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六七月間，在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俱樂部（今瀋陽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舊址陳列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公開審判日本戰犯。這既是新中國首次在本土追究日本侵華罪責的歷史實踐，更是一場彰顯正義與悲憫的民族宣言。
  人道築基
  在14年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等無數慘案，在華實施燒殺搶掠、細菌實驗、殖民奴役等暴行，罪行罄竹難書。戰後，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中國政府啟動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經中蘇協商，蘇聯於1950年7月在綏芬河將關押的969名日本關東軍戰犯移交中國，同時移交的還有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及60多名偽滿漢奸。同年，撫順戰犯管理所正式啟用。
  早在接收戰犯前，周恩來總理即對公安部、司法部作出明確指示：對待日本戰犯，要摒棄狹隘的仇恨意識，以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為出發點，秉持「恨其罪、不恨其人」「懲其罪、救其人」的原則開展工作。這一指示，為戰犯改造與後續審判定下了核心基調。
  多年後，戰犯改造中的點點滴滴，仍被親歷者們銘記於心。據原撫順戰犯管理所事務長金興詩晚年口述：收押戰犯前，管理所已完成全面翻修，監房寬敞明亮、配有暖氣，並設有醫療室、俱樂部、閱覽室等生活與學習設施。戰犯每月理髮一次、每週洗澡一次。伙食按上級規定分大、中、小三灶，副食常年供應魚、蛋、肉與新鮮蔬菜。
  起初，部分幹部和炊事人員難以理解對戰犯的優厚待遇。管理所領導組織大家反復學習黨的戰犯改造方針，讓大家明白：這種革命人道主義改造政策，並非縱容侵略罪行，而是中國政府秉持法治與和平理念，堅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人道主義改造與依法審判相結合，推動戰犯轉變思想、認清自身罪行、實現悔悟新生的關鍵舉措。
  戰犯渡部信一曾罹患狂躁型精神病，醫護人員趙毓英與同事們堅持每日為他治療喂藥，即便多次遭到襲擊毆打，依舊堅守醫者仁心，對他不離不棄。經過近一年的耐心治療與思想疏導，不僅成功治癒了渡部信一的病症，更以人道溫情逐步融化了他內心的堅冰。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管教幹部和醫護人員成功喚醒昔日侵略者的人性良知，促使他們直面戰爭罪責，更為後續瀋陽審判的順利開展築牢了堅實的思想根基。
  法理立基
  與戰犯改造工作同步推進的是工作人員艱辛的調查取證工作。1954年3月，依中共中央部署，最高人民檢察院從全國抽調300餘名骨幹組建「東北工作團」，由李甫山等人帶隊，分赴各地開展日本戰犯罪行的調查取證工作。東北工作團團委提出「五項必須」的定案標準：每項罪的犯罪事實必須清楚；證據必須充分和確鑿，並具有兩個以上的證據；證據之間必須一致；犯罪的因果關係必須清楚，罪責必須分明；有關偵查的一切法律文書和法律手續必須齊全，具有法律效力。
  面對部分戰犯拒不認罪、相關線索零散雜亂、歷史材料殘缺不全的重重困難，工作人員不畏艱辛、抽絲剝繭，逐人核實戰犯的罪行細節，系統梳理每名戰犯的履歷與犯罪事實，認真詳盡製作筆供，對每一個關鍵歷史事實都反復核查、多方印證。據東北工作團成員陳式琴回憶，為尋找證據，他三次深入黑龍江、河北的鄉村，在零下38攝氏度的黑龍江巴彥縣，於齊腰深的雪堆中艱難跋涉取證。
  1955年，經過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東北工作團累計搜集訊問筆錄、證人證言、書證物證等各類材料43萬餘頁，裝訂卷宗2918冊，最終構建起環環相扣、無可辯駁的完整罪證體系。
  與此同時，為日本戰犯提供辯護的籌備工作也穩步推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舉措是新中國司法公正的鮮明彰顯，卻也讓參與其中的法律工作者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與內心矛盾。
