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筆者在本評估下屆特首候選人各所長短系列的開篇，已將曾親口向筆者宣稱將不會參選的賀一誠排除在外，分析認為他是與其當一名必須殫精竭慮的特首，不如繼續做一位地位崇隆，且是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活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因而只是鎖定了呼聲最高的譚伯源、崔世安、何超明等三人來議評其強項與弱項、長處與短處，利空與利多的。但既然是社會上仍有賀一誠將會參選的歷歷指證，及期盼他出戰的呼聲甚熾熱，筆者也就不妨「不輕信」賀一誠的「棄選」誓諾，也以假設賀一誠將會參選為前提，對其參選下任特首的強項與弱項、長處與短處、利空與利多，進行評議一番。
眾所周知，在參選澳門特首的候選人的眾多必備條件中，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祝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條件。而在這項條件方面，賀一誠應是在他與譚伯源、崔世安、何超明四人中，最具優勢者。這是因為，他具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倘他參選並能當選，就正好是在這方面依循了「何厚鏵模式」。何厚鏵在參選澳門特首之前，也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當選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五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的規定，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職務，而「接棒者」就是賀一誠。倘若賀一誠參選下任特首並有幸當選，那就將是譜寫了「二次接棒」的佳話。
根據國家憲政制度，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其常委會更是其常設機關，因而是賀一誠是最高國家權力的掌權人之一。實際上，根據「憲法」規定，他除了擁有參與全國人大全體會議的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選舉國家軍委主席、決定國家軍委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及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的權力之外，還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在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時，參與決定國院院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決定國家軍委會組成人員（主席除外）的人選，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員、審判委員會委員和軍事法院院長，任免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檢察員、檢察委員會委員及軍事檢察院檢察長，批准各省級檢察長的任免，決定駐外大使的任免。
賀一誠既然擁有如此大的政治權力，也當然是會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而他要參選澳門特首，也將會得到中央政府的祝福。在這方面，其他幾位人選，都是不可比擬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少委員，是從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位置退下來後獲過渡安排出任的。而這些前任部長們在退休前，也早就安排了其所信得過的部屬「接班」（當然，最關鍵的是中央接受其建議），因而他對原來任職的部門的影響力，仍然存在。而賀一誠在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七年多來，已與這些前任部長們「混得很熟」。他倘能當選澳門特首，澳門特區政府如需要中央政府的某些部門協助支持，透過這層人脈關係，聯絡就比較暢順。因此可以說，在中央與澳門特區關係方面，賀一誠也是在四人中，最具優勢者。
另外，根據不成文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政治位階，相當於部長；而譚伯源、崔世安、何超明作為澳門特區主要官員，其政治位階相當於副部長。就此而言，賀一誠也是勝人一籌。
還有一個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說，謂賀一誠家族在「文革」受難期間，相遇了也不幸受難的鄧小平。所謂「同甘共苦」，鄧小平獲平反復出後，賀田一家不但獲得平反，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中央及其駐澳機構的信任照顧。即使這傳聞失實，以粉碎「四人幫」後，「文革」受害者往往會獲得「補償」的慣例看，賀一誠也具有其他三人所無的強項。
但與前述三人相比，賀一誠也有不少弱項。其中，最明顯的短處，是他對澳門公共行政和法律的涉入程度，不如前述三人。盡管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是最高國家立法機關的成員，參與了國家立法的活動，但畢竟澳門實行「一國兩制」，除「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第十二項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訂的其他大多數全國性法律，並不適用於澳門特區，故他的這項參與立法經驗，難以在澳門特區發揮用場。也盡管他是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成員，參與協助特首決策的活動，但這畢竟是屬於「業餘」性質，真正的專業行政經驗，仍是不如前述三人。因此，在擔任特首所必備的本地區法律和公共行政專業技能方面，賀一誠與前述三人相比，顯然是處於劣勢。
賀一誠還有一項劣勢，就是他至今尚未與各界社團開展互動，亦即缺乏群眾基礎，因而在特首選委會委員中的「拉票」能力，也就相對較弱。當然，從另一角度看，這個弱項有可能會轉化為強項。實際上，這種情況恰恰是正好是折射了他與澳門社會並無太多的裙帶關係，也無須揹上太多的「人情包袱」。他倘能當選特首，在決策方面可能無須有太多的「照顧」考慮，而可能較為中立、超脫。
與前述三人相比，賀一誠有一個利空點，就是商人出身。我們說，特首人選較為適宜「公務員治澳」、「專業人士治澳」，而不宜「商人治澳」，並非是「輕視商人」。這是因為，商人當政予人最大的顧慮，就是與當地商界的關係過於密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人們擔心其在施政過程中，會有角色衝突以至是利益輸送，甚至是「官商勾結」。而且，商人因在商業經營活動中，養成了董事長「說了算」的習慣，倘是在當政後仍是「習慣成自然」，就會忽略公共行政所強調的「依法施政」、「依法行政」。這對於建立法制、建構法治社會，未必有利。這與熱心社會公益的優秀商人，並非是同一概念。
不過盡管如此，正如前述，正因為賀一誠與澳門各界社團的互動並不熱絡，這就排除了他「與當地商界的關過於密切」之虞。但能否脫離因長期從商所養成的「個人說了算」習慣，則仍有待觀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