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日否認了意大利最大平面媒體《共和報》的相關報導，重申中國政府堅持處理與梵蒂岡的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是一貫的，從未改變：一、梵蒂岡必須首先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二、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包括不通過宗教活動來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秦剛還呼籲梵方以實際行動為改善中梵關係創造條件，而不是設置新的障礙。
《共和報》是於前日以《中國與梵蒂岡開始解凍》為題，在頭版位置發表相關專題報導的。報導聲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去世後，中國已明確向教廷表示，未來將尊重教廷對主教的任命權。《共和報》為此作出評論稱，北京的這項表態不但符合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天主教會的期望，也是北京化解與教廷間最大歧見的關鍵點。《共和報》在十三日的專題報導還指稱，中國事實上在上周已派出一個特使團到梵蒂岡，準備參加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但由於陳水扁親自出席，所以中國的特使團臨時打退堂鼓並未出現在葬禮上。《共和報》還報導稱，教廷內部的親中國派，包括教會和國務院人士，曾經在今年一月和四月組團訪問中國大陸，並且預定在六月間再組團前往；但這項接觸也可能提前到新教宗的就職大典。《共和報》還進一步指出，中國方面已經決定派出代表團參加新教宗的就職大典，但是會否成行仍須看台灣方面的代表團層級而定。
由於《共和報》是意大利的最大平面媒體，且與教廷的關係密切，故《共和報》的這則專題報導，是否教廷借助其影響力所進行的「放風」之作？值得觀察。倘答案是肯定的話，則可能是教廷欲藉此傳達如下的幾個訊息：一、教廷愿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而且並不反對中國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首先與台灣當局斷交。實際上，在意大利於一九七零年九月與中國建交，尤其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之後，梵蒂岡就有意與中國建交。因此，她當即主動地召回其駐台北的大使。三十多年來，盡管梵蒂岡在台北的大使館未有撤走，但一直只是派出臨時代辦駐館。這與台灣當局是派出大使駐節教廷，形成明顯的不對稱。為此，台灣當局曾多次向教廷交涉，要求其恢復派駐大使，但卻遭到教廷拒絕。教廷此舉為的就是要為與中國建交預留後路。既然如此，梵蒂岡要與中國建交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與台灣當局斷交，在梵方來說，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為了大陸地區數千萬教徒的龐大市場〔台灣a區只有三十萬天主教徒〕，也是為了以天主教義來促進中國大陸「變色」，教廷要與台灣當局斷交，是在所不惜。
二、然而，中國提出的建交另一先決條件──愛國天主教會堅持「三自」政策，自行選出主教，不受教廷干預，教廷方面則仍然有所保留，希望中國能在教廷將會破「從不主動斷交」慣例之下，予以「回報」，對主教任命權作出「讓步」。或許，教廷的這一「放風」只是「最高要求」，並不排除會有一個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爭取能實現先由中國天主教內部自行選舉產生主教，再由教廷履行一個「任命」形式的「最低底線」。
三、為此，教廷歡迎中國派出特使團前往梵蒂岡出席新教宗的就職大典，並趁此機會磋商建交「條件」問題。如果雙方能夠互諒互讓，中梵建交步伐就將能向前邁進一大步，甚至最快可以當場拍板。
可能是北京也已觀察到這種微妙情況，甚至是已直接收到教廷所傳遞的種種訊息，因此，秦剛昨日的談話內容，已為日後中梵關係發展預留空間，只是以「不能干涉中國的主權，包括不通過宗教活動來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來回答相關問題，並未就中國主教的任命權作出明確答覆，這就為雙方的正式磋商預留了轉寰空間。
就此而言，在梵蒂岡新教宗鄰選產生後，中國應當派出規格較高，並獲授權的特使團前往出席其就職大典。否則，就將會錯失良機，讓陳水扁藉出席新教宗就職大典，以求再次與世界各國領導同聚一堂，及突破意大利「一中」政策的圖謀，再次得逞。
實際上，陳水扁在出席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之後，曾公開聲稱，「還想再去教廷，祝賀新教宗就職」。為此，北京不應再象保祿二世的葬禮時那樣，因為陳水扁的出席而放棄。在其是新教宗就職，正是決定未來政策之依始，更應表現出對中梵建交的誠意。而且，中國特使團前往梵蒂岡，將有可能會取得主導權，佔據本應屬於中國的座位。
實際上，盡管陳水扁在出席保祿二世的葬禮時，曾沾沾自喜地聲稱，他之所以能取得第一排第四位的好座位，是以「台灣」〔TAI WAN〕的英文首個字母排序。而民進黨當局也將之宣傳為「台灣走出去」。其實，這是扯下彌天之大謊。因為教廷實際上是以「中國」〔CHINA〕來安排陳水扁的坐位的。正因為「C」字頭的國名排列較前，「中國」在被安排在第一批第四位。否則，倘是以「TAI WAN」來安排陳水扁的坐位，也就應該坐到後排去。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坐位才是在巴西〔Brazil〕總統夫人與喀麥隆〔Camroon〕總統的中間。因此，第一排第四個座位，本來就應是屬於中國的，至少也應是屬「中華民國」的，而不是屬於「台灣」的。
據相關消息說，按照國際慣例和教廷規例，國家元首或教宗的喪禮，邦交國政府不需要邀請，可自行由元首或派遣特使、或是指令駐該國大使出席。但新元首、新教宗的就職儀式，則是必須收到邀請，方可出席。本來，陳水扁原先是傾向於指派台灣當局駐教廷「大使」杜筑生任「特使」出席保祿二世的葬禮的。但在前往教廷駐台北大使館吊唁，聽到臨時代辦安博思當面作出邀請後，才臨時決定親自出席。有消息說，安博思的當面邀請，並不符合外交禮儀，只是他個人的客套表示。因此，如果北京能及早作業，爭取到教廷發出出席新教宗就職大典的邀請，就可封殺陳水扁「還想再去教廷」之路。
實際上，即使是陳水扁前往梵蒂岡出席保祿二世葬禮，也顯出各方的「不情不愿」。首先，是教廷拒絕了陳水扁會見紅衣大主教或其他高層領導 的要求。而且，教廷也未向他提供翻譯服務，使他無法與各國領導人交談。其次，意大利雖然受「拉特朗條約」〔該條約的主旨是意大利有義務為教廷的客人發出簽証〕的制約，必須向陳水扁發出簽証，但有效期也只有二十四小時，使他在飛機上的時間比在地上的時間還要多。其三，各國領導人都不愿與陳水扁多搭訕，據說布殊在與他禮貌性握手時，並不正面視望他，這比不握手更要難受。
就此而言，中國爭取獲教廷邀請派團出席新教宗就職大典，從而對陳水扁產生排擠效應的可能性，是甚高的。但能否達成這一效果，還須外交部門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及高度的政治智慧、外交專業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