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父」李登輝昨日又對「台灣之子」面命耳提。不過，今次他並非是贊揚陳水扁的「一邊一國」比他的「特殊兩國論」在分裂國土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並非是鼓勵陳水扁繼續「走咱台灣自己的路」及推動「公投立法」，而是質疑陳水扁提出的「南進政策」。──他在接受「東森電視」獨家訪問時，一方面高度肯定呂秀蓮的「南向破冰之旅」：「能夠走出走，就很好了」；另一方面則質疑陳水扁的「南進政策」：「現在有這麼多人已經去中國大陸，這要如何轉？」他還表示，中國大陸固然有許多不是，但我們並非要全以負面的眼光看待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有廉價的勞工與人力，台商也可充份運用。因此對於陳水扁最近提出的「南進政策」，李登輝頗不以為然，認為「應該從一開始就要小心」，並一再重覆地說，「這要如何轉？」

眾所周知，陳水扁的「南進政策」，只不過是拾起李登輝八年前「南向政策」的餘唾而已，為何如今李登輝卻是如此否定陳水扁的「南進政策」，這豈非是等於否定自己當年的「南向政策」？這對於剛愎自用、固執冥頑的李登輝來說，真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這只能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釋李登輝今日的心態：其一、李登輝終於良心發現，感到對不起當年響應他「南向政策」到東南亞國家投資，但因遭受亞洲金融風暴襲擊而導致血本無歸的台商，故而否定陳水扁的「南進政策」，以示對曾經受害的台商的歉疚。其二、正如李登輝自己所言，「現在有這麼多人已經去中國大陸，這要如何轉？」「中國大陸有廉價的勞工和人力，台商也可充份運用」，連他自己也感到台商到大陸投資是大勢所趨，要擋也擋不住，故而難得地對台商投資路向抱持實事求是的態度。

實際上，李登輝於一九九四年提出的「南向政策」，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導致很多到東南亞投資的中小企業遭受重創，「鎩羽而歸」。據台灣「經濟部」統計，台商原在東協十國累計投資約有四百一十一億美元，但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台商在東南亞的家數已有大舉退燒之勢。以二零零一年為例，台灣地區對東南亞主要國家出口衰退百分之十九，對越南、印尼、泰國的投資都跌到了谷底。而台灣地區一九九三年在菲律賓蘇碧灣投資的三百家廠商，至今僅剩三十六家。該區雖是自由貿易區，但治安卻極差。另外，由台商所開發的印尼巴潭島光華工業區，招商亦不足，區內缺水、缺電，原負責開發光華工業區的原文教基金會負責人林經甫，已經捲鋪蓋回到了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明治董事長方仁惠，在越南開發的台資河內工業區，如今已經停擺。甚至在柬埔寨相當知名的前「立委」曾振農，如今亦負債累累。當年呼應李登輝「南向政策」及「戒急用忍」的台商，目前都十分落寂，後悔痛失了到大陸提早「卡位」的契機。

據台灣的智庫機構指出，東協國家雖然具有：一、二零一零年全面免關稅；二、「東協自由貿易協定」有約束互補作用；三、勞力工資尚算便宜；四、東協國組織較多，有助於台灣當局提升國際地位等四大長處，但同時亦具有：一、政經不穩，尤其是印尼、菲律賓等經常發生排擠華商事件；二、語言溝通不良；三、投資保障協定並非完善；四、政府不安定〔如印尼〕；五、金融、匯率短期難回復〔金融風暴後遺症〕；六、宗教矛盾突出〔尤其是回教國家〕；七、貧富差距大；八、產業結構不完整；九、經濟互補性不足；十、勞工技術水准參差不齊等短處。相較起來，是缺點多於優點。而且，緬甸、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等國家的經；濟都較落後，與台灣經濟結構與互補不良。但據台灣「經濟部」七月三十日所公佈的五月份海峽兩岸貿易數據，當月台灣地區對大陸出口二十點七億美元，佔台灣地區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一，創下歷史新高。而在一至五月，台灣對大陸貿易額為一百四十八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四點五，佔台灣地區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十五點八，貿易順差達一百一十九億美元；一至五月自大陸進口達二十八點七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八，佔台灣地區進口總額百分之六點七。這些數據証明，「西進」已成難擋之勢，問題已不在於台灣是否「回頭」，或強迫廠商「南進」，而是台灣自己應當扮演什麼角色，是否應當根據兩岸經貿的特點，將台灣調整為研發中心及運籌中心？

但是，為何陳水扁卻無視這些事實，而要提出「南進政策」？很明顯，其主要目的是要遏止台商的「西進」投資潮，減少台灣經濟對大陸經濟的依賴，進而疏遠兩岸關係，為其「一邊一國」政策服務。另外，也希望能透過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與經濟合作，發展與這些國家的「實質關係」，為台灣參與以東南亞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如東盟區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等創造條件，進而達到擴大台灣當局的「國際生存空間」、爭取國際「雙重承認」的目的。但由於前述的原因，陳水扁的「南進算盤」注定是打不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