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陸海空三軍大授銜，是我軍正規化建設的一座豐碑，在我軍軍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全軍首次實行軍銜制，給我們後人留下了許多可供探討、分析、研究的話題。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55年首次實行軍銜制以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由於首次授銜時，評銜條件掌握較嚴，又盲目聽取蘇聯顧問建議，根據蘇聯的經驗，在首次授銜時，軍銜應儘量壓低。所以，1955年4月1日總幹部部在《關於評定軍銜工作中若干具體問題的補充規定》中規定評定軍銜「授予軍官軍銜時，一般不得高於編制軍銜，但可低於編制軍銜一級至兩級」，「一般以不低至其編制軍銜三級爲原則」。
　　1955年授銜後，就存在實際軍銜與編制軍銜嚴重脫節、實際軍銜普遍低於編制軍銜一到兩級的現象，如軍長、師長的編制軍銜應該分別爲中將、少將，而當時66名在職的軍長、軍政委，被授予中將軍銜以上的只有8人，僅占12％；73名在職的師長、師政委，被授予少將軍銜的只有3人，僅占4％。而副師、正團、副團、正營職軍官絕大多數分別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軍銜，可以說，實際軍銜與編制軍銜基本不相匹配。
　　1956年11月，也就是軍銜制實行一年以後，國防部又發出《關於嚴格控制提拔幹部的通知》。隨即幹部軍銜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實際軍銜與編制軍銜嚴重脫節的情況進一步加劇。1957年至1959年，少將以上軍銜除了零星補授幾個以外，沒有一名晋升者；全軍師長、師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將，大校占37％，上校占57％，還有％的中校，％低於編制軍銜；團級以下的情況更是如此。這樣，軍銜制實行了四年之後，由於軍銜晋升制度執行得不嚴格，多數軍官的軍銜不能正常晋升，實際軍銜低於編制軍銜的現象有增無減。
　　不過，中央軍委已經意識到實際軍銜與編制軍銜嚴重脫節的情況。為了扭轉這種現象，1959年11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調整幹部軍銜及別的指示》，規定符合下列條件者可晋升軍銜：少尉至上尉，軍銜明顯低於所任職務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銜後未調整者，或雖調整過，但在同級幹部中明顯偏低者；政治進步、德才優秀，有突出成績者；因歷史錯誤降低授銜，現已改正，幷經考驗者；因歷史問題降低授銜，現已查明的或屬於一般問題者。
　　1960年，校、尉軍官晋升軍銜的工作進行完畢。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將的工作也開始大規模進行，約45％的軍官晋升了軍銜。但少將以上將帥的晋升工作仍然沒有啓動。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將軍銜的人員共218名。
　　1962年和1963年授予與晋升少將軍銜的人員共15名。
　　1964年2月，總政治部提出：今後，除上校以上軍官晋級由總政治部統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軍銜晋級期滿，其軍銜低於所任職務的最高編制軍銜，德才較好的，均可按時晋升軍銜。符合提前晋升軍銜的，可提前晋升軍銜。據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將。
　　4月13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命令：授予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將軍銜。李如洪是我軍「五五式軍銜」時期授銜的最後一名將軍。
　　10月3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命令：旅大警備區炮兵司令員巫金鋒，由大校晋升爲少將軍銜。巫金鋒是我軍「五五式軍銜」時期晋升的最後一名將軍。
　　1964年授予與晋升少將軍銜的人員共320名。
　　至此，五五式軍銜期間的少將授銜、補授、晋升工作全部完畢，共授予、補授、晋升少將1360名。此時，晋升的少將工資級別一般爲行政九級。
　　雖然軍官晋升的更加合理的規定出臺了，但是這個合理的規定顯然有一種「遲到了」的感覺。因爲，它提出不久，「五五式軍銜」制就已走向了自己的歸宿。
　　從60年代初開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軍銜制被視爲資産階級的建軍原則和法規，與大的政治背景相衝突，而遭到非議。
　　在客觀上，由於受蘇軍「一長制」影響，我軍制定編制軍銜時，過分强調主官軍銜，有過一些不合理的規定。一是副職編制軍銜同於或低於下一級正職。如1955年編制軍銜規定：副軍長與師長編制軍銜相同；軍副參謀長軍銜低於師長；師副參謀長軍銜低於團長等等。二是機關幹部編制軍銜低於同級部隊幹部。例如，同是正師級的總部下屬處長、軍兵種二級部長和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的編制軍銜低於師長。還有一些基層技術軍官的編制軍銜定得過低過死，如司藥、護士長、化驗員等，編制軍銜少尉，條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這些規定顯然不符合解放軍實際。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許多將領認爲軍銜制是教條主義的東西，不符合我軍的實際，尤其對編制軍銜提出了質疑。余立金中將等6位空軍將領在聯名小字報上寫道：「從頒布編制軍銜以來，事實上沒有實現。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因而，根據目前情況，我們建議取消編制軍銜。」北京軍區副政委張南生中將說：「削足適履的編制軍銜應改變。」總後勤部副部長饒正錫中將說：「請考慮可否取消編制軍銜的規定。」
