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最後一天，電力工業部部長劉瀾波把副部長李鵬找到家裏，告訴他將推薦他接替部長。但兩個月後，劉瀾波告訴李鵬，部裏有老同志聯名寫信給中央，反映了一些意見，不贊成他當部長。最終，由於劉瀾波大力向胡耀邦推薦，李鵬於1981年2月正式升任部長，時年52歲。

其時，正值文革結束後，平反的老幹部複歸崗位，幹部隊伍老化，知識結構陳舊。當年，國家機關、黨群、企事業各級領導幹部81萬人，其中大專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幹部制度改革，成為當務之急。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提出幹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1981年5月，陳雲在杭州寫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分送鄧小平、胡耀邦和中組部部長宋任窮，提出要“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他建議，在中組部成立青年幹部局，負責選拔、培養青年幹部。

7月2日，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被召集起來，討論陳雲的文章。陳雲以李鵬之事為例，再次強調了提拔中青年幹部的重要性。鄧小平贊同此意見，將提拔年輕幹部稱為一場“對體制的革命”：“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1982年3月，中組部青年幹部局應陳雲的提議成立，經他提名，原電力工業部副部長李銳出任局長。

1983年下半年，中央決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胡耀邦形象地稱之為“第三梯隊名單”。這一任務，成為擺在青幹局面前的頭等大事。

空降中組部

對於中組部青幹局的組建，陳雲十分重視。

他提出，建這個局，就如同建“太廟”：從領導到每個成員，“菩薩”個個都要是好的;要有一個正派的、水平比較高的老幹部帶頭;要有文革時優秀的、德才兼備的“逍遙派”;紅衛兵也要有，因為他們瞭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況。他看中的帶頭老幹部，就是時年65歲的李銳。

陳雲與李銳淵源頗深。1947年，中共東北局派陳雲接管瀋陽，李銳此時離開高崗，轉任陳雲的政治秘書，幫他起草電報、文稿，管報紙和外事。解放後，陳雲調到中央管經濟，李銳去了湖南擔任省委宣傳部長。1952年9月，李銳隨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調到北京。陳雲想讓李銳留在自己身邊工作，但李銳表示想做點具體事情，陳雲就將他安排在燃料工業部任水電局長(之後為水電建設總局局長)。

1982年年初，陳雲派秘書王玉清給李銳捎話，讓他去中組部擔任青幹局局長。

“我嘞，確實不想去，因為我已經65歲，到年齡了要退下來了。而且中央的事情我知道，非常複雜。我就想安度晚年了。”在位於北京木樨地的家裏，李銳對《中國新聞週刊》(http://inewsweek.cn) 如此回憶。如今已98歲高齡的他，穿白色短袖襯衫，搖一把大蒲扇，聽力有些許衰退，但思路依舊敏捷，講話滔滔不絕。

他知道，中組部內現有黨政、地方、經濟、宣教等局，每個局都分管各自系統的幹部，其中也包括青年幹部。他擔心，單獨成立這樣一個局，豈不像當年國家計委內又有“小計委”(1965年毛澤東不滿意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追隨劉少奇，自己另組人馬建“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所以，他對陳雲的口信，一直沉默應對。

三個月後，1982年3月12日，陳雲給他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李銳同志，你為什麼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當副部長?先做工作後再說嘛。”

李銳知道，陳雲誤會他嫌官小了。“我根本就不是一個想當官的人。”但是，陳雲的意見不能不尊重。1982年3月，他空降至中組部，出任青幹局局長。

中央機構改革小組

1982年，“幹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被當作幹部使用標準，寫入了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

李銳上任後的第一個任務，即參加十二大人事小組。這個小組的任務，是籌備中央的人事交替，包括十二大的三個名單：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

十一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共336人，普遍文化較低，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強調，中央委員必須按幹部“四化”標準，補充進知識化和專業化相結合的中青年新委員。

最後選出的十二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348人，60%是新進的，60歲以下的將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澤民、李鵬、李瑞環、胡啟立、尉健行、王兆國、田紀雲、朱厚澤等。最年輕的是胡錦濤，39歲。大學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其中專家、教授、總工程師有50人。

讓李銳意外的是，他也當選中央委員，成為部長宋任窮之外中組部唯一進中央委員會的人。

1982年9月13日，十二大閉幕當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由胡耀邦主持，39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老同志見面。當時老人們都笑容滿面，場面動人。

