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導致綜合生活素質下降 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導致綜合生活素質下降

澳門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編製的《澳門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體系》中、葡、英三語小冊子,昨日起向公眾免費派發。該小冊子以圖文表並茂的方式,介紹了綜合生活素質客觀和指標體系的概念,指標體系數據的搜集方法,澳門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體系的架構,及自澳門回歸起,澳門各項生活素質客觀指標的走向趨勢等資料數據。據該小冊子所載,澳門回歸後的頭幾年,澳門綜合生活客觀指標曾呈現上升趨勢。社會相對和諧,經濟民生相對健康。但自博彩業開放之後,雖然總體GDP和人均GDP、政府稅收等的成績亮麗,但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卻不升反降,尤其是人口結構、健康與醫療、自然環境與建構環境、家庭、公共安全等指標,跌幅較大。這可能就是近年人們常說的「澳門整體經濟發展,但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集中表現,也是之所以會爆發「五一」遊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種反常情況,有點類似近年內地所普遍發生的現象。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們的經濟和生活條件普遍有所提升,但怨氣卻也同步上升,甚至積累到只要有一點火星點燃,就會爆發燎原大火的程度。不少地方發生了大群「無相關利益者」參與大型群體衝突事件,就是如此。比如,貴州瓮安事件、重慶萬州騷動事件,參與的成千上萬民眾,都不是觸發事件的女學生或「棒棒軍」的親友,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平時就已對自己所身處的環境不滿,而當有事件發生後,就將之作為自己的發泄口,而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事件。

為何會發生「碗裡吃肉,口中罵娘」的情況?因素很多很複雜,包括不滿領導幹部及公安人員的作風,對城管、村官等掌握公權者濫用權力反感等。而其中一個主要是:盡管在「文革」前,人們生活水平不高,但從高官到平民基本均等,因而人們感到「平等」;而現在雖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卻財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嚴重擴大,而致造成人們心理極不平衡。近年不少人懷念毛澤東和「文革」前,就是基於這種心理。

澳門的情況也是一樣。在回歸後的頭幾年,雖然尚未從回歸前的經濟低迷中完全恢復過來,澳人的生活仍相當清苦,但由於是處於一種基本平等狀態,無論是老闆還是打工仔,都在艱苦拚搏,因而人們也就安貧樂道,甚至是同舟共濟,共同熬過難關。

但在「歐文龍事件」爆發後,人們才驀然驚覺,原來在此段自己以為是與大家「同舟共濟」的期間,已有個別人循非正常的途徑、手段,積聚到巨大的財富;而同樣也曾為振興澳門經濟作出過貢獻的自己,卻仍處於「安貧樂道」階段,因而也就大有上當受騙的感覺,並滋生了社會不公不義的心理。當有人帶頭上街遊行時,自己這種不平衡心理也就爆發了出來。

如今,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編製的《澳門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體系》小冊子所載的綜合指數資料,間接地證實了導致人們產生這種不平衡心理的現實狀況。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正視這一不等現象所導致產生的不平衡心理,並設法予以改善。否則,只是追求「GDP」指數,而忽略綜合生活素質指數,即使經濟指數的成績多亮麗,也難以達到建構和諧社會的要求。

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發表的「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有點類似近年國際潮流所推舉的「幸福指數」(GNH),和內地近年所公佈的「國民幸福指數」。本欄曾介紹過,「GNH」最早由南亞小國不丹國王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如今已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研究機構紛紛開始了「幸福指數」的研究。如何測量作為人的主觀體驗的幸福的社會指標?專家主要依據兩種方法,一種是「自上而下」,即從被試者整體滿意度著手,探索整體滿意度在各個特定領域的不同反映,另一種則是相反的「自下而上」。採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時,社會心理學家主要詢問被試者哪些因素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最經常提到的領域是:收入、就業、人際關係、健康、休閒、住房和教育。

總之,「幸福指數」測量的是人們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幸福感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內容:其一、它是人們對生活總體以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其二、它是人們所體驗到的快樂感;其三、它是人們由於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因此,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正確認識「幸福指數」與「GDP」指標之間的關係,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GDP」是體現經濟增長狀況和人民群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沒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基礎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也是提高群眾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應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幸福指數」作為「GDP」指標的必要補充,使之成為考察社會和諧發展程度的重要依據。

澳門地區的「居民幸福指數」與澳門整體「GDP」和人均「GDP」數據之間,肯定是存在著一個較大的距離。至少是那些曾參與「五一」大遊行的人,或是有著「家庭團聚」訴求的人,甚至於因舖租高昂、人手短缺而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主,他們的「幸福指數」就肯定不會太高。這已從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編製的《澳門綜合生活素質客觀指標體系》中,得到了印證。現在特區政府已注意到居民「個人主觀福祉」的問題,這是「澳人治澳」事業的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