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擊案在客觀上也催生了重大正面效應

「三一九槍擊案」到今日已經整整五周年了。自認為而社會輿論也普遍認同是「三一九槍擊案」的最大受害者--中國國民黨,於昨日召開的中常會通過了由吳伯雄主席提出的《請政府盡速加派人手,重新啟動調查三一九槍擊案》的提案,而馬英九也表態支持吳伯雄提案,將?令相關部門指派人手重新調查「三一九槍擊案」。即使自稱是該案的「受害者」但卻是受益者之一呂秀蓮,也搶在該案五周年前夕出版了《透視三-九——一個真相,一個台灣》一書,對前陳水扁當局檢調機關的「三一九槍擊案」偵查結論提出了質疑,並聲稱「沒有真相,沒有總統」,後來在接受專訪時更進一步強調「沒有真相,沒有台灣」,因而要求能盡速重新調查。既然如此,相信檢調部門所組成甚至是由更高級機關所協調組成的特別偵查單位,很快就將開展對「三一九槍擊案」的重新偵查工作。

呂秀蓮要求重新調查「三一九槍擊案」,當然是具有很強的正當性,因為她是槍擊案的「受害者」之一但也是得益者。自槍擊案發生後,她就一直耿耿於懷,不斷提出許多疑問,甚至認同泛藍陣營的「邱義仁籌劃」的分析。因此,在去年「總統」選舉國民黨的馬英九勝選後,她竟然不顧「政黨倫理分際」,要求馬英九在上台後立即重查槍擊案,擺明是不相信陳水扁執政時的偵查結案報告,亦即是不信任民進黨主控的司法機關。

今年以來,呂秀蓮將提出重查槍擊案訴求與她要籌辦《玉山午報》綑綁在一起進行。她在為《玉山午報》進行籌款活動時,就聲稱會在槍擊案五周年當日揭露該案的真相,但後來卻是以出版《透視三一九》一書取代工開揭露該案,並在新書發佈會上再次談及《玉山午報》的籌款及出版問題。雖然她這樣做有「假公濟私」,並為自己的「政治第二春」造勢之嫌,但畢竟也是追求司法正義公正之舉。

盡管在《透視三一九》一書中,呂秀蓮提出了該案「真相」的「四種可能」和特偵組辦案的「七大瑕疵」,並直指槍擊案的最大黑手是一直在爭當陳水扁副手的謝長廷,但該書只是扔下了一大堆迷團,說是要尋求「真相」,卻離真相仍遠。倒是《聯合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呂秀蓮沒有說出的槍擊案的第五種可能--陳水扁自導自演。

國民黨當然擁有更強的正當性要求重查「三一九槍擊案」。因為不但是國民黨自己,而且連社會輿論也都認為,是槍擊案令本來勝算在望的「連宋配」的選情一夕翻盤。因此,在投票日當晚選票點算結果尚未正式公佈之時,連戰、宋楚瑜就提出了「選舉無效之訴」和「當選無效之訴」,主訴理由除了是懷疑民進黨「作票」之外,就是民進黨以製造槍擊案來影響選舉結果,圖使他人不當選。

盡管說,從現實政治看,「連宋配」不盡然能產生「一加一等於二」的效果,但槍擊案的發生,及槍擊案當晚藍軍的處置失誤(如「連宋配」競選總部先是宣佈停止競選活動,後是沒有向「中選會」提出延後投票請求;又如陳文茜在電視節目中聲稱有奇美醫院小護士揭發內幕等),使到有可能獲勝的「連宋配」一夕翻盤,卻又是明擺著的。因此,說泛藍陣營及連戰、宋楚瑜是槍擊案的最大受害者,並不為過。

但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雖然「三一九槍擊案」對二零零四年「總統」大選結果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使「連宋配」幾乎已到手的勝選果實被陳水扁搶走了,但卻又對台灣地區日後的政治局勢發展埋下了「指向性」影響的伏線,為四年後馬英九的勝選,以至國民黨有可能長期執政,民進黨也有可能長期一蹶不振,提供了極佳的「拐角點」。

實際上,正是槍擊案的發生,不管是陳水扁自編自導,還是其他的甚麼動機驅使,都使陳水扁感到要勝選「總統」並不容易。這使陳水扁產生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念頭,趁在離任之前,大肆貪掠,以備日後離任後享受。另一方面,也使一心要在二零一二年趁自己尚年輕而第三次再選「總統」的陳水扁,擔心在二零零八年不管是何人當選「總統」,自己都因已離任而無法斂財,而決心要搶在離任前積蓄到足夠財力作競選經費,而在其第二任「總統」任內,進行大肆貪污受賄,從而為自己和民進黨都挖掘了墳墓。

也因為是「槍擊案」的發生,導致泛藍陣營極為不滿,連續多日進行「要真相」街頭運動,為兩年後的百萬「紅衫軍」發起「反貪倒扁」街頭抗爭行動,積聚了正當性及強大能力。這兩次聲勢浩大的群眾街頭抗爭行動,直接促成了民進黨垮台,把馬英九拱上了「總統」寶座,並促使國民黨控制了「立法院」。

更正是槍擊案的發生,使落選了的連戰、宋楚瑜,能夠拋棄一切政治包袱,理直氣壯地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進行「和平之旅」,分別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和「會談公佈」,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盡管說,倘若當年「連宋配」勝選,兩岸關係也將會向利好方面發展,但受困於種種政治限制,步子不可能邁得太大。但在「胡連會」和「胡宋會」的指向下,再加上陳水扁第二個四年任期的倒行逆施、貪賄枉法,才為扭轉兩岸關係方向積蓄了更大的能量。延誤了四年的「損失」,只不過在一年間便奪回來了,而且後續勢頭將更迅更猛,正所謂「走得快不如走得好」。

因此就此而言,在客觀上,槍擊案也為台灣政治前途及台海局勢發展方向,催生了重大的正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