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文化總會」昨日召開第五屆第四次執行委員會議。原任總會長的馬英九在會中表示，《行政院組織法》已經通過，希望未來能積極推動組織再造工作，其中文化事務更形重要，因此他建議由專人擔任文化總會會長，全心全力推動文化事務，凸顯「政府」對文化的重視。為此，他當場建議推舉執行委員劉兆玄接任總會長。馬英九表示，劉兆玄文化素養高，對推動文化事務有興趣，由他出掌文總十分適宜。馬英九的提議獲得全場執行委員鼓掌通過。劉兆玄則建議由馬英九擔任文總榮譽會長，馬英九欣然接受。馬英九表示，雖然卸下文總會長職務，但未來只要有空，他還是會出席文總活動，如「總統文化獎」、「新春文薈」等。劉兆玄則表示，他與「總統」對推動漢字有共識，就任新職後，他的短期目標是繼續會努力推動申請漢字、甲骨文為世界文化遺產，並大力推廣中華文化。他還將會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不排除訪問大陸。此外，蕭萬長也卸下副總會長的職務，轉任榮譽副會長。實踐大學終身榮譽教授林澄枝和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林谷芳為副會長。

馬英九打破「中華民國文化總會」及其前身「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四十三年來的慣例，不再以「總統」之身分兼任其總會長，究竟是如他自己所說政務纏身分身不暇，有意減輕負擔，及重視文化工作，應有專人來承擔總會長，還是專門為剛卸任「行政院長」的劉兆玄「度身訂造」？確是值得考究。不過，馬英九這一舉動，尤其是劉兆玄「就職演說」中的「將會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不排除訪問大陸」，及「短期目標是繼續推動漢字、甲骨文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之說，悄悄地修正了馬英九前段時間「正體字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思，倒是在客觀上有向大陸示好之意，并懷有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誠意，降低了「文化總會」的「反共」背景性質意涵。

實際上，「中華民國文化總會」的前身－－「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是一個反共組織。其背景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及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的正當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而且，蔣介石當局也正面臨著必須號召「反攻大陸」，但卻又不能「反攻」的尷尬境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恰在此時，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更是掀起「破四舊」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造成了嚴重破壞。蔣介石當即緊緊抓住這一時機，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塑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和維護者的形象，并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要求當局以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台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大會，推舉蔣介石任會長，運動隨即在台灣和海外華人地區推行。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擬定運動推行綱要，以「提高倫理道德，建設社會秩序」為重心，以推行「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為首要工作，其他具體工作包括整理出版古籍、譯介西方名著、獎勵文化創新、提倡戰鬥文藝、推廣梅花運動與現代國民生活運動等。會下設基金、國民生活輔導、教育改革促進、文藝研究促進與學術研究出版促進等五個委員會。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後，「本土化」成為臺灣社會與「政府」文化政策的重點，「文復會」以「中原文化」為主的工作推動困難。一九九零年「立法院」全面刪除「文復會」預算，十二月鑒於社會變遷迅速，「文復會」遂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簡稱文化總會）」，且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成立大會，會中推舉李登輝為會長，並登記為社團法人民間團體。二零零零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陳水扁接任會長；二零零二年更將該會招牌，正式以「文化總會」取代之，並以「文化臺灣•世紀維新」作為該會的「新願景」。

台灣文化人指出，當時蔣介石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的方式，是建構臺灣為中華文化唯一寶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需繼續與中共奮鬥，並以蔣介石作為道統傳人，將全民團結於領袖之下。也就是說，「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文復運動的主要內涵。「總統」兼「文復會」會長，意味著「國家最高領袖」同時肩負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對蔣介石而言，這種身份是繼承國父與道統而來，別人所無法取代。能領導「文復會」的，是道統傳人，是「總統」，是蔣介石，而這三者在當時構成了「領袖」一辭的實質內涵。

「文化復興運動」繼承了五十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推動文化運動的手法，黨政機關隱藏在後面，動員各界團體響應，使運動蔚為風潮，並宣稱此運動是「民間自發」的運動。但在實際工作中，「文復會」所復興的「中華文化」，是經過篩選，而且是利於蔣介石政權的統治的。其透過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傳達「三民主義」、愛國意識與「擁戴領袖」的信念；，以推行國語運動等方式，壓抑地方本土文化，塑造官方同意的國有標準文化；從儒家經典的率先注釋中，又可了解道統學說才是「文復會」的重心所在。也就是說，該運動所復興的「中華文化」，不僅強化「三民主義」與道統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同時亦意欲成為全中國均應學習與維護的唯一文化，成為判別正統中國與「大陸偽政權」的標準文化。

基於蔣介石政權的「反共」與「台獨」政策並舉，「文復會」在「反共」的同時，也堅決「反獨」。為此，在改革開放後，大陸地區主流典籍和辭書都以肯定的態度作詮釋：「台灣當局開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結果是關注和思考中華歷史文化工作的行為，運動促進了台灣同胞越來越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前途」。台灣文化人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強調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是不能分割的。

但在陳水扁當政時期，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紀念」改名為「中華民國文化總會」，拋棄了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中華文化」，並以「文化台灣•世紀創新」來偷渡「台灣本土文化」，大有推動「文化台獨」之嫌。

現在，馬英九不再兼任「文化總會」總會長，降低了「文化社會」的政治意函。而新任總會長劉兆玄強調該會將會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回歸了其重視「中華文化」的本來面目。不過，仍沿用陳水扁當政時的「文化總會」稱謂，卻令人質疑。但倘恢復「中華文化復興」的字眼，卻又有與中國大陸「分庭抗禮」之意。反正，「文化總會」在當今已是中性稱謂，只要能承認中華文化，就不至於走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