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必然是手段，沒有增長，改革就沒有空間，一切都是空談；經濟要增長，最健康、最可持續的方式一定是企業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已不是秘密。“中等收入陷阱”、“流動性陷阱”、“路易斯拐點”這些術語，正成了人們談論中國經濟時的常用辭彙。

但放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之下來看，這些問題其實只是成長中的煩惱。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結構不合理轉向結構優化，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一個大型經濟體必然經歷的發展過程。

面對“陷阱”和“拐點”，必須沖過去，沖過去的動力是改革，十八屆五中全會無疑為新一輪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梳理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層次感極為分明。“十三五”要實現全面小康，那麼經濟增長必然是手段，沒有增長，改革就沒有空間，一切都是空談；經濟要增長，最健康、最可持續的方式一定是企業的發展和創新；企業的“營養”是生產要素，儘管“要素驅動”要變，但“要素改革”卻不能停，因為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創新驅動”的基礎。

最終，改革的落腳點必然是簡政放權。而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經濟的深度調整，或許又應該回到20多年高速增長的那個“起點”。通過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理順央地關係，提升國家治理的效率，同時構建更具效率的企業體系，從而找到“新常態”之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增長仍是“必需品”

GDP“破7”的壓力，並不是放棄增長的理由。增長，依舊是中國經濟的“必需品”。

在五中全會召開前，國家統計局公佈我國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為6.9%。

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曾在一個會議上表示，從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番”的要求來看，如果2015年GDP增速實現7%，“十三五”期間的年均GDP增速必須達到6.56%，即6.5%左右是底線。現在，2015年“破七”壓力隱現，那麼“十三五”的增長更是必須。

何為兩個“翻番”？根據十八大報告，我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顯然，增長是實現小康社會的手段，而人民收入的提高也必然來自於經濟的發展。

GDP一度廣受詬病，但很多人忽略的是，在GDP之前，中國地方官的“考核”曾經歷過一個相當長探索階段。最初，糧食產量、鋼鐵產量都曾一度是中央考核地方幹部的指標，但實踐證明這些指標並不科學，反而成為弄虛作假、大放衛星的“逆向激勵”。在那個瘋狂年代，地方官的經濟建設熱情甚至一度流於荒誕。

因為，不同自然條件、不同工業基礎的地方，這些指標根本不具備操作性。最終，這些農耕或者“工業原始階段”色彩濃厚的指標，只留給了那個經濟停滯的年代。

實事求是地說，GDP的指標最大的優點在於標準統一，而且彈性大，適應不同地區的不同經濟發展稟賦。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教科書都在宏觀經濟部分把GDP的計算作為“入門課”，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的評價口徑中，GDP都是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首要指標，這並非“中國特色”。

10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央黨校就當前經濟形勢和重點工作做報告時提出，“我們從未講要死守某一個點位；第二這個7%不是破的，而是來之不易的，是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國內複雜多變的形勢下取得的。”總理的報告所隱含的資訊是，中國經濟儘管不再“唯GDP”，但經濟的合理增長依然不可放棄。

換個角度看，在中國的民間，越來越多的人對GDP“不感冒”，其原因或許並不在於他們真的厭惡這個指標，而是因為多數人對改革太過期待。實際上，不少人甚至都不知道這個資料到底由幾部分構成。

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都在不同場合提到了中國必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縱觀所有經濟體的發展，增長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證。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準後，由於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狀態。考察拉美、東南亞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後發國家，其經濟停滯最初的直接體現無一例外都是GDP增長的放緩。而“不談GDP”這個指標的國家，大多都早已跨越了這個階段。

以日本為例，隨著1980年代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升值，日本企業開始大量對外投資。此後，日本經濟開始從“GDP時代”步入了“GNP（國民生產總值）時代”。GNP被認為比GDP更側重于對國民實際財富的計算，因而被不少人推崇。但不要忘記，日本早在1984年，其人均GDP便突破1萬美元，早已跨越這個“陷阱”。

不能忽視大企業的創新

截至目前，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後發大型經濟體只有日本和韓國。它們分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晉級。