　　另外，軍銜的種類和稱謂比較繁雜，不好記憶。根據規定，海軍海上軍官及技術、軍需、軍醫、獸醫、軍法、行政軍官的軍銜名稱前，均冠以軍種或專業勤務名稱，構成這些軍官的軍銜稱謂，如「海軍少尉」、「技術上尉」、「軍需中校」、「軍法上將」等。其他軍兵種軍官，除步兵軍官外，規定只是在將官軍銜前冠以軍兵種名稱，如「炮兵少將」、「裝甲兵中將」、「公安軍上將」、「空軍大將」等；校官以下人員，無軍兵種銜稱，直接稱謂其軍銜，如「中校」、「大尉」、「中尉」等。步兵軍官將、校、尉各級軍官均無軍種銜稱，直接稱謂其軍銜，如「上校」、「少將」等。防空軍軍官按其所包括的兵種，分別授予該兵種的軍銜。如「探照燈兵上尉」、「雷達兵中校」等。
　　從實施情況看，以上這些分類，一是過於機械，有些也莫名其妙。例如，同是並列的軍種，防空軍軍官軍銜前就不能冠以軍種；而同是海軍軍官，海軍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種則不能冠以「海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某海軍基地副司令員對軍銜稱謂提出了看法：「在軍銜的稱呼上也在客觀上對政工幹部有不同的看待，如軍事行政幹部可以稱呼『海軍上校』、『海軍少將』。而政工幹部，哪怕是主管的政治委員也只能稱呼『上校』、『少將』，而不能享受『海軍』二字。」二是這些規定過於繁瑣，甚至連幹部部門都記不住，實際上在實施時也沒有完全按規定來稱謂軍銜。
　　由於實際軍銜普遍偏低，1955年頒發的編制軍銜表已無法執行。1960年，根據當時的實際軍銜情況，國防部重新修訂頒發了《軍官職務編制軍銜》。由於1955年編制軍銜表中部分軍官職務一職設一銜不宜實行，新的編制軍銜取消一職一銜的規定，改設一職多銜。如正軍職到正團職多為一職三銜。
　　1960年修訂的編制軍銜，將多數軍官職務編制軍銜的下限壓低了一兩級，如軍長的編制軍銜，1955年為中將，1960年為中將、少將、大校三級；師長的編制軍銜，1955年為少將，1960年為少將、大校、上校三級；團長的編制軍銜，1955年為上校，1960年為上校、中校、少校三級。由於新的編制軍銜一職多銜，雖然解决了實際軍銜與編制軍銜脫節的問題，但因爲是降低了原編制軍銜的下限，實際上是使軍銜偏低的現象「合法化」。這樣，到1965年取消軍銜制，解放軍實際軍銜明顯偏低的現象仍很嚴重。
　　由於軍銜制是50年代中蘇關係「蜜月」時期從蘇聯學來的，中蘇關係惡化後，軍銜制又被扣上一頂「修正主義」軍事制度的帽子。於是，在當時「限制資産階級法權」的「左」的思想影響下，軍隊開始醞釀取消軍銜制。
　　鏈接：永載史册的授銜之「最」
　　1955年的開國將帥授銜，已經載入史册，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這次授銜，在國內外引起强烈反響，創造了軍史上的若幹個「唯一」——
　　世界上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恐怕沒有哪支軍隊會一次授予12位因戰爭而致殘的軍人將帥銜。
　　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獨眼」元帥劉伯承，獨臂上將彭紹輝、賀炳炎，獨臂中將余秋裏、晏福生，獨腿中將鐘赤兵，獨臂少將童炎生、左齊、彭清雲、陳波、蘇魯，獨脚少將謝良。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段傳奇的故事，每個人身上都彰顯著鋼鐵的意志。
　　世界上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恐怕沒有哪支軍隊會一次授予37位少數民族將軍軍銜。
　　他們的名字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粟裕大將（侗族）、烏蘭夫上將（蒙古族）、韋國清上將（壯族）、賽福鼎‧艾則孜中將（維吾爾族）、阿沛‧阿旺晋美中將（藏族）、廖漢生中將（土家族）、萬毅中將（滿族）……
　　世界上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恐怕沒有哪支軍隊會在一次授銜中給15位起義將領授銜。
　　這些高級將領，抱著從戎報國的志向，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效力，有的曾與人民軍隊直接交戰。在關鍵時刻，他們順應潮流，深明大義，毅然棄暗投明，成爲了愛國起義者。他們中有上將董其武（原國民黨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陳明仁（原國民黨華中「剿總」副總司令）、陶峙岳（原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有中將孔從周（原國民黨陸軍三十八軍副軍長）、曾澤生（原國民黨第一兵團副司令）、韓練成（原國民黨海南島防衛司令官）等。
　　這次授銜中，還有歸僑將軍和外籍將軍。
　　最著名的華僑將軍是菲律賓歸僑葉飛上將。此外，還有新馬歸僑莊田中將和盧勝中將、吳克之少將、陳青山少將，澳大利亞歸僑曾生少將，印尼歸僑葉松盛少將等。
　　在授銜的將軍中，唯一的外國人是越南河內籍的洪水（京族）
（歐陽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