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四部門日前聯合發出《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明確將為國家戰略提供有力金融支撐，包括從促進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創新水準等五個方面提出廿六條具體措施。其中明確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等。近期中央出臺多項這樣的政策措施，對澳門多元化發展提供不少機遇，但澳門社會似乎從上到下都難為所動，以致雖然中葡平臺打造經年，成效有待提升，一些政策變成老生常談的口號，如中葡平臺建設局限於澳門，內地相關省市的參與度有待提高，這亦令平臺功能未獲有效釋放。
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要義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門、肇慶以及香港、澳門組成的「9+ 2」城市群，是真正對標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的國際大灣區。從區域要素看，粵港澳大灣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約為其他三個灣區面積之和），常住人口6902萬人（約為其他三個灣區人口之和），GDP總量1.58萬億美元（僅次於紐約灣區的1.66億美元），GDP占全國比重為12.6%（僅次於東京灣區的26.4%），GDP增速為7.9%（是其他三個灣區平均增速的2倍多）。從城市結構看，灣區囊括了深圳、香港、廣州三個特大城市，東莞、佛山兩個製造業重鎮。就產業分佈看，灣區產業體系呈現梯形分佈，高新技術產業、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均衡，具有多元性的產業層次和廣闊的經濟腹地。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其設立初衷就是要通過抓住國內外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發揮「以點帶面、以小促大」的政策效應，從而推動我國經濟邁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灣區從提出到落地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緩慢發展的過程，需要基礎設施、人才保障、社會治理等配套共同發力。要充分發揮金融在支持灣區建設中的融資、融智作用，激發灣區市場活力。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活動的核心，不僅是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杠杆，也是微觀市場要素組合的龍頭，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打造我國的科技、經濟、社會和金融創新中心，使其成為改革開放40年後我國經濟邁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的試驗田。金融中心方面，灣區擁有深圳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證券交易所，證券、商業銀行、保險、資產管理、VC、PE等金融機構以及金融諮詢公司、律師、會計師、評級機構等輔助機構數量眾多，「科技+金融」的耦合效應顯著，灣區正依託境內境外兩地，資產負債兩端，著力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但是，與國外成熟的金融市場化體系相比，我國金融市場還存在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股權投資不足、金融亂象突出等現象，導致在支援灣區企業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不足。有專家指出，在大灣區內擴大金融開放領域，引入具有先進管理經驗和高效資源配置的國際金融機構，滿足灣區內企業日益增長的高品質融資需求。充分發揮灣區內「一國兩制」「三貨幣」「多核心城市」優勢，深化創新跨境人民幣業務及金融合作方式，共建「一帶一路」金融樞紐，支援灣區內金融機構及企業以港澳為平臺「走出去」。
專家認為，金融業實質上是一種建立在合同和契約基礎上的「契約密集型」產業，需逐步在灣區建立和完善適應國際市場規則的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體系。如區域立法已成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難題，中央立法、特別行政區立法和特別行政區立法缺少協調性，無法滿足大灣區協同發展「量身訂制」的個性化法律需求。應以本次擴大金融開放為契機，全面梳理現行規範，對外資持股比例、設立形式、股東資質、業務範圍、牌照數量、反洗錢、反壟斷等內容進行統一修訂，逐步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兼顧國際規則和慣例的灣區金融法律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探討開展公司融資模式，推動解決灣區內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過橋難的問題。
中葡平臺應創新合作模式
日前，《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2018-2019)》發佈，書中綜合分析和評價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現狀、特點、問題與趨勢，以及澳門建設「中葡平臺」的最新進展，提出意見和建議。
該書作者建議「中葡平臺」要從參與性、創新合作模式等有所突破。其中主要觀點認為，首先，「中葡平臺」建設局限於澳門，內地相關省市的參與度有待提高，其功能也沒有得到有效釋放。應從國家戰略層面，從內地相關省市參與國際貿易的視野與需求來思考「中葡平臺」的定位、功能與建設，通過共建共用，發揮「中葡平臺」作用，積極帶動和服務內地各省市參與中葡經貿合作，提升內地省市對「中葡平臺」建設的參與度。
其次，「中葡平臺」應創新合作模式，探索經貿合作新路徑。從國家層面看，應繼續加強與葡語國家在基礎設施、資訊技術、服務外包、文化貿易、旅行教育等合作；從澳門層面看，應進一步豐富「中葡平臺」的內涵與功能，以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葡語系國家中國金融機構海外離岸區域管理中心為目標，加強「中葡平臺」的金融服務功能建設；同時，在橫琴建設以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中葡跨境電商產業園區，強化其數據中心、資訊中心、物流中心功能，以服務於中葡經貿合作的創新發展。