仔細分析這兩個國家的發展路徑，很容易發現它們有兩個共同點：其一，兩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其二，大企業在國家經濟體系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就第一點而言，中國和這兩個國家有著很大相似性，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其一。但中國的不同在於，中國的母國市場遠比日韓大，這是中國的優勢。

但優勢也可能是劣勢，如果國內市場有貿易保護，那麼優勢反倒會使得自己的企業被“慣壞”。而日韓特別是韓國由於國內市場狹小，所以企業只能靠出口。當企業只能在國際市場“硬拼”，那麼它就會把品牌和技術視為生命線，從而“倒逼”自己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在電子消費品領域，韓國品牌之所以異軍突起，取代日本品牌出盡風頭，其原因就在於此。在中國，華為這樣的企業同樣是個正面案例，由於其最初的主要市場是海外，所以其技術研發先行。當然，基於成本控制的價格優勢也是華為的競爭力。

遺憾的是，中國的“華為”太少了。中國同類體量的大企業多半是國企，而它們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的“特許經營”而存在，創新動力顯然比不上那些要在國際市場“硬拼”的同行。

於是，第二個共同點—經濟發展中的大企業角色就顯得很重要。在韓國，三星這樣的企業，其銷售收入甚至一度接近國家GDP的兩成，這樣規模的必然是人類商業史的奇跡。但是，“巨無霸”也意味著國家經濟風險的集中化。在這個意義上講，朴槿惠這一代領導人之所以如此看重和中國的關係，很大程度也是因為中國市場對韓國大企業實在太重要了。

當下，不少人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即片面強調中小企業的創新和轉型。縱觀世界技術發展的歷史，中小企業從來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中小企業力量薄弱，根本不具備大規模進行研發投入的條件。相反，只有國家力量和大企業才有這個實力。

在韓國，技術研發都是幾大巨頭在投入。因此，韓國在液晶面板、造船等領域快速實現了對日本的追趕。對中國而言，“創新驅動”同樣應該注重發揮大企業的主導作用。

中國其實也越來越找到了“門道”。在高速鐵路、核電、大飛機等領域，中國的大企業無論是引進吸收，還是自主研發都在不斷取得進步。在這些領域，中國遠比韓國這樣的國家有優勢，因為母國市場足以支撐它們先在國內發展，然後再向國際擴張，這是後發國家最現實、也最理想的技術進步路線圖。

近年，中國的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都時常充當中國大企業和中國產品的“推銷員”。這並不是推動中國輸出產能這麼簡單，這其實是中國作為一個後發技術大國，正逐漸找到在大企業主導的格局下、以技術、品牌的輸出“倒逼”產業技術進步的路徑。

不過，中國大企業都是國企，而日韓同行都是私企。國企效率問題總是讓人擔憂，那麼這就有賴於國家對國企監管和激勵機制的完善，同時也有賴於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美國的IT巨頭都是從小企業創業發展而來，但不要忘記矽谷最初是以硬體起家的，而諸如晶片、液晶、傳輸等技術，最初的研發者都是巨頭，甚至是軍方。而美國產業界當前“新硬體革命”，發起者依然是已有互聯網巨頭，而不是創業企業。

作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中國未來技術進步主力必然是大企業，無論是裝備製造業的大型國企，還是IT產業的“大型私企”。中小企業則應該履行自己的“職責”，漸進式地改進工藝，打造日本、德國式“小而美”的百年老店。當然，這並不容易。

“要素驅動”到“要素自由”

要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各司其職”，經濟學家給出的第一條改革建議多半是產權保護或者產權改革。這樣的建議無可厚非。

中國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一直在進步，“愛護企業家”早已是經濟領域最大的“政治正確”之一。在國企改革方面，正如中信集團前董事長孔丹所言，國企是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講，國企改革必然不會是全盤的私有化，改革必然是漸進式的。

基於中國的實情，推動企業健康發展更現實的路是加快對要素市場的改革，實現要素的自由化。如果把企業比做一個人，那麼生產要素就是企業吃的“糧食”，物美價廉的“糧食”，才是企業健康成長的基礎。五中全會會議公報明確提出，“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以說，要素的優化配置是創新的基礎。

