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宜上掛下聯左右兼顧 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宜上掛下聯左右兼顧

澳門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因而澳門歷史也就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在進行澳門文史資料徵集的工作中,應當緊緊抓住澳門歷史與中國歷史密不可分的關係,上掛下聯地將澳門文史資料置於中國歷史風雲之中。這樣,所徵集到及整理的澳門文史資料,才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史料。

實際上,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中,祖國的歷史風雲,也捲到澳門;而澳門發生的歷史事件,亦受到祖國同胞的密切關注:澳門的禁煙運動與林則徐所領導的抗擊殖民主義者的鬥爭,聯為一體;鄭觀應在澳門撰著的《盛世危言》,影響及啟迪了孫中山及毛澤東等一代偉人;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曾將澳門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基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在澳門邁出了第一步;革命黨人在澳門成立了同盟會澳門分會等革命組織,進行反清、反袁、討龍等革命活動;澳門青年響應「五四運動」,發動抵制劣貨活動;澳門工人和各界民眾維護民族尊嚴的「五.二九工運」,受到廣東省政府和全國各地民眾的支持和聲援;大革命失敗後,大批革命者轉移到澳門,繼續進行革命活動;柯麟、柯平仲昆分別奉上級指示,來澳門開闢工作;中共中央曾委派張雲逸等人,來澳門聯繫葉挺返回內地投身抗日;在澳門出生的人民音樂家洗星海寫出了《黃河大合唱》等傳世之作,激勵著中國人民奮勇抗戰;抗日戰爭中,「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積極參加抗日鬥爭;香港淪陷後,中共進行「秘密大營救」工作,其中的一些文化人如范長江、夏衍、司徒慧敏、金山、金仲華、蔡楚生、廖夢醒、李少石、葉嘉、梁漱溟等,在撤回大後方時,就經過澳門並受到當地地下黨的接濟;解放海南島戰役前夕,第四野戰軍後勤部長陳沂曾秘密來澳購買船隻;「兩航起義」後,部分設備、器材經澳門搶運回內地,為中國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設備、裝置發揮了作用;抗美援朝中,澳門同胞衝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搶運戰略物資返內地;……等等。

其實,澳門歷史何止是與祖國風雲一脈相承?澳門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三五年四月,越南黨代表大會在澳門召開,這次會議宣佈共產國際已接受越南黨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會議結束後,胡志明曾到設於澳門的越南黨的秘書處小住,並在澳門會見了中共中央派到香港開展統戰工作的宣俠父,為中共和越南黨的聯繫建立了一個通道。另外,泰國共產黨支部局負責人之一的劉漱石,也曾在澳門參加會議。

澳門在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沒有缺席,並發揮著較大的作用。而與此同時,澳門也見証了一些歷史醜惡。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抗戰的最艱難時期,躲在重慶的蔣介石派代表來澳門與日本代表今井武夫秘密接觸,商談投降條件。──一九四零年,日本侵略軍執行一項名為「桐工作」的計劃,企圖在汪偽政權成立前,引誘重慶政府妥協投降。有關的會議地點主要就在澳門。日方代表是日本軍方的高級特務今井武夫等人,而重慶方面則是由蔣介石親筆委任的「陳超霖」、「宋子良」、「辛友三」,據說均是化名。經過了香港會談之後,於當年六月五日開始在澳門進行第二次會談。會談的場所由中方準備,選定澳門市郊的海岸馬路上行人稀少的一所空房。會議一共開了三日,因雙方條件談不攏而不歡而散。

後來,那個名叫「宋子良」的人於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被日軍逮捕,才知他的真實身份是藍衣社首領戴笠直系的得力幹部,真名叫曾廣,他在獄中堅貞不屈,六月間巧遇今井武夫,雙方曾談過。兩個月後日軍投降,曾廣以戰勝軍的幹部恢復了自由,後來一直活躍在香港。而另一位曾參與「澳門會談」的張治平後來則透露,當時蔣介石和戴笠對這次「澳門會談」抱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漏了機密,受到行政院副院長和駐美大使的追究查問,故而流產。

在「澳門會談」期間,日方主要成員居住的地點,今井武夫和臼井是「貝拉比斯塔旅館」,鈴木在「三和公司」,內之宮在「利貝拉旅館」。他們是乘坐「白銀丸」到澳門的。以上的旅館名字,均為譯音,是「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今井武夫回憶錄》所擬的譯名,可能與原名有出入〔按:其中利貝拉似係利為旅酒店,貝拉比斯塔則為後期峰景酒店〕。這些史實,也應被列入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的計劃大綱之中。

開展澳門文史資料微集工作,也不宜遺忘抗日戰爭的另一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的抗戰活動。實際上,抗戰時有幾位澳門同胞考入筧橋空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成為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戰機與日本軍機作戰,其中空軍五大隊二十九中隊少校隊長林耀在衡陽保衛戰中,壯烈犧牲,血洒長空。現在,林耀的靈位,安置在台北市「忠烈祠」中。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如能把此類史料亦列入徵集範圍,相信有利於落實胡錦濤對台工作「四點意見」,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