中葡平臺創新合作模式，特別是金融產業應迎合當前新的技術發展。一是搭建數字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經濟學人》文章指出，在全球金融數字化重塑的背景下，真正的革命正在小額支付領域發生。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導致的全球大規模居家隔離，也讓金融業數字化需求更為緊迫。移動支付方式上的競爭只是表面，背後更大的競爭是支撐移動支付方式的軟硬體之爭。文章提到，中國企業正在走國際化發展道路，其在移動支付方面的專業經驗吸引更多海外合作夥伴。除支付軟件上的領先，中國在硬體上也走在世界前列。低利率和高固定成本迫使全亞洲的銀行都在數字化，亟需把業務「搬上雲端」。阿裡巴巴佔據亞太地區雲服務基礎設施五分之一的市場，超過亞馬遜和微軟兩家的總和。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提及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研究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創新技術及其成熟應用在客戶營銷、風險防範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推廣。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使用移動電子支付工具進行人民幣支付，推動移動支付工具在粵港澳大灣區互通使用。支持內地非銀行支付機構在港澳擴展業務。
二是中國企業境內發債融資倍增，澳門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從中發展新的支柱產業。穆迪日前發佈報告稱，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境外債券市場波動等因素，令中國企業的境外融資活動減少。相反，在中國政府放鬆信貸政策、經濟活動隨著疫情得到緩解而逐漸恢復的形勢下，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利用境內債券市場融資。不過穆迪指出，並非所有中國發行人都受益於境內寬鬆的融資環境來緩解境外市場的融資困境，部分高收益發行人以往非常依賴境外融資，並受惠於境外投資者先前較高風險的風險偏好，這些發行人在境內市場可能面臨融資管道趨緊或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這樣間接也為澳門發展人民幣融資市場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而要抓住這個機遇，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交易所，十分重要！
發揮澳門作用引領珠西都市圈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從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創新水準、切實防範跨境金融風險等五個方面提出廿六條具體措施。
《意見》還表示將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支持港澳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支持香港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及其他風險管理工具。逐步擴大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推動人民幣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便利流通和兌換。
加快區域融合，抱團取暖謀出路，將是今後重要發展方向。藉著各地勢將重新構建供應鏈網絡，澳門更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定位優勢，提升內地省市的參與意慾。其中可利用澳門的網絡優勢，協助內地企業與葡語系國家探索投資及採購的機會，加快尋找疫後的發展出路，這亦有助澳門拓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5月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外公佈了《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其中「點名」廣東五大都市圈——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其中，有分析人士指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城市，但產業一體化程度高，相比國內其他都市圈，人口、經濟密度更大。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靠近國際化程度較高、在葡語國家存在廣泛聯繫的澳門。如果能發揮澳門作用，珠江口西岸都市圈能夠得到更多關注，發展更值得期待。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灣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和主要內容。從現有的規劃看，大灣區將以穗港、深港、珠澳為主要承載區域，著重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際軌道、港口體系聯通的城市群，進而成為聯通「一帶一路」的門戶和樞紐。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金額大、回收週期長、投資報酬低，現金流具有前低後高、前無後有等特點，需要長期、大額的資金進行匹配。有意見認為，把香港、澳門的長期資金引導到灣區的實體經濟，並逐步形成良性迴圈。利用長期、大額、低成本的資金優勢，支持道路交通、人才安居房、醫療衛生等灣區基礎設施建設。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提出，支持港澳發展特色金融產業。當中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金融業務，推動建設澳門——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支持澳門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支持絲路基金及相關金融機構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但這些措施，都不及盡快建立澳門證券交易所這個平臺，才能令上述各種要素以市場機制整合，發揮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