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一百多年前,《青年雜誌》創刊,後更名為《新青年》,影響深遠。
這份雜誌有多厲害?當時,它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向封建傳統思想展開猛烈攻擊,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風暴,為「青年」這一新的社會群體走上社會歷史舞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那麼,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新青年》如何喚醒一代中國青年,給沉悶的中國社會帶來盎然生機?對中國進步青年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湧流的閘門
辛亥革命失敗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認為,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救亡圖存的希望在青年,而青年的希望在先進的思想。
當時,大批的中國青年久處思想的蒙塵與價值觀的畸變之中,面對動盪飄搖的社會現況,或假寐或無力,呈現出社會責任感缺失、大局意識淡薄的「舊青年」群像。
因而當務之急便是開民智、啟民心,從根本上改造人們的思想,尤其是改變青年人的思想,這才是救中國的「藥方」。《新青年》即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他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六項希望,以「民主」和「科學」兩大思想為武器,反對封建思想的主張開始萌芽。
一年後,《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李大釗發表《青春》一文,大聲疾呼:「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有為、奮發昂揚的氣息躍然紙上、撲面而來。
1917年1月,陳獨秀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隨之北遷。次年1月,《新青年》由最初的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編輯部同人」輪流編輯,不再接受來稿。
依託北京大學以及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教師群體,《新青年》的文章面目煥然一新,影響急劇擴大。
《新青年》創刊之初就用「民主」和「科學」與「尊孔復古」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對抗,先後發表了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駁康有為共和平議》《復辟與尊孔》,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之節烈觀》及其他隨感錄,闡明了袁世凱、康有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復辟君主制度之間的聯繫,對封建家族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新青年》以先進、科學的思想,吸引了一大批有進步、自由思想的青年人,聚焦「破舊」(反對舊思想)與「立新」(傳播新思想),使青年擺脫舊思想的桎梏,科學精神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生活哲學,一種價值認同。不少青年學生通過雜誌上的「讀者來信」「讀者論壇」發表蘊涵「新思想」的文章。從1917年始,《新青年》一連六期連續刊載來自四川成都的吳虞抨擊封建制度、抨擊孔教思想的文章,如《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禮論》等,從而讓他名聲大噪。
楊昌濟在湖南一師任教時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開始投稿,並向學生大力推薦這本雜誌,因此毛澤東、蔡和森等湖南青年深受《新青年》的影響。
毛澤東閱讀了《新青年》之後,思想很早就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衝擊。據他同窗好友周世釗回憶:毛澤東「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毛澤東曾說:「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1917年4月,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發表了一篇體育論文——《體育之研究》,指出「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
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次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這是中國人著作中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系統完整的介紹。
隨著《新青年》越來越深入地傳播馬克思主義,青年逐漸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現存的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領下,很多青年學生如鄧中夏、毛澤東、周恩來等逐漸建立起唯物史觀,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地走向擁護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可見,《新青年》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呼喚人性的覺醒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湧流的閘門,對一代中國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開啟了「新文學」的時代
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開啟了新文學革命的序幕,白話文運動由此開始。胡適認為要改良文學形式,並開始思考語言改造問題,認為文言文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必須對其進行革新,因此在文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之後,胡適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將「八不主義」概括為四條,「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清楚準確地表達了白話文使用的真義,是「有什麼說什麼」,要講清楚自己想說的話,最終目的是要「統一國語」。
同年2月,陳獨秀在第二卷第六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高張「文學革命」大旗,聲明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許多先進知識份子如錢玄同、劉半農(劉複)等都回應這種號召。
第四卷第五號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話文,出現了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充滿了對封建社會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傳統的批判精神。這篇小說和以後發表的《孔乙己》《藥》《風波》等的出現,使得《新青年》文學革命的主張由理論變為現實。以此為代表的反封建作品開始增多,白話文運動達到高潮,從而開啟了「新文學」的時代。
除了白話小說,詩歌也是「文學革命」的重要指向。在創作上,以胡適為首,劉半農、沈尹默、俞平伯、魯迅、周作人等都參與了新詩的寫作。《新青年》關於詩歌的變革催生了一批新式詩歌的創作者,產生了新月派詩人和作品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白話詩歌的發展,讓青年學生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情感,不再拘泥於古詩的格式和韻律。
在這場運動中,《新青年》運用「通信」「讀者論壇」等形式激發公眾參與討論的熱情,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追隨「新文學」的腳步。青年學生如傅斯年紛紛用白話文寫作,在《新青年》發表或散文、或詩歌,來創造新的文化理想,表達個人對社會新的希冀。
隨後,白話文逐漸步入國語建設的方方面面,不僅成為文人交流、課堂教授、日常使用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教育傳播的新興手段。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先是通令全國小學一、二年級的國語課本改用白話文,隨之又通令中學國語課本改用白話文。從《新青年》宣導白話文,到官方認可成為教育用語,走過了五年。
「新風尚」對青年的喚醒
1919年1月15日,魯迅的《隨感錄四十》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呼籲解放孩子。文中說:「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題目為《愛情》。少年寫道: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於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於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魯迅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新青年》聚焦婚喪觀念的改造和封建迷信的破除,對這些舊風尚進行了猛烈抨擊,提倡新的婚姻倫理觀,鼓勵每個青年將婚姻視為個人的事,這大大解放了青年的思想,他們開始擺脫家中「父母包辦」的婚姻,嚮往自由戀愛、自由結婚。
從五四運動走出來的學生向警予,受《新青年》先進思想影響,在面對父母為她安排的「美好婚姻」時,她堅定拒絕,不願成為「將軍夫人」,後與共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蔡和森結為夫妻。
《新青年》還對舊式的喪禮制度進行了批判,第七卷第五號任右民《喪禮的改革》就是對胡適喪禮改革最有力的回應,青年學生對胡適的做法極為贊同,「越讀越痛快,越讀越佩服」,回應胡適的同時他們也提出個人對喪事從簡的看法。
武昌中華大學新聲社來信表示:「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裏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醒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發表署名楊潮聲的文章《男女社交公開》,主張「破除男女界域,增進男女人格」。他認為中國自古傳下來的舊思想限制了男女自由,男女不平等,男女交往的幸福與自由都被禮教摧殘殆盡,女子沒有任何權利更遑論參政權,呼籲青年男女互相尊重、平等交往。
這激發了青年女生參與革命的熱情和積極性,引領學生打破舊思維,建立新的觀念模式,指導他們在新的理論框架下參與革命運動。
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北京女師高的學生就是最早參與進來的,五四當天同男學生一起示威並參加鬥爭活動,天津女界也緊跟步伐,女學生作為一支主力軍,參與運動的熱情絲毫不比男學生遜色。思想洪流的激蕩使得女性地位提升,女子走上了政治舞臺。
可以說,《新青年》雜誌及後來的五四運動,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讓無數愛國青年投身於救國復興之路的艱辛探索之中。百餘年來,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日夜兼程,用奮鬥凝聚起一個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國。
(吳雙江/文)
中華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