回顧歷史，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改革要素市場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土地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建設深圳經濟特區和開發浦東，則是讓特區成為資金、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自由集聚“窪地”的一次試驗。

計劃經濟的基本特點即以權力配置要素，而所謂市場經濟，其核心則是以市場配置要素。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簡單字句變化的背後，隱含著要素市場改革越發重要的資訊。

當前，金融要素市場的改革被看作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核心。但不可否認，在金融要素市場，“需求端”的改革目前還相對滯後。

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股市融資，金融資源的“配置大戶”是國企，國企的“預算軟約束”短期內無法解決，因此中國的金融改革其實是在拿另外的“供給端”做文章，是一種對“增量”的改革。遲遲未實質性推出，但早已納入議程的IPO註冊制，以及民營銀行准入放寬都是“供給端”的改革。

以P2P、眾籌等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儘管其中蘊含著不小的風險，但從監管層面看，更多是“疏”，而不是以前的“堵”。在這個意義上講，高層力推金融改革的決心是堅定的。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在微觀層面，要素的自由流動很大程度是通過企業的“新陳代謝”來實現的。簡而言之，就是效率低下的企業需要退出市場，沒有競爭力和需求的行業需要縮減規模，給那些競爭力更強的企業和行業讓出要素資源。

近年，中國經濟一直強調“調結構”，而企業和行業的這種“新陳代謝”就是“調結構”的前提。實際上，從199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之所以持續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重要原因就是上一輪經濟的“新陳代謝”打下的良好基礎。

在1990年代，中國進行了國企大改革，其本質就是對低效產能的大淘汰，將資金、勞動力等要素解放出來，推給市場來進行配置。過剩產能的出清和劣質企業的退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得利益是最大的障礙。當年，朱鎔基曾用“地雷陣”比喻改革的阻礙之大，至今聲猶在耳。

2007年，中國實施《企業破產法》，但直到今天，規模企業破產的數量和當年的國企大改革時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即便在鋼鐵、水泥行業這樣的過剩產能之中，重組同樣不容易。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破產和重組會縮小地方經濟的盤子，更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顯然不願意看到。在這個意義上講，要素市場改革的關鍵，必然是再度破除權力對市場的干預。

回到改革的“起點”

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成了本屆政府力推的改革重點之一，李克強總理曾多次提到有權不可“任性”。五中全會會議公報也提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進簡政放權”以及“提高政府效能，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政府機構的改革，這必然是中國經濟下一步轉型的制度保證。但也不能否認，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也是經濟發展，特別是構建統一、高效和自由流動的國內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基礎。尤其在當前“地方分割”嚴重、利益集團依舊強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地方分割”的問題由來已久，它一定程度也是源自於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後，導致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所致。因此，除了簡政放權之外，下一步改革的另一個重點是財稅體制的改革。

目前，很多學者和經濟學家都對中國經濟給出了減稅的“藥方”。這個“藥方”要真正實施起來，難度不小。在今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財政部長樓繼偉已明確指出，中國正面臨1992年以來最嚴重的財政收入下滑。這還怎麼減？

一直以來，政府從經濟發展中“拿得過多”時常被質疑。政府到底拿了多少？這其實是個大問題，但也是個不容易搞清楚的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其實“拿得不多”。有學者曾表示，目前，中國所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為30%左右，相比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約40%的水準並不算高。我國總體稅賦水準仍處於合理區間。

但另一種觀點則針鋒相對。2014年，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曾在公開場合表示，由於統計覆蓋的口徑不同以及政府收入的增長，我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31%上升到2013年的39%。從2014年上半年官方公佈的資料來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達到了44%。

為何如此高？許善達表示，除了公共財政收入之外、政府收入還包括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以及國有經營性資本收入這幾部分，加在一起就高了。

政府收入高，這並不是問題所在。許善達認為，北歐的福利國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過40%，但不同在於，這些國家教育、醫療和住房都是“政府管”。

1990年代，包括分稅制在內的那一場財政金融大改革，奠定了中國近2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宏觀架構。但客觀地說，那場改革也是政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甩包袱”的改革。

2020年，中國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在五中全會會議公報中，多次出現了關於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表述，這是人心所向。

（譚保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