議澳門,逐步建立以獨立協力廠商主導的民意調查機制,配合社會發展需要,他稱澳門經濟增長迅速,預期民調將在不斷湧現的社會、民生,以至政治議題上起關鍵作用。鍾庭耀稱現時澳門民調工作屬起步階段,部分社團和利益團體所做的調查可能並不科學,並帶有預設立場,除未能真實反映民意外,亦會令社會內耗。

民調做到專業科學不易

民意調查是瞭解公眾輿論趨向的一種社會調查。就其內容而言,屬輿論調查;就其方法而言,屬抽樣調查。民意測驗所研究的是公眾普遍關心的政治或社會、經濟問題。通過抽樣調查的方式,徵詢調查物件的意見、觀點或想法,並以此進行分析和推論,然後向公眾公佈調查結果,以期說明和解釋問題的趨勢或傾向,引起社會公眾或被調查者的關注和重視,藉此造成輿論並形成影響。

本澳有些民調結果與市民感受大相徑庭,民意失真現象時有發生。有學者指,民意本身也是動態的,它受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所以通常民意是不是失真,要看用什麼東西來進行檢驗,“如果三家機構,用相近的方法去做同一個民調,得到的結果應該是相近的。”

在入戶面訪、電話訪問、街頭攔訪、網路調查和郵寄問卷等常見調查方式中,一般專業的民調機構用得較多的是電話訪問和入戶面訪。但研究認為,無論是電訪還是面訪,民調的樣本數大體應在800到2000個之間,按照統計學的要求,訪問人次達到1067個,就符合要求,而實際操作中,本澳很多民調都沒有達到這個要求。所以,本澳民調要做到專業及科學,並不容易。

民調的一般過程和工作方法包括:確定範圍,選擇樣本,制定問卷,使主持測驗者與被測者建立融洽關係,抽樣訪問,制定表格,分析結果。其中問卷設計和調查方式等也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民調結果。

取樣調查的目的是把對總體中有限的樣本的意見調查結果,作為普遍適用於總體的估計或推斷。一旦選出的樣本缺乏代表性,取樣調查的結果就會與總體大多數意見不相符,測驗就出現偏差,甚至失敗。民意測驗一般採用數理統計中的取樣方法,常用等概率抽樣、不等概率抽樣、分層抽樣等,或把幾種抽樣方法加以綜合使用。

問卷的制定需要相當的訓練並掌握一定的技巧,民意測驗問題的形式一般有自由答話和選擇回答兩種。前者讓被測者對所提問題用自己詞彙自由陳述意見;後者要求被測者對所提問題從準備好的答案中挑選其中一個答案來回答。二者各有優缺點:前者被測者思想不受限制,但統計比較困難,後者回答範圍有局限性,可是統計便利,一般民意測驗同時使用這兩種問題形式。問題提出過程多用“漏斗式”的次序,開始用自由答話形式提出問題,問題範圍逐漸縮小,最後提出很具體的問題。用選擇回答形式來提問,讓被測者表示自己的態度。問卷的詞彙要準確、明晰,應為一般人所理解,同樣的問題由於使用不同的詞彙或不同的句子結構順序會得出不同的結果。提出的問題不能雙關,模棱兩可。即使是有經驗的研究者也要對他們初擬的問捲進行預備試驗,以便修改。制定好的問卷可通過郵寄方式送給被測者或派專人訪問取樣物件得到結果。大規模的民意測驗往往通過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發放問卷。   主持測驗者要與被測者建立融洽的關係,使被測者願意合作,講心裡話。被測者願意或不願意合作,對測驗結果影響很大。

不但被訪問者是否願意合作,而且訪問者本身的態度、訪問時的語氣、手勢,都能影響研究的結果。因此訪問者事先應受特別的訓練,分析必須綜合考慮多方面影響因素,得出客觀、準確的結果。民調由於調查的問題有限,而問題的答案又只簡化為“是”、“否”兩類,加之被調查人文化水準和關心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揭示問題的深度是有限的。對這些,在調查前都要充分考慮到。

影響民調科學性的因素很多,其中的關鍵是採用“隨機抽樣”(以確保調查物件總體中每個部分都有同等被抽中的可能)。因此,由參加者自己決定是否參與意見的自選擇調查,如一般網上調查、街頭調查,都不是科學的調查,由此得出的結論不能推及總體。網路民調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民意調查,其娛樂性遠大於新聞性。有些新聞報導會使用“科學的‘民調’”等字眼來強調某民調的可信度。但如果此類報導不具體介紹其“科學”根據,相關民調就更值得懷疑。

有人會說,那些不科學的民調是“偽民調”;不能把民調和“偽民調”混為一談。可現實是,有多少人能分辨得出民調之真偽?又有多少“偽民調”曾經堂而皇之地進入媒體報導?

美國全國民意調查評議會建議,新聞媒體在報導民意調查前先要回答20個問題,諸如誰做的調查?誰資助了調查?採訪了多少人?被訪問者是如何挑選的?結論是否基於所有受訪者的回饋?回饋率是多少?調查是何時進行的?問了什麼問題?這些問題的順序如何?結論與其他相關調查是否相同?等等。

善用民調關鍵在甄別民調

現代社會正迎來一個“民意時代”。一方面,老百姓在公共事件中越來越渴望表達;另一方面,決策者也越來越希望走出“精英決策”困局,將話語權下移,俯下身子傾聽民眾意願。

由於進行專業民調的調查機構通常採取中立的立場,使受訪者棄置疑義,樂於合作,並使社會公眾增進了對民調結果的相信程度。民調結果往往起到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同時,成為公眾瞭解社會的最好視窗。對於政策制訂者而言,民意測驗結果可提供很有價值的資訊。所以民調已成為一種受各國政府重視,為大眾歡迎的社會調查方式。

究竟該如何看待民意調查?有學者指出,民意調查在澳門將愈來愈普遍,社會和政府應更重視調查的專業性,並認真分析數據反映的問題,不應過分解讀。解讀民調數據需嚴謹,小心處理與結論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在當下的這個民意時代,權利覺醒並渴望表達的,正逐漸成為“大多數”。當今時代的政府決策越來越需要民意調查,因為只有通過調查才能瞭解大眾的意願,政府的各項決策才有據可依,否則只會陷入“精英決策”的困境。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學習善用民意的技巧,其中的關鍵是要懂得甄別民意的真偽。

事實上,科學的民調有助於公眾瞭解輿論環境,有助於政府提升決策科學性。但同時,政府、媒體和學者有必要也有責任提高公眾對民調的鑒別力,提高其對“偽民調”的免疫力。政府要仔細研究相關民調的資料和解讀。調查機構可能忽略了某些資料的意義,政府相關部門如政策研究室或許有必要深入探究。其中的一條原則應該注意:“只有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的調查,民眾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才會接受調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而民意訴求只有起作用,切實地影響了政府的決策,民眾的意見才會傾泄而出。”

其次,政府善用民調就應該將民調作為一種對工作的監督形式。因為民眾無處不在,民意調查實際上是在進行民意監督,是廣大市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整個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監督。

此外,即便有諸多因素幹擾,民調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