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牛肉風波暴露了台美政客種種謬悖

馬英九將台灣「立法院」修法禁止進口美國牛肉「高風險部件」,定位為「貿易糾紛」,其出發點顯然是「對美」而不是「對內」,擔心將會影響台美關係,高於擔心他在島內的管治權及政治威信受到損害。盡管這兩者對他都是不利,但在「兩害相權衡」之下,他更擔心台美關係受損。

這種心態,符合他向來的思維定勢。實際上,馬英九由於其成長背景,都與美國密切相關,包括從小受到「兩蔣時代」崇美親美政治氛圍的感染,及自己在美國取得碩、博士學位,以及在參選「總統」的過程中,得到先是對陳水扁的「改革」、「民主」抱有希望,但後來卻極為厭惡陳水扁專門「製造麻煩」的美國的暗中加持,都使他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而且將之視為二零一二年可能繼續阻擋民進黨侯選人當選,自己得以連任的關鍵因素。至於台灣島內的政治態勢,盡管「三合一」選舉有一百萬泛藍支持者不出來投票的事實已經質疑他力圖討好淺綠選民的想法,但他仍然堅信,到了「二零一二」,深藍支持者基於「不讓民進黨候選人上台」的理念,仍是將會出來支持他,因此。他倒是不太擔心這次藍綠「立委」攜手否決美國牛肉進口的政治效應後果。

正是在此背景下,馬英九將美牛風波定位為「貿易糾紛」,以圖盡量降低這場風暴的政治意涵,以免影響台美政治關係,尤其是華盛頓對「二零一二」的傾向支持態度,美國向台售武及他本人過境美國的禮遇等。由此,他下令遊說團到美國解釋美牛風波,也將是以貿易糾紛為主軸,盡量避免涉及政治成份。

當然,馬英九將美牛風波定位為「貿易糾紛」,可能也是由於他已隱約感覺到,美國有可能會對這場牛肉風波予以帶有政治性質的定位。實際上,美國在台協會的關於「台美牛肉進口議定書高於台灣的國內法」的說法,就含有「破壞雙邊協議」的法律意涵,超越了貿易關係範疇。而最要命的是,美牛風波的始作俑者--「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當初為了阻止「立法院」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法案,就是強調美國牛肉進口議定書是雙邊關係協議,其法律地位高於作為國內法的《食品衛生管理法》,後者不能抵觸前者。因此可以相信,台灣遊說團到美國進行解釋,將會有一定困難。

即使是馬英九自己的談話內容,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其中他曾說過的「牛肉風波」將會影響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就是視牛肉風波帶有政治成份。因為倘是單純的貿易糾紛,是不會將之與美武售台掛鉤的。但是,當馬英九的「影響售武」之說失效,「立法院」實牙實齒地通過禁止牛絞肉等品種進口台灣的法律後,又匆勿拋出「貿易糾紛」之說,卻又改口說不會影響美武售台。既然如此,他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這又暴露了馬英九的另一種自相矛盾:一方面,他高聲疾呼大陸應當撤除道彈;另一方面,他卻又急切地向美國購買武器。這就顯得他要求大陸撤除導彈的「和平」訴求,並無誠意,反而使得大陸軍方持強硬態度者更為質疑他是否兩面三刀。即使是內部一些所謂「鴿派」人士為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快進程,促使馬英九放棄「先經後政」策略,盡快進行兩岸政治協商,而主張撤除導彈,也因為馬英九的急於購買美國武器而告破局,因為其主張已因馬英九的「黷武」而失去正當性。

馬英九雖然失誠信於大陸,但卻仍有「收獲」,那就是美國方面放話,將會把美牛風波與對台售武議題脫鉤處理,在本月底下月初正式將對台軍售項目送交國會審核,其中包括黑鷹通用運輸直升機、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柴電潛艦第一階段可行性評估,以及博勝案等。而在明年被關注的軍售項目包括六架C27J運輸機、兩架偵察機和兩艘掃雷艦。至於台灣從二○○六年開始要求採購的F16C / D戰機,美國若出售給台灣就踩到北京的紅線,所以,美國不可能賣。

美國這樣做,並非是要迎合馬英九的「貿易糾紛」之說,而是由美國的本質所決定。這不,奧巴馬剛剛才在北京高唱友誼之歌,但轉眼間返美後,卻又是要對台售武,又是要接見達賴喇嘛,刻意碰觸中美關係的最敏感部份。

當然,美國之所以即使是發生了「美牛風波」的不愉快事件,仍要對台售武,除了是維護其核心利益之外,看來也是與受到美國國會和軍火商的雙重壓力有關。美國國會近年雖然因中國的崛起及反恐、挽救經濟的需要而不得不降低了其仇中心態,但其本質仍未改變,仍要維護其所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的立場。而近年來大型國際武裝衝突事件減少,對美國軍火商構成了訂單也隨之減少的壓力,當然不願放棄來自台灣的訂購清單,盡管其索佔分額並不大。要知道,美國歷任總統侯選人在競選過程中,軍火商的支持態度是其能否當選的重要關鍵因素。即使是高喊要「改變」的奧巴馬,也不能擺脫這個定律。

由此,又暴露了美國的謬悖,將其國內法凌駕於雙邊協議之上,亦即是將其《與台灣關係法》中訂明的對台售武「責任」,擺在高於中美「八•一七公報」有關限制以至是逐步取消對台售武的規定之上。其思維定勢,與蘇起的「國內法不能碰撞雙邊協議」之說,剛好相反。

因此可以說,一場「美牛風波」,暴露了台灣、美國政客的種種謬悖。

(發自貴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