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而論，陳水扁就任「總統」的兩年來，他的「四不一沒有」、「憲法一中」等言論，與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全民公投論」比較，確是拉開了距離。因此，有人根據他在從政之前長期從事律師職業的情況，指出陳水扁是「律師性格」，可以根據「案情」的需要，隨時調整其「訴訟」策略，甚至還可以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與李登輝的日本式「使命感」，亦即懷有清晰具體的奮鬥目標，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困難也不會放棄的堅韌崛強性格，是不一樣的。

陳水扁似是受落了「律師性格」這一評價了。昨早他在與台灣媒體主管談及推動兩岸談判可能會遭遇的困難時，就流露出其「律師本色」，表示對於即將展開的「三通」談判，台灣方面要做到彈性、務實，「政府」當然有「政府」的角色，公權力的執行，「政府」功能的發揮，都是不可迴避、割捨的，但對於「三通」談判，包括由誰出面去談，由誰簽署協議，都可以彈性。港澳台航線談判可以這樣做，「三通」也不是不能用相同的道理和思維來處理。因此，在「三通」談判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做到「政府」一定的參與、主導、介入、授權、委任，但「政府」未必要站在第一線，或在文字上有其名份。陳水扁還將此「新策略」歸納為「律師性格」，並強調「律師性格是要彈性、務實的解決問題，不是死背法條，而是活用法條」。

陳水扁的「兩岸通航談判可以授權民間業者協商處理」的說法，與台灣當局過去對待「三通」的頑固態度相比，確是有所進步，並有所回應錢其琛副總理關於「只要把兩岸直接『三通』視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就完全可以通過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進行談判」的政策性談話。當然，陳水扁只是強調了「民間對民間」，而迴避了「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個必要前提，這就使陳水扁對「三通」談判的善意，打了折扣。

不過，從男一角度看，如果陳水扁的這番談判內容的確就是台灣當局的最新政策的話，既然他已談及到「授權民間進行『三通』談判」，就等於在客觀上承認這個談判是屬於「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這是因為，只有一個國家內務事務的談判，才可以民間的形式進行；而如果是跨國間的談判，就必然是由兩個國家的外交及交通主管部門出面進行。因此，只要台灣當局同意以「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的方式進行「三通」談判，這實質上已等於是排除了將其視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談判，而無須將「一個中國」宣讀於口中，這就是「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的道理。實際上，澳台航線的談判，在談判的過程中及所簽署的議協，也沒有明確提及「一個中國」原則，但由於是採用民間對民間的方式，就被視為是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談判。而昨早陳水扁亦談及到以台港澳航線談判的模式進行「三通」談判，這實質上已帶有默認錢其琛副總理政策宣示的意思。何況，錢其琛在作出此番政策宣示時，也有過如將兩岸直接「三通」視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採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的方式進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可不必將「一個中國」原則宣諸於口上的說法。

因此，陳水扁昨早的談話內容，很明顯地是與北京方面的立場靠攏了一大步。如此話當真，應是陳水扁「律師性格」的正面發揮，他所說的「兩岸『三通』是必走的一條路」當可付諸實現。而他在接任黨主席之後，如能透過繼續以位高權輕的「總統府資政」等職位架空立場傾「獨」的民進黨大老，來防止他們以「台獨原教旨主義」來干擾影響民進黨的政策立場，並運用自己在黨內的「定於一尊」地位，及過去曾多次調和折中黨內路線〔包括修改「台獨黨綱」〕的手法實踐，來主導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廢除「台獨黨綱」，那麼，他在「大膽講話」中提出的各種訴求，又何愁不能達到？！

但令人遺憾的是，陳水扁「授權民間談判三通」的「律師性格」談話話音剛落，即引致「陸委會」和「國安系統」的強烈反彈。在「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陳水扁直接通電話確認這番談話的內容之後，陳水扁又再發揮其「律師性格」──但卻是反面運用，透過「陸委會」向外界「澄清」說，他並未說過「可授權民間談判」，而是指「可透過或委托民間」的方式來協助「三通」問題的談判，包括資料搜集或與對方溝通。「陸委會」副主委詹宏志還進一步解讀說，「授權」與「委托」，在法律效力上是不一樣的：「授權」需要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委托」並沒有法律的效力，只是屬於協助性的溝通功能。詹志宏還代替陳水扁解釋說，陳水扁目前只是考慮委托或透過民間來協助「三通」的談判，並沒有說就要這樣做。海基會目前仍是「政府」唯一授權處理涉及兩岸公權力事務的管道。

如果「陸委會」所轉述的內容及所解讀的說法是符合陳水扁的本意的話，那麼，陳水扁昨日上、下午兩次所發揮的「律師性格」，正好就是兩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轉回到原點。上午的正面表現，被下午的背道而馳所推翻，這亦是典型的「律師性格」的表現。

更正：昨日本欄第四段第十五行「極右端」為「極左端」之誤，合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