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聞界澳洲考察團」在澳洲的七日考察活動，接觸到博彩業內外的許多新鮮事物。盡管它們都一定可為澳門所模仿套用，但其精神及做法，對澳門仍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鑑作用的。

澳門特區在對博彩業進行開放改革並經公開競投後，美資賭商「永利」獲得了其中一個賭牌。本來，依包括澳洲幾家賭商在內的世界各地賭商在拿到賭牌之後，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基建以求盡早開業的慣例，尤其是在「金沙」、「華都」以極高的效率興建賭場，「澳博」也不甘於後人，繼續設置新賭場，以求搶佔「大餅」之際，「永利」卻以澳門特區尚未為賭場借貸立法為由，遲遲未有履行賭約規定興建賭場的跡象，其在第一輪競爭中，尤其是在內地居民「個人遊」的效應之下，成了「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俗諺的現實典型。當時，包括本欄在內的社會輿論曾分析認為，「永利」的「未為賭場借貸立法」藉口是假，其在拿到賭牌後未能將之在股票市場委得好價錢，無法實現他「空手套白狼」商業戰略是真。

史提芬．永利在為其未能及時履行的藉口打辯護時，抬出了「這是美國政府的法律規定」的旗號，謂「永利」是上市公司必然遵守相關法令。或許，史提芬．永利的這一說法並沒有作假，但「必須為賭場借貸立法」的說法，卻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實際上，昆士蘭博彩委員會主席達域．科迪就指出，在澳洲，任何賭場借貸，包括由賭場經營者向賭客的借貸，即使不是收取高額利息，都是屬於非法行為，是被嚴格禁止的。因此，昆士蘭的多家賭場，無賭場借貸問題，更無高利貸行為。他還進一步指出，為了防制犯罪分子利用賭場來洗黑錢，政府博彩監察管理機關和賭場經營者對參賭資金的管制也較為嚴格，對「豪賭客」的賭資來源有所監察。

就此而言，史提芬．永利的「須為賭場借貸立法」之言，只是美國的國內憲法活動，並非世界各地的必循慣例，尤其以澳洲為甚。應當說，澳洲與美國一樣，都是海洋法系亦即英美法系國家，而且在政治上是盟友，立法活動存在較多的共通之處。但在賭場借貸立法問題上，這兩個國家卻是南轅北轍。在美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澳洲卻是屬於非法行為。幸好，「永利」不是到澳洲投資開賭，否則，就將在「為賭場借貸立法」問題上，發生嚴重的法律衝突。

「永利」要求澳門特區也方「賭場借貸」立法，這本身並不存在法律衝突。但如考慮到澳門各個賭場的賭客來源，佔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自內地，而中國的「刑法」及相關法律又規定，參與賭博及高利貸活動是犯罪行為，須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澳門的賭場經營者及從業人員按照澳門賭場借貸法律所授予的權利，到內地去追債，就將會觸犯家內地的法律，首先是「刑法」上的經營賭博罪，其次是外匯管理法律所禁止的逃匯套匯及經營地下錢庄等非法行為。另外，如涉及禁錮行為的，也將觸犯「刑法」上有關侵犯人身自由的罪行。由此，在澳門被視為合法的行為，難內地卻被視為非法，從而形成法律衝突。前一段時間浙江省對澳門收數人員陳某的處罰，就暴露了「賭場借貸立法」的法律瑕疵問題。

達域．科迪指出，昆士蘭當初發出賭場牌時，就只是希望能通過博彩業促進旅遊業，而並不是以博彩業來代表甚至是取代旅遊業。這是正確的政策基點。而從澳門的實際操作看，卻已是把博彩業的重要性、擺到旅遊業之上。盡管並無止水公開的表達，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卻有此傾向。甚至為了求得博彩業的發展，而不顧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問題，允許新賭場開設在解放軍駐澳部隊營地及作為澳門特區的政治圖騰──金蓮花廣場的周邊，而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等重要政治機構，及理工學院等學府，都受到被賭場包圍的威脅。這種「以博彩業為第一」的做法，使人更感到昆士蘭州的博彩政策，是正確的。

「考察團」此行在悉尼期間，曾到聞名的「海鮮市場」享用海鮮自助餐。這個海鮮市場的規模是世界同類魚市場中的第二。這裡的海鮮產品不僅有漁民剛從海中打撈出來的，也有來自澳洲其他州甚至是海外的海沈魚落雁品，這裡採用荷蘭的拍賣法叫賣海鮮，十分有趣。如果欲飽口福，各國風味的海鮮餐廳可為客人烹飪各種風格的美味，因而吸引了大量的遊客和本地居民前來品嘗，呈「一座位難求」。

澳門特區剛成立時，也有高官提出要開設「海鮮市場」，但後來卻沒有下文。其實，如果澳門條件成熟，開設「海鮮市場」是有助於促進旅遊業，及丰富外來遊客，本地居民的生活內容，不過，以澳門近海遭受污染，及漁獲品種不夠多種等不利條件看，要在澳門辦好「海鮮市場」，還真的並不是太容易。

〔更正：昨日本欄的「昆士蘭洲」，均為「昆士蘭州」之誤，合更正〕。

〔黃金海岸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