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願為祖國統一及澳人治澳大業而鼓與呼 我們願為祖國統一及澳人治澳大業而鼓與呼

沒有酒會,沒有特刊,沒有毫言壯語,沒有呼朋引友;一如往常,埋頭苦幹,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我們以自己慣常的低調作風,迎來了《新華澳報》創刊十周年的「大慶」紀念日。

低調,這正是我們的一貫作風,也是我們自我保護的手段。十年來,因為低調,我們向政府新聞局申領記者証和申報銷量,是實實在在、不摻水分的資料;因為低調,我們樂於以「小報」為自許,腳踏實地地走自己的路,從未興起「與人爭鋒」的念頭;因為低調,我們不卑不亢,寵辱不驚,謙遜對待自己倘有的成績,更嚴厲剖析自己的不足,未因各方的肯定和贊許而沾沾自喜,更未因相關通訊社、內參刊物轉發了我們的稿件而重刊一次,佔用寶貴版面。

正是這種低調作風,我們連報慶的年序計算,也是實是求事對待。──其實,如果連同《新華澳報》的前身──《華澳郵報》在內計算,我們的報今年的報慶,應是十五周年。但我們沒有從俗,而是「忍痛」將《華澳郵報》存在的整整五年給「割捨」掉了。否則,我們今天紀念的,應是創刊十五周年。

實際上,《華澳郵報》〔周報〕是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刊的。五年後,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改版為日報《華澳日報》。澳門回歸後,再改版為《新華澳報》。我們之所以分別選擇十二月二十日來作為《華澳郵報》創刊及改版為《華澳日報》的日子,是因為我們對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及「一國兩制」的方針,抱有熱烈的執著。在這十五年間,香港、澳門先後回歸,解決台灣問題也已擺在國家 的議事日程之上,並成為全國人民的神聖任務。我們作為生活、工作在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一國兩制」的前哨,及可起到聯結海峽兩岸的「橋樑」作用的澳門地區的居民,頗有生正逢時、與有榮焉之感。我們亦希望能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現,盡一份自己的責任。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報名叫做《新華澳報》,其中「華」是中華,亦即是包含著祖國大陸與台灣,以及香港、澳門在內的「一個中國」,而「澳」則是起著兩岸之間橋樑作用的澳門。為了表達我們對主張國家統一的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心情,及能夠在兩岸聯繫橋樑方面發揮一點作用的心願,我們從孫中山先生的手跡中,彙集了「華澳日報」四字,作為我們的報頭題字〔按:改版後的《新華澳報》四字,仍是彙集孫中山先生手跡而成〕。在版面內容安排方面,我們更是將鼓吹兩岸經貿文化交流作為要聞版的重點,除了每日固定的《海峽兩岸》欄目大量採用兩岸通訊社播發的有關兩岸交流的訊息之外,基本上每日見報的《兩岸觀察》專欄,也是以分析評論兩岸關係態勢及島內政情為主。另外,即使是在澳聞版中,也經常發表有關澳台交流的報導和評論。我們首先提出的「澳門是江李會談的最佳地點」論題,在海峽兩岸有關部門都引起了迴響並受到了注意。

我們生活、工作在澳門,報導和議評發生在身邊的事與物,也是我們的主要職責。澳門回歸前,我們與廣大澳門居民一道,積極關注及投入過渡期事務,並利用自己所擁有的「陣地」,監督和敦促前澳葡政府加快「三化」步伐,為澳門政權順利移交創造良好條件。並對葡方個別違背「中葡聯合聲明」及中葡建交精神的人與事,進行了揭露批評。東方基金會私自轉移屬於澳門居民共有財產一事,最早就是由我們揭發及批評的,並一路予以跟進。回歸後,我們與廣大「澳人」一道,積極支持特首何厚鏵及特區政府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與此同時,也對社會上不利於「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之事,尤其是有違「澳門基本法」的做法,履行了媒體應當發揮的監督職能。

三千六百多個陰晴風雨日,我們既有歡樂、滿足,也有困惑、委屈。我們曾被污名化,被自詡為「唯我獨愛國」的人定位為「國民黨報紙」,也曾受到某些公權力機關的不公正對待,雪上加霜。但我們以特首何厚鏵的名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來自勉,顧全大局,寧願犧牲個人利益,也絕不做抹黑新生特區的事。為了避免令外界產生「澳門剛回歸即新聞自由受到戕害、媒體倒閉」的錯覺,我們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咬緊牙關,一個人身兼幾個人的工作,以外人難以想像的艱辛,終於挺了過來。

我們感謝柯為湘先生,由於他的慷慨支持,使我們的報能從周報轉為日報,並逐漸成長。我們也感謝林偉、陳明金、吳榮恪、周錦輝等先生,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候雪中送炭,幫助我們熬過難關。當然,我們更感謝所有員工,無怨無悔地共渡時艱。他們真正是「吃下的是草,擠出的是奶」,既為讀者朋友送去精神糧食,又滋潤著報社得以續存。

我們更希望能以自己採用孫中山先生的墨寶作報頭的做法,來表達我們對孫中山先生晚年為之奮鬥的國家統一事業的期望,及江澤民在「江八條」中所引用孫中山先生的「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所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的名言,及胡錦濤有關「入島、入戶、入心」囑咐的認同和支持。作為以孫中山先生墨寶作報頭的《新華澳報》,願作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為維護祖國的獨立和爭取祖國的統一、民主和富強而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