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預」不等於無所作為甚至是不作為 「不干預」不等於無所作為甚至是不作為

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中央嚴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尊重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干預港澳的內部事務。但似是執行起來有偏緊偏嚴之嫌。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回歸前,內地高級官員到港澳兩特區訪問、公幹,審批手續較為寬鬆;而在回歸後就卡得較嚴。曾有一個例子,是波蘭總統訪問中國,由一位國務院部長擔任陪同團團長。這位團長在波蘭總統的內地行程全程陪同,但到了深圳,當波蘭總統接著其正式訪問中國香港特區的官式行程時,那位部長就「送客止步」了。波蘭總統深為納悶:香港不是回歸了嗎?既然如此,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何作為中國政府的部長卻不繼續陪同訪問香港這個屬於中國的地方?這位部長當即回答說: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為了展示中央政府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誠意,中央政府官員前往香港的審批手續比過去嚴格得多了,故即使是作為陪同團長,也未能踏進香港一步。

當時,這個事例是被當作「中央誠意執行一國兩制」的正面範例宣傳的。而國務院港澳辦的官員,也自詡為「守門員」,亦即是嚴格審查內地官員前往香港的申請,可批可不批的從嚴掌握不予批准。也正為因如此,在香港回歸的頭幾年,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幾乎處理於一種隔絕狀態。也正在此時,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香港則因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而致經濟陷入困境,兩地「此消彼長」的反差日益強烈。這就導致曾有一段時間,廣東省的一些官員產生了要與香港爭當「龍頭」的想法。而香港特區政府為了挽救香港經濟,曾向中央提出一些加強與內地經濟聯繫的要求,亦即「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初步建議。但卻因為片面強調「一國兩制」及出於其他的一些考量,而曾受到拖延。為此,國務院港澳辦就予人「無所作為」甚至是「不作為」的印象。

澳門回歸後,也曾發生過類似香港回歸後頭幾年的情況。與此同時,不但是回歸前澳門各界社團赴京絡繹於途的熱絡場面不復再見,而且港澳辦大樓還門禁森嚴,拒絕澳門記者進內採訪。有一些同行就覺得難以理解:連江澤民、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進行與澳門有關的國事活動時,澳門記者都可以進入採訪;為何行政級別低得多,政治敏感度也相對較低的港澳辦,卻如同「軍機重地」,港澳記者「嚴格入內」採訪?「架子」比國家領導人不知要大多少倍。這樣做,不啻是自我隔絕於澳門居民,嚴重脫離群眾。這種「隔絕」狀況,在去年「SARS」疫情發生後,開始有了改變。港澳辦負責人親自押運並出席抗炎物資贈送儀式,這才使澳門記者能夠近距離地一睹其「芳容」。

對港澳地區來說,「SARS」疫情是壞事。但從另一角度看,壞事又變成了「好事」,那就是促成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建議演變成「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聯繫安排」〔即「CEPA」〕協議,並將此形式移植到澳門。而且,也促使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真思考港澳特區與廣東省的關係,而由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出面宣佈,廣東省不與香港進行「龍頭之爭」,廣東與香港仍將以「前店後廠」的模式進行合作。此後,又傳出消息稱,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視察廣東地區時告誡粵省官員,廣東省要全力支持港澳經濟,不要亂提什麼要與香港「爭當龍頭」的口號。

同樣,對香港特區政府來說,從特定角度看,「七一大遊行」並不是一件好事。但在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高度政治智慧之下,壞事也就變成了好事。這就是正式對那個曾成為中央港澳工作機構「緊箍咒」的「不干預」政策進行檢討反思,從而將對港澳政策重新定位為「不干預但應有所作為」,並作出了「必須把不干預與有所作為之間的關係處理好」的重要指示。

實際上,「不干預」並不等於是「無所作為」,更不等於是「不作為」,「不干預」與「有所作為」是並不矛盾的。「不干預」主要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不介入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範圍內的內部事務。但涉及到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屬於中央權限的事務,就須積極主動地介入並將之做好。那種滿足於做「守門員」的做法,就是籍口「不干預」而「無所作為」甚至是「不作為」,不利於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

中央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有關指示精神,終在前段時間國務院港澳辦向港澳特區贈送抗炎物資〔盡管時間上也稍嫌遲了些,但遲到總是好過冇到〕的基礎上,從根本上督促了港澳辦認真負起其本身職責,並「有所作為」了起來。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香港特首董建華發表「施政報告」當日,國務院港澳辦當即發表「發言人談話」,表態支持董建華有關施政的立場。這種「發言人談話」的方式,及這種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是港澳回歸後所罕見的。

但愿,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主動積極作為的態度,今後能夠繼續發揚,並貫穿到港澳事務的全面工作中去。當然,站在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也希望港澳辦大樓能適當增加透明度,不要繼續扮演「冷面衙門」面孔,尤其是對澳門記者而言。──中央不是對澳門媒體作出甚高的評價嗎?為何卻不把澳門記者當作是可以共同推動「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朋友,而非要將之視為不受信任的「對立群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