  據當年為日本戰犯辯護的律師李長泰回憶，1956年年初，他從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東北分校畢業並留校工作，不久便接到一項秘密任務—赴北京參加專項學習班。當得知此次任務是要為日本戰犯擔任辯護律師時，參與學習的二三十名學員，幾乎都心存抵觸。領導察覺後，耐心細緻地對大家開展思想工作，還特別邀請廖承志為大家闡釋為戰犯辯護的重大意義。在深入學習與引導下，大家逐漸認識到：賦予戰犯辯護權，既是彰顯新中國法治的公平與正義，也是以法治守護和平的重要舉措。
  因新中國成立之初缺乏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原審判員梅汝璈專門為律師們開展業務培訓，解開大家的思想癥結，提供到位的專業指導，律師們隨後沉心投入工作。
  法槌昭義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4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明確由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審理案件，組建起兼具司法經驗與責任擔當的專業審判團隊。這場由中國司法機關獨立主導、嚴格依照中國法律與國際法相關準則開展的審判，徹底擺脫了近代以來中國司法被列強干涉的屈辱歷史，成為新中國法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審判場地選址於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俱樂部（今瀋陽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舊址陳列館），在這裏受審的均為日本關東軍成員，其罪行主要集中在我國東北地區，讓這片曾遭受日軍鐵蹄踐踏的土地成為見證正義裁決的重要場所。
  瀋陽審判分兩個階段有序開展，1956年6月9日至19日審理鈴木啟久等8名日軍軍官戰犯，7月1日至20日審理武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
  6月9日，瀋陽特別軍事法庭正式開庭。曾參與瀋陽審判工作的法官助理權德源晚年對法庭佈置細節仍記憶猶新。據他口述，改造後的法庭功能分區明晰，東側牆壁懸掛國徽，相關工作人員端坐臺上，各相關席位依次排列，秩序井然。可容納1500餘人的禮堂座無虛席，旁聽人員一律憑專門發放的入場券入場，法庭四角有解放軍戰士站崗值守，二樓設有工作人員席，每一處細節都彰顯著這場審判的莊嚴性與儀式感。
  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是瀋陽特別軍事法庭第二批受審的戰犯之一。法庭調查階段，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執政」溥儀作為重要證人出庭作證。溥儀當庭出示書面證據，指證古海忠之犯下的累累惡行，字字有據、句句確鑿，使古海忠之對被指控的全部罪行供認不諱。除溥儀外，數十位戰爭受害者親屬及知情者也相繼出庭作證。他們懷著對日本戰犯的刻骨憤恨，聲淚俱下地訴說自己親身經歷的慘痛過往，講述親人被殘害、家園被焚毀的悲慘遭遇，強烈懇請法庭對戰犯從嚴懲處。
  前日軍第一一七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在1941年至1944年指揮部隊製造6起重大慘案，1942年下達「徹底肅正潘家戴莊」命令，致使1280餘名平民慘遭屠殺，1030間民房化為灰燼。慘案倖存者周樹恩當庭展示了自己背部當年被日軍毆打留下的累累傷痕，控訴鈴木啟久的暴行。面對鐵一般的證據和倖存者的血淚控訴，鈴木啟久當庭痛哭懺悔，直言「這完全是事實，我誠懇地謝罪」。
  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手握偽滿傀儡政府最高行政實權，主導推行「滿洲產業開發」計畫、鴉片專賣制度，實施奴化教育，因其身患重病無法到庭，法庭專程前往醫院就地訊問、依法審理。面對訊問，武部六藏對其所犯罪行全部供認不諱。
