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會新任董事長林中森就職後，恰逢海峽兩會協商進入「深水區」，原先較易吃而且也吃得很香的「肥豬肉」，都已被其前任江丙坤「吃光」，剩下的盡是頗為難「啃」的「豬骨頭」。因而就未能實現「開門紅」，好像江丙坤剛上任不久就與對岸恢復兩會協商，並基本上是平均每半年在大陸和台灣輪流協商一次，而且還是每次都能收獲豐碩成果，簽署一至兩、三項協議。在估計今年內的兩會協商較難獲得有突破性的成果之下，林中森似是採取「堤內損失堤外補」的辦法，另闢蹊徑，在推動兩會互設辦事處方面深下功夫。雖然主管機關「陸委會」公開聲稱兩會尚未就此議題進行實質性的接觸，但林中森還是頗為樂觀地表示，很快就將能實現。不過，「陸委會」並沒有絲毫責備之意，相反還在為推動海峽兩會互設辦事處大力造勢，副主委劉德勳還連續多次在「陸委會」每週例行記者會上重點談及此，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猴急」，一次比一次提高「價碼」。實際上，劉德勳在上週四的記者會上談到兩會互設辦事處的功能時，是包括經貿、文教、交流、聯繫這些服務民眾的職能，但本週四在同一場合重提此話題時，則增加了辦理證件的職能。

實際上，台灣方面對海峽兩會互設的辦事處的性質和功能，「價碼」越提越高。據說「陸委會」還規劃，為海基會駐陸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爭取獲得司法豁免權，而辦事處也可與大陸各機關直接溝通、不必透過台辦系統等功能等，以求對在大陸台灣民眾提供實質幫助。而民間則更是添柴加油，有智庫學者提出應將之定位為「準涉外機構」，也有媒體認為兩會互設的辦事處，應當彰顯「治權互不否認」的事實與意義；甚至是建議將之作為回應中共「十八大」報告所指「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及台灣「憲法增修條文」序文所稱「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需要」的「試驗田」，在洽簽兩岸和平協議已告擱淺的背景之下，以海峽兩會的辦事處來作為兩岸啟動政治談判之前的「白手套」，並以設置辦事處的協議來替代和平協議。

對於台灣方面急於互設辦事處的議題，北京是正面對應和積極配合的，陳雲林還在美國表示，「希望盡快啟動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商談，爭取年內完成互設」。不過，對於辦事處的性質、功能、架構等，還在審慎考慮之中。為此，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宗旨是服務兩岸人民，功能是循序漸進，操作上先易後難，把能夠做的事先做起來。我們希望兩會盡速完成各自規劃，盡快就此問題進行溝通，做出安排。

北京之所以如此小心謹慎，可能是出於多重考量，最主要是擔心將會形成「事實外交機構」。這並非是杞人憂天，台灣方面不久前才由「立法院」通過《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而「外交部」也修正了《駐外人員對外名義與加銜要點》，決定將其派駐無「邦交」國的代表處原先使用的代表、副代表名稱，改稱為「大使」、「公使」，及將辦事處處長改稱為「總領事」。雖然海基會及其未來的駐大陸辦事處的主管機關不是「外交部」，而是「陸委會」，但倘比照「陸委會」分別派駐香港和澳門特區的辦事處的職能，就具有「外交功能」，而且「外交部」也派出「外交官」在辦事處中向外國人提供「簽證」服務。這就不得不慎：海基會派駐大陸的辦事處，是否也要求具有向外國人簽發「簽證」的功能？即使退一步來說，經過誠摯的協商，海基會體諒到大陸的難處，不堅持「準涉外機構」的性質和功能，但倘其向大陸居民發出的「入台證」，其封面是否仍然印著青天白日旗圖案，及內文中有著「中華民國」的字樣？畢竟，倘在海基會駐大陸辦事處發出這樣的證件，就將會超逾「治權互不否認」的層次，而是「互相承認主權」了。北京現任領導人即使是再開明，再務實靈活，也不能衝破「國家主權」的底線。

當然，台灣方面希望不要「循序漸進，操作上先易後難」，而是能一步到位，也有其苦衷。主要原因是兩岸的體制不同，大陸海協會要派出機構長駐台灣，只要向上級主管機關打報告請示獲得批准即可；即使是有一個規範，也只是行政部門的規範性文件，法律位階較低。而台灣方面則不同，由於受《兩岸關係條例》束限，海基會派駐大陸的辦事機關的規程，可能必須上升到法律的位階，需經「立法院」通過。在在野黨力量不小，而且經常採取「雞蛋中挑刺」的刁難態度的情況下，倘是「循序漸進」，每次「漸進」都需經過「立法院」修訂法律這一關，徒添煩惱。對此，國台辦是應當瞭解的。倘是對「准入」的標準較高，宜在兩會協商時說清楚講明白，力求取得對方的理解，而海基會及「陸委會」在擬制相關法案文本時，也宜力圖精準一些，避免反復折騰。

本來，兩岸互設辦事處的議題，最早還是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馬英九就任後海峽兩會第一次協商時提出的，而且還是針對台灣同胞申領通行證（即「臺胞證」）頗為麻煩的情況而提出來。應當說，這符合廣大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更是國台辦及海協會關懷台灣同胞的具體表現。但中國大陸確實是太大，而各項涉台事務也確實是太複雜了。除了是共通性的政治原則問題，即各單位都必須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及顧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之外，還有並不涉及到原則問題，卻是涉及到各部門之間的利益糾葛的非共通性的問題。比如，幾年前許多台灣民眾提出臺胞證有效期延長，及設定終身號碼的訴求時，據說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除了是電腦技術未能適應之外，還有一個利益問題。因此就有台商侃調，臺胞證延長效期後，換證的頻度變疏了，有關部門豈非是減少了辦證收入？這個冷笑話是否符合事實，我們難以查證。而將之「移植」到海協會駐台灣辦事處可以直接為台灣同胞辦理申領臺胞證的手續，就必然會減除在香港、澳門的中轉環節，可能那些代辦機構，就將會減少一筆收入，還須處理原先職員的出路問題。

只要能處理這些問題，相信就一定好辦。北京新一任中央領導是較為開明務實的，相信可以靈活處理。而且正因為如此，兩會的辦事處可以被賦予某些特殊功能。比如，在海峽兩會進行正式協商之外，進行非正式的磋商，由雙方互派獲得授權的官員出任辦事處職員，隨時可就具體事項進行協商；又如，也可「摸著石頭過河」，進行政治議題的接觸，為步入「深水區」試探鋪墊。以求在量變的基礎上推動實現質變，這也可被視為「合情合理安排」的其中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