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雖然第七次強闖「WHA」失敗，但並未吸取教訓，繼續籌劃更大的反撲。其中，陳水扁聲稱要進行「台灣加入WHO」的公民公決，以「向全球展現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共識和決定」，其實是企圖藉此之機，偷渡和促成「公投立法」，為未來「台灣獨立民意化、法制化」打開一個重要的缺口。而陳水扁的御用文人金恆煒則提出一個「以封鎖反制封鎖」的建議，認為既然「WHO」封鎖台灣，台灣也不妨逆向思考，用反封鎖來反制「WHO」，亦即公開宣佈今後不再申請加入「WHO」，但同時亦與「WHO」斷絕任何聯繫，包括拒絕向「WHO」通報台灣的疫情，讓全球防疫網因台灣而缺角破漏，從而使「WHO」須為未能有效堵截各種疫情蔓延擴散而負上失職責任。而台灣地區的防疫工作，則可繼續借重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的協助。

除了這些政治性的動作之外，陳水扁在技朮方面也抓緊了要「報複」中國大陸或是與之「搶別苗頭」的活動。據說，陳水扁已經秘密授命「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結合產官學界和一切資源，投入「SARS」研究和疫苗開發工作，包括邀請國際知名的「冠狀病毒之父」、「中研院」院士賴明詔和研究愛滋病享有盛名的「中研院」院士何大一兼程返台，參加由李遠哲掛帥的「SARS專案研究小組」，進行「SARS」疫苗的研究開發工作。按照陳水扁的思路，既然「SARS」病毒的感染源頭是在中國大陸，並已對世界各國都造成了極大的震撼、衝擊，也既然北京強力阻撓台灣出席「WHA」，那麼，倘台灣搶在中國大陸之前研發「SARS」疫苗成功，就將會對台灣的國際形像立即產生極為正面的效應，使陳水扁成為「抗中英雄」，對他明年「拼連任」具超級「加分」作用。而所謂「抗中英雄」具有雙關涵義，其一是台灣倘能搶在大陸前面研發「SARS」疫苗成功，陳水扁就順理成章為「對抗『中國肺炎』英雄」；其二是將會使台灣內部的「統派」勢力的「聯共反台」聲音，更難有生存、活動空間。

為此，陳水扁十分重視「SARS」疫苗的研發工作，曾親率李遠哲到位於台北縣三峽鎮的國防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考察，命令軍方將相關資源當面交給李遠哲統籌安排運作。李遠哲接受陳水扁的指令積極投入「SARS」疫苗研發，動機十分單純，只是一心想著如何盡快研發出「SARS」疫苗，使二千三百萬同胞能解除受到「SARS」病毒襲擊的威脅，及為全球防疫體系作些力所能及的貢獻。但是，這位自稱「不懂政治」的科學家，可能又會像他三年多前只是單純地從「反對黑金，追求改革」的思考出發，率領「國政顧問團」站出來「挺扁」，結果是動機與效果不統一，陳水扁上台後不但不搞改革，相反縱容「黑金」的所為比前國民黨政權還要嚴重那樣，再次好心辦壞事。

盡管何大一亦曾應北京邀請，到過中國大陸考察「SARS」的防治工作，但陳水扁認為這並不妨礙台灣將能搶在大陸前面研發出「SARS」疫苗。這是因為，何大一擅長的是「治」，亦即是以「雞尾酒」的模式來治療「SARS」病患，而「防」尤其是研究疫苗方面對何大一來說，則是短處。相反，已被徵召返台出任「中研院」副院長的「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則擅長於「防」。他是美國最早研究冠狀病毒的專家之一，已有三十年的經驗。因此，他曾獲選為美國微生物學會病毒學組主席。憑藉他對冠狀病毒的深沏了解，對「SARS」這種新的冠狀病毒的研究就可走少許多冤枉路。而最令陳水扁感到意外驚喜的是，「冠狀病毒之父」這一「稱號」，是他還在美國時接受新華社記者訪問，由新華社播發的訪問稿冠以的。如今這位「冠狀病毒之父」卻返回台灣為扁所用，這當然使陳水扁竊竊自喜。

台灣當局之所以認定自己能夠搶在大陸之前研發出「SARS」疫苗，除了是有「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押陣之外，還有一個極為有利的環境條件，就是大陸在研究「SARS」致病病原方面，走了一大段冤枉路，以致不但失去阻截病毒擴散蔓延的的最佳時機，也錯失了搶佔最早研發出「SARS」疫苗高地的先機，從而白白將這個可以摘取諾貝爾將金的機會捧送出來。另外，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由於種種原因，缺少流行學尤其是病毒學方面的專家。光是這一點，負有主持及領導全中國防疫工作重任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盡管擁有幾百名員工，但卻就不敵「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一人。

實際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及洪濤院士先是將「SARS」病原誤判為「衣原體」，聲稱只需四環素及紅霉類等抗生素醫治即可，後又文過飾非，堅持衣原體與冠狀病毒「交叉作用」的說法，這是中國初期抗擊「SARS」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二月中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SARS」是由衣原體引起，但遭到廣東的鍾南山等臨床學家和一些流行病學專家的質疑，廣東的媒體也紛以「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體？廣東專家保留意見」等為題作出否定報導。本來，應當是根據確定病原的標准來鄭重考慮此問題，但某些人卻出於急切邀功的機動和某些政治需要，立即上報了衛生部。而當時的部長張文康又偏聽偏信，多次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此次「SARS」的病原是衣原體，運用抗生素即可有效，此病完全能預防。當鍾南生等人提出不同意見時，不僅沒有受到衛生部的重視，反而遭受批評。張文康、李立明、洪濤等人為了以示「絕對正確」，還分別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等中央權威媒體播發消息。致使醫護工作者和群眾喪失了驚惕，未有做好嚴密的預防措施。而醫務工作者按照「衣原體感染」的思路去治療「SARS」病患，又完全不起作用。正是這種誤判，導致了北京早期「SARS」疫情的失控。廣東之所以後來能很快將疫情控制下來，也是因為「晤聽呢支笛」。後來，當廣東、香港以至全球的專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都已檢測出「SARS」的病原是冠狀病毒後，張文康還於四月二日對中央電視台聲稱，「現在對病原說法不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現是衣原體，究竟是不是海外說的冠狀病毒，仍然尚難定論」。四月十日，李立明還構造了一個「衣原體與冠狀病毒相互起作用」的「學說」，《健康報》還在頭版頭條作了報導……。

「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面對的對手，是這樣的一些起始誤判、繼而文過飾非的「專家」，陳水扁當然是信心滿滿地認定能搶在大陸之前研發出「SARS」疫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