  1956年7月20日上午8時，瀋陽特別軍事法庭迎來莊嚴的宣判時刻。法庭最終認定：本案各被告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期間，執行其侵略政策，支持侵略戰爭，違反國際法準則與人道主義原則，均屬罪情嚴重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本應嚴懲，但鑒於各被告人在關押期間均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法庭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的精神及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結合各被告人犯罪的具體情節，分別判處20年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宣判後，在場戰犯紛紛當庭跪地，向中國人民鄭重認罪、深刻悔罪。
  對於審判結果，年輕辯護律師李長泰曾滿心困惑：「即便將他們盡數判處死刑，也彌補不了我們逝去同胞的傷痛與損失啊。」後來經領導耐心開導，他終得領悟：這些戰犯多是被軍國主義裹挾之人，教育改造、促其悔悟、傳遞和平，其意義遠勝於單純刑罰。
  特別軍事法庭實行一審終審，全體戰犯均表示服判不上訴。被判處有期徒刑的戰犯統一移送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服刑改造，接受思想與勞動教育；其餘罪行較輕、真誠悔罪的戰犯，依法免予起訴，分三批釋放回國。這一裁決，充分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教育改造戰犯的深遠智慧，展現了中華民族寬仁厚德、珍視和平的博大胸襟。
  溫情延續
  瀋陽審判的深遠影響，並未因法槌落定而消逝。昔日戰犯在悔罪與覺醒中，完成了從「戰爭製造者」到「和平踐行者」的蛻變。
  原日本戰犯副島進獲釋離華時，撫順戰犯管理所管教員吳浩然贈予他一把牽牛花籽，囑託他「再來中國時捧著鮮花，不要再拿著武器」。歸國後，他精心培育牽牛花，並將收穫的花籽分贈給鄰里朋友，讓和平的種子在日本民眾心中生根發芽。2007年，副島進的家屬特意將牽牛花籽回贈撫順戰犯管理所，這朵小小的「和平之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跨越歷史傷痛、守望和平的象徵。
  曾被趙毓英悉心照料的原日本戰犯渡部信一，歸國後生活頗為拮据，但在趙毓英赴日訪問時，渡部信一特意買來平日捨不得飲用的果汁熱情招待，還細心攙扶她過馬路。
  1998年，原日本戰犯開本德正致信趙毓英：「什麼東西都代替不了您的真心」，「我考慮一定要再去一次撫順與您見一面，所以，一定要請您健康幸福地迎接新年。我在日本為您祈福」。
  1958年秋，李長泰律師收到了原日本戰犯宇津木孟雄從香港寄來的明信片。信中，宇津木孟雄感念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寬大胸襟，致謝法庭的公正審判與依法辯護，鄭重承諾將以餘生為日中友好事業奔走效力。
  1957年9月，一批獲釋歸國的日本戰犯，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愧疚與對和平的嚮往，發起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對侵略戰爭，貢獻於和平與中日友好」為宗旨，開啟了集體反戰、推動中日民間友好的歷程。
  40餘年間，中歸聯衝破日本右翼重重阻礙，以侵華親歷者身份，通過座談、展覽、宣講、著書立說等多種形式，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真相，批判右翼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言論，深刻反思戰爭罪責、駁斥歷史虛無主義，向日本民眾與青少年傳遞和平理念。他們還積極協助送還在日遇難中國勞工遺骨，讓逝者安息、魂歸故土。中歸聯先後20餘次組團訪華，受到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首任會長藤田茂直至逝世仍身著周恩來總理贈予的中山裝。1988年10月22日，中歸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捐資建成「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2002年，因核心成員年事已高、相繼離世，中歸聯宣告解散。但其孕育的反戰與和平精神並未中斷，「撫順奇跡繼承會」應運而生、接續使命，繼續傳播歷史真相，推動中日民間友好交流。
  2015年7月7日，中國駐日本使館與撫順奇跡繼承會、日中友好8·15之會等日本民間團體共同舉辦活動紀念七七事變78周年，堅定宣示堅守和平憲法、抵制歷史逆流的立場，讓和平理念在中日兩國人民心中代代相傳。
  （孟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