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近日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一項有關博彩業開放對本澳社會所做成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的民意調查。結果是，大部份受訪者認為，博彩業開放對澳門有利亦有弊，除了有助經濟進一步發展之外，亦可能會帶來不少社會問題，包括犯罪個案有可能增加，及影響青少年成長等。

其實，博彩業開放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現在就已經開始浮現。盡管目前有關由博彩業開放政策促成的三個新賭約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都尚未有全面執行，但「博彩業開放」的效應，正在發酵之中。其中正面效應尤為顯著，博彩業收益創下歷史新高，政府財政收入也同樣是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庫房的丰裕，使到特首何厚鏵在競選第二任行政長官時，能底氣十足地提出舊區重建的計劃，及答允一些基層社團代表提出的增加社福津貼資助的建議。盡管博彩業收入大幅提升的原因，不盡然是受益於博彩業開放，更主要的是實施內地居民「港澳個人遊」政策，但無可否認，「金沙」和「華都」的先後開業，提升了本澳博彩業的品質，使本澳博彩業的「品牌效應」更為顯著，對周邊地區遊客的吸引效果更強，也促使「老行尊」「澳博」急起直追，不斷努力提升服務品質，從而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精益求精」的良性循環。而這也正是特區政府作出開放博彩業決策所要達到的目標之一。

在負面影響方面，目前主要還是屬於「無形」的，也就是對青少年人生觀及求職觀念所造成的並非是正面的影響。這就是，前一段時間「澳博」和「金沙」等新舊博彩業者大量招收賭場員工後，基本上動搖了青少年的求職觀念。不但是大批原在其他行業工作的青年紛紛改為投身於博彩業，而且一些在學的青年也改變原先升大深造的計劃，提前進入職場。盡管博彩從業員也是社會分工的一種，無所謂貴賤尊卑，但部分青年卻因此而綴讀停學，並衍生「讀得好不如職業找得好」的急功近利念頭，這對全面提升居民教育水準及匡正青少年世界觀，頗為不利。而這種「無形」影響之下，也催生了「有形」的負面效果，就是博彩業大量招聘人手，導致中小企業熟練員工的大量流失。而目前本澳的人力資源市場，又無法予以補充，使到不少中小企業的運作遭遇頗大的困難。

其他已經浮出水面的「有形」負面影響，還包括非本地居民進行賭場周邊犯罪活動有所增加，本地居民「病態賭徒」現象也轉趨顯著。這些，在澳門大學作進行的民意調查的報告中，已有所論及。

這種情況，也確實是難以避免。這就如一位偉人曾說過的那樣，改革開放就像是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將會隨之飛進來。因此，我們只能是做好事前預防和事後補救工作。在窗戶上加設窗紗，或在蒼蠅蚊子飛進來後加以滅殺。比如，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輔導，幫助他們匡正人生觀，展開預防病態賭徒的工作，及加強治安防範措施等。

其實，開放博彩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受損範圍不僅止於本澳，可能還帶有「跨域性」的地域性質。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博彩業開放加上「個人遊」政策的實施，在客觀上已使澳門各家賭場變成內地國家公務員的「腐敗大染缸」，及內地貪官將國有資產盜流往國外的「洗錢機」。實際上，最近內地處理的在澳門賭場輸掉大量國有資產的貪官，有增多趨勢。有的貪官還是成千萬成千萬地向澳門賭場「進貢」國有資產。盡管這不盡然是澳門博彩業應負的責任，但似是已使澳門各家賭場蒙上了內地國家公務員「腐敗大染缸」的醜名。這對內地各級黨政機關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客觀上是一種「干擾」。因此，我們在謳歌特區本年度經濟發展及GDP大幅增長之時，實在是不宜過多地歌頌博彩業的「貢獻」。

博彩業開放所引來的另一個「跨域性」負面影響，就是有關賭場借貨法律生效後，其與內地法律所產生的法律衝突問題。也就是說，此後，澳門的賭場借貸活動，是合法的，是受到特區法律保護的。然而在內地，無論是博彩活動，還是由此而產生的借貸行為，卻都是非法的，甚至其當事人還須負上刑事責任。這樣的法律衝突，使到內地的公安機關在面對澳門「債主」到內地向「債仔」追債時，如何處置的難題。當然，按照司法管轄權原則，澳門「債主」的代表在內地的追債活動應接受內地法律的管轄及處分，但這又將對他們形成某種的「不公平」。而內地不承認澳門賭場借貸活動的合法性，又向內地「債仔」提供利用兩地法律衝突刻意躲避債務責任的機會，對本澳「債主」也同樣是「不公平」。

還有一個「跨域性」的負面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隨著美資賭商在澳門博彩業的投資規模擴大，其將來在本澳整體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也將會增大，甚至可能會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倘此，美資賭商也有可能會以此為由，在澳門尋找其代言人，透過他們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包括參選立法會。與此同時，按照山姆大叔的「慣例」，美國人也就必然將會十分「關注」澳門特區的社會政治生活，並可能會以執行「美國──澳門政策法」、保護「美國在澳利益」為由，在「民主政制」、「人權」等議題上干涉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這個有可能會出現的未來動向，值得愛護澳門和諧穩定的各方人士高度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