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胡吳會」拍板海峽兩會重啟制度化協商，並盡速就周末包機、大陸居民赴台旅遊議題進行協商的鼓舞，台灣地區一些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人物，紛紛提出了更多的協商議題，希望能盡早將之納入海峽兩會談判的議題清單之中。其中，中國國民黨籍「立委」、「馬家軍」成員吳育昇昨日上午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質詢「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時就提出，希望海基會在六月十二日與大陸海協會的協商議題中，能把海運包船也一併納入。賴幸媛則表示，船運涉及掛旗問題，相對複雜，必須再經過相關單位進一步討論，至於飛航因為沒有這類問題，相對單純。「陸委會」副主委傅棟成也表示，未來兩岸如果進行海運包船協商，「國旗」如何懸掛，必須再與對岸協商。

吳育昇的質詢和賴幸媛的答詢內容，其實帶有「黑色幽默」意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台灣當局在評估實施兩岸「三通」的可行性時，由於「國防部」擔心倘先行實施航空客運，將會遇到台灣海峽窄度較窄而導致台灣軍方預警不及的問題，亦即是台灣軍方雷達難以在預警時間內判辯飛機到底是客機還是軍機，甚至還有可能會被解放軍「冒充乘客」對台灣進行「偷襲」。因此，當時尚算較為務實開明的「陸委會」（蕭萬長任主委）和「交通部」等單位，是規劃先海運直航後才空運直航的。而且，即使是實施空運直航，也是以貨運先行，待時機成熟後才開放客運直航。但如今，卻來了個顛倒，是先空運包機直航，海運包船直航則留在後頭；而且，即使是空運直航，也是先客後貨。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尤其是早已實施了節日台商包機直航，甚至還發展到無須在港澳機場落地，只須繞飛廣州飛航情報區上空即可，這就證明了當初台灣「國防部」的種種擔心，都是多餘的。而且連台灣的高級軍人們也都從節日台商包機的實踐中確信，北京對推動兩岸「三通」是懷有誠意的，不會藉此挾帶任何軍事意圖。因此，就變成了當初被認為最難推動的航空客運直航，倒是率先實現；而當初被認為最容易落實的海上貨運直航，卻因「掛旗」問題被耽擱了。

其實，有一九九七年台港海運談判的成功經驗珠玉在前，「陸委會」諸君是不用擔心「掛旗」問題將會成為海運包船協商的政治障礙的。而且更有利於解決此技術問題的是，當年台港海運談判的台方主談者－－海基會副秘書長張良任，現正是「陸委會」的副主委。而昨日提出「國旗」懸掛問題的傅棟成，當時也參加了談判。身為主委的賴幸媛，只要就近請益張良任，那個表面看來複雜難行的「掛旗」問題，就根本不是問題，將能迎刃而解。

實際上，為因應「九七」香港回歸，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二日及二十四日分別在香港和台北舉行的台港海運會談，台方主談代表就是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的張良任，團員則有時任「陸委會」經濟處處長的傅棟成，「交通部」航權司長謝明輝，台灣海峽兩岸航運協會理事長林省三，海基會經貿處長潘憲榮。而港方的主談代表是香港船東會主席趙世光，團員有金山輪船公司董事長梁啟行、中遠香港集團副總裁杜寶明、招商局集團副總裁吳世榮、香港隆星航業公司董事長程義。而在談判前及首輪香港談判，而至二輪台北談判的上半部之中，雙方都曾為「掛旗」問題而爭論不下。當時，由於李登輝訪美發表分裂言論，及「總統」選舉，大陸解放軍進行了兩次針對台灣的導彈演習，海峽兩會的談判也已中止，台海局勢頗為緊張。在此背景之下，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申明，大陸主張在台灣注冊的船舶到香港，不應在旗號上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高孔廉則回應說，希望北京以「維持現狀，變動最少，盡量單純，不節外生枝」四項原則來處理台港航運旗幟問題。

正如前述，當時的台海局勢較為緊張，而台灣貨船進入已回歸的香港海域時倘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就將形成「兩個中國」的問題。因此，「掛旗」問題就成了台港海運談判的焦點，甚至港方一度以「國際慣例」為理由，要求台灣貨船進入港方海域時，除了主桅要懸掛紫荊花旗外，還要加掛五星紅旗，台方當然是不能接受。但在最後，雙方還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各退一步，達成了共識，簽署了「台港海運商談紀要」。該「紀要」規定，台方貨輪進出香港海域，暫不掛旗；而在香港註冊的商船在進出台灣港口時，船艉上懸掛紫荊花旗，船舶主桅桿則暫不懸掛旗；在兩地註冊的商船自進入雙方港口期間，還可懸掛各自的公司旗和信號旗。這樣，就妥善解決了當初被認為「很複雜」的「掛旗」問題。

因此，海峽兩會日後倘商談兩岸海運貨輪包船直航問題，也可參考香港海運的辦法，以兩岸海運的定位是既非「國際航線」又非「國內航線」的「兩岸航線」為理由，無須執行他國船舶進入對方港口，船艉掛船藉國旗，主桅桿掛港口國國旗的「國際慣例」。而是雙方的貨輪的船艉無須掛旗或旗艉只掛公司旗，主桅桿不掛旗，這就可把所謂「複雜」的「掛旗」問題，扔進東海去。

（發自井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