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葉挺將軍殉難六十二周年紀念日。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剛出獄的葉挺將軍，與王若飛、秦邦憲（即博古）等中共黨內高幹，從重慶乘美軍飛機返延安，途中飛機失事，年僅五十歲的一代將星葉挺，與同機人員一道遇難，年僅五十歲。毛澤東為此題詞：「四八烈士萬歲」，延安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既是沉痛悼念戰友，又是痛惜人民革命事業喪失重要幹才。實際上，如果葉挺將軍不是在革命勝利前夜遇難，在一九五五年的全軍授銜中，極有可能會是元帥。但由於其性格率直，再加上在「廣州起義」失敗後，曾受共產國際錯誤處分的「歷史」包袱，卻又有可能會像彭德懷、賀龍等元帥那樣，再次蒙冤，死於非命。

葉挺將軍與澳門有緣。當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其他起義領導人為了推卸責任，竟然指責他的「暴動後立即將部隊撤離廣州」，以保存實力的正確主張是「逃跑主義」，將之提呈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使他受到批判和處分，而深感委屈和不滿，脫黨遠走德國，並在澳門定居。位於賈伯樂提督街的婦聯第二托兒所現址，就是當年葉挺將軍的故居。

前年，是葉挺將軍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並殉難六十周年。在葉挺將軍後人的強烈要求之下，澳門特區政府撥款修葺葉挺將軍故居，並裝置「葉挺故居」牌匾。還邀請葉挺將軍遺屬及當年奉潘漢年之命，從香港轉移澳門，就近照顧葉挺將軍，以動員其歸隊參加抗日戰爭的柯麟先生的後人，出席「葉挺故居」牌匾揭幕儀式。

特區政府的這一紀念活動，錢是花去了，面子也做到足，但效果卻「不怎麼樣」，據說葉挺將軍和柯麟先生的後人也不滿意。最主要原因，是「葉挺故居」的設置，是有名無實，僅是裝置了一個牌匾，及對故居外牆稍作修葺而已，充其量只是「一半主義」，並不完整徹底。因為按照作為內地高級幹部的葉挺、柯麟後人的習慣觀念，既然是「故居」，就應是名符其實的紀念地，不但是必須恢復原狀，擺設原物（即使收集不到也要仿製），而且也應向市民及遊客開放，甚至會由國家有關部門將之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但「葉挺故居」的揭匾儀式只是流於形式主義，它至今仍是社團的私有財產，仍是婦聯的第二托兒所的所舍，市民和遊客無法前往遊覽、瞻仰、憑弔。就連揭匾儀式當日舉辦的緬懷葉挺將軍的「葉挺與家人的澳門歲月」講座活動，也因此而必須另行覓地進行。即使是所謂「修葺」，也未有完全尊重歷史，亦即未有完全恢復葉挺將軍在此居留時的原狀，反而增建了鐵質檐篷等現代設施。這與內地盛行的「專舍專用」，展出相關圖片、遺物，專供市民和遊客瞻仰、遊覽，並定時舉辦研討、講座活動，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做法，相距何其遠也。

兩年前，本欄曾建議，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與婦聯協商，以「換地易樓」方式，另行安排並贈送一處適當的樓房單位，供婦聯作第二托兒所的所址；而「葉挺故居」就收歸特區政府所有，並按葉挺將軍在澳門居住期間的原狀予以修復，「修舊如舊」。故居內擺放葉挺將軍的傢俱或遺物（倘徵集不到原物可仿製），並展出葉挺將軍特別是他在澳門居住期間的事跡（包括出任新四軍軍長及籌款、購藥、轉運武器等公務）資料圖文並茂地展出。而國家有關部門，也宜將「葉挺故居」列入「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特區政府如打算設立名符其實的「葉挺故居」，易如反掌。只要能物色到婦聯可以接受的樓舍，以「換樓」方式作為第二托兒所的新所舍，而「故居」樓房就作為特區的公產，就可達「專舍專用」目的。以特區庫房之充俗，再以婦聯作為傳統愛國愛澳社團，應當自覺配合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舉，是不存在甚麼困難的。但不知為何，該「換樓」的不換，而不該「換地」的不規則行政，卻是發生了。－－在「歐文龍事件」中，就含有不規則「換地」行政行為。就此而言，澳門特區政府應當捫心自問，問心有愧。

其實，又何止是「葉挺故居」如同它的主人－－葉挺將軍那樣蒙冤受屈？一些曾在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具有特殊意義的建築物，如鄭家大屋、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址－－「中西藥局」、《鏡海叢報》遺址及「四大冠」聚會地……等，也是不問不聞，放任白流，任由拆卸。即使是有作修葺保護的鄭家大屋，也要將之改建為精緻酒店，而不是當作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想不到，在中國政府已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人」當家作主之後，建築文物保護政策仍有當年葡國人實施殖民管治時，偏重於葡式建築物及有關中葡文化交融的表徵物，而忽略中國革命文物的「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