10月，李銳又參加了中央機構改革小組。該小組的宗旨是選拔一批年輕、德才兼備的幹部進入中央、國務院工作。小組于1982年初成立，組長是中組部部長宋任窮。

中央一級領導班子的調整完成後，開始了省級領導班子的調整。

李銳先後到陝西、山東、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兩廣、兩湖等地，主持省級班子調整工作。各地都先派了工作組，作預選工作。在上海，原領導人沒動，另從370多人中選拔了18人，包括黃菊、吳邦國等人，進入市級領導崗位。

不過，新陳代謝的阻力仍然很大。

1982年11月，李銳在一份彙報提綱裏提及，在湖南，新提拔的幹部裏中青年只占31%;湖南99個縣，沒有新增一個中青年幹部。這種“春風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國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起用一代新人》。這是由李銳起草的。社論呼籲老幹部們解放思想，樹立新時期的用人觀念，強調老幹部們當前第一位的職責，也是革命一生的最後職責，“就是刻不容緩地選好接班人”。

組建“太廟”

但中組部青幹局的組建，進展緩慢。

青幹局下設三個處，綜合處、一處(聯繫部委)和二處(聯繫地方)。最多時定編20人，但從來沒滿員過。

當時規定，青幹局所有人員的名單都必須上報陳雲，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組織部青幹處的人員在中組部都有備案，主要人員還需經過中組部批准。而當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都已不用在中組部備案了。

關於青幹局成員的人選，陳雲的秘書朱佳木曾經提供過一個參考名單，最後調進了其中兩名：一位是時任煤炭部副部長秘書的閻淮，他當年曾反對中央文革;另一位是四機部管電腦的幹部徐功廷，他在文革後期曾反對“批鄧”。

1983年7月，李銳出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他推薦劉瀾波秘書、45歲的李志民接任了青幹局局長之職，李志民因而成為中組部最年輕的幹部局局長。

“青幹局對人員要求太高，每個進來的人都要經過嚴格考察，就跟考察省級幹部一樣。” 在位於北京東二環的國資委大樓的一間會議室，李志民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的採訪。

身著淺藍襯衫、戴金邊眼鏡的李志民，說話輕鬆隨和，但關節處會字斟句酌。1988年，海南建省時，他調任海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後在國務院派駐國有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的崗位上退休。

1983年11月，原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副處長崔武年懷揣著中組部幹調字299號調令，來到西單商場北邊一座沒掛牌的灰色大樓裏報到。他記得，那是一個颳風的上午。

崔武年1976年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其父崔健是浙江省原省委副書記、時任浙江省顧委副主任。1983年，他給青幹局寫信，要求重視參加過“四五”運動的人。李志民做了一番調查並與他面談之後，調他進入青幹局，在一處工作。

他第一天上班時，李志民這樣給他介紹青幹局的工作性質：“研究本世紀末、下世紀初的領導結構。”他認為，現在看來，這句話精准地道出了青幹局的使命。

1984年3月，全國人大秘書局副處長、賀龍侄孫賀興洲也被調進青幹局，在二處任普通工作人員，將近一年後恢復副處長待遇，後又擢升處長。

中組部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工作機構，工作具有相當的保密性，部內人員有極強的政治紀律性。青幹局的這一撥年紀輕、學歷高、思想活躍而又大多沒從事過幹部工作的人，多少顯得有點另類，備受關注之餘，有時也會招來側目。

李志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當時國家處於大變革之始，人心思齊，青幹局的這些年輕人雖然缺乏在中央機關工作的經驗，但都有股昂揚的勁頭和時不我待的使命感。“大家當時想的是：都到黨中央了，能不知無不言嗎?”

李志民剛進部裏時，曾受命起草一個關於如何培養後備幹部的文件。他和幾位同事洋洋灑灑手書8000字，呈送李銳。李銳把他叫去，在他鼻子底下抖著文件問：“這是你們寫的?燒了一大鍋開水，就兩片茶葉，一點味道都沒有!”三番修改不成，只得由中組部研究室代寫，千餘字，該說的都說了。

特別上報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決定迅速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由成立一年多的中組部青幹局負責執行。

最早提出“第三梯隊”這一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為召開六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座談會上，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個梯隊。他說，老同志是第一梯隊，運籌帷幄，制定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現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第一線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隊，但也不年輕了。所以，下決心搞第三梯隊，選拔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肯定了“第三梯隊”的說法，並要求“趁我們還在的時候”建立起來。“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國際人士不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以後，跟隨‘四人幫’的那些‘三種人’會翻天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