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昨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見國民黨「十八全」大陸台商代表時指出，政府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有序推進，已經晚了十年，必須加緊腳步。在大陸台商的權益保護，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政府將努力與對岸簽訂投資保障協議。
馬英九這番話的主旨，是針對民進黨質疑馬政府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操之過急」有感而發，並表達「必須加緊腳步」的意願。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命題，但似乎仍有不夠全面、準確之嫌，只是針對民進黨阻撓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事實，而未有把李登輝阻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賬」也算進去。
實際上，如果僅是針對民進黨當局而言，從現今上溯，整整十年前的二零零零年，正好是陳水扁上臺之時。因此，馬英九聲稱「政府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有序推進，已經晚了十年」，不但是有敘述上的完整數字「十年」之便，而且也基本上符合陳水扁政權阻撓兩岸經貿發展的實際情況。因為在陳水扁當政期間，確實是不但未能有效地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相反還製造了許多障礙，包括「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等。如果不是陳水扁的阻礙，今日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情況，可能已是另一番天地。
不過，把臺灣當局未能有效推進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始損點定為十年前，似也不夠準備。實際上，十年前在人們「選國民黨不甘心，選民進黨不放心」的重重疑慮中，陳水扁之所以仍能僥倖當選，從而實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原本掌握著過半選票資源的國民黨陣營發生分裂，宋楚瑜脫黨參選「總統」，從而扯薄國民黨陣營選票，讓陳水扁「漁翁得利」，僅以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得票率當選為「少數總統」，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可忽視的是，當時有不少中間選民甚至是淺藍選民將手中的選票投給了「不放心」的陳水扁，是對李登輝在兩岸經貿關係中的「戒急用忍」政策極為不滿，而輕信了陳水扁競選政綱中有關「我們願意就任何議題，包括兩岸經貿問題，與中國展開協商，雙方在談判的過程中都應該要以高度的善意，共同發揮智慧與創意」、「兩岸經貿關係，並不是只有戒急用忍或大膽西進可供選擇」、「強化經濟體質是兩岸經貿關係的根本」的諾言，希望在陳水扁上臺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能有一番新的作為。
陳水扁在當選後，確也曾希望能在兩岸經貿關係方面有所作為。因此，在他的「五二零」就職演講中，就有「兩岸的政府和人民若能多多交流，多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排除不必要的種種障礙，海峽兩岸必能為亞太地區的繁榮與穩定作出重大的貢獻，也必將為全體人類創造更輝煌的東方文明」之句。
由此，二零零零年雖然新上臺的民進黨當局仍堅守「戒急用忍」的原則立場，但在兩岸即將先後加入「WTO」及島內外各種因素影響下，海峽兩岸貿易和台商到大陸投資均出現近年少有的快速增長勢頭，兩岸貿易出現高速增長，台商到大陸投資再熱潮並呈大型化趨勢，高科技產業競相「登陸」，金融業「西進」蓄勢待發，兩岸經貿發展再現熱潮與政治關係的僵持局面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說，陳水扁當時在堅守「戒急用忍」的同時，為兌現其參選承諾，對兩岸經貿政策進行了某些策略性調整。在二零零零年底，公佈了「小三通」實施辦法，盡管這只是拖延「大三通」的手法，但卻也不失是邁開了一小步。尤其是陳水扁在二零零一年元旦祝詞中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總體經貿方針，被視為是對「戒急用忍」的調整。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召開有產官學界參加的「經發會」上，更是確定了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來取代「戒急用忍」，並以「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風險管理」作為今後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四大基本原則。十一月七日，陳水扁當局還正式宣佈了「落實大陸投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執行計劃」。在此時，陳水扁當局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態度，是比李登輝管治的後半期要積極得多，並有所作為的。
陳水扁當局阻撓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做法，應是從二零零二年發表「一邊一國論」，及二零零三年開始策劃「臺灣加入WHO公投」開始。後來，更是變本加厲，將本來仍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顛倒過來成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在政治上大搞「公投制憲」、「臺灣正名」、「廢統終統」的同時，逐步向緊縮兩岸經貿政策的方向轉變。不僅為水果零關稅進入大陸設置障礙，阻撓兩岸常態性客貨運包機和大陸民眾赴台旅遊，還拖延開放半導體、小尺寸面板與石化業上游等對大陸投資計畫，暫停擴大兩岸銀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務往來，通過司法與行政手段打壓所謂「偷跑」台商，加快制定「敏感科學技術保護法草案」等。
就此而言，把兩岸經貿關係的「始損點」定在十年前，並不準確。因為在十年前，畢竟還有一點比此前較為開放的跡象。而陳水扁開始損害兩岸經貿關係當時間表，應是比「十年前」稍晚一些。其實，對兩岸經貿關係造成傷害的真正「始損點」，應是在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並將其「兩岸係經貿為主軸」的兩岸經貿政策，調整為「經貿行為僅是大陸政策的一環，不應躁進」，從嚴管制和審查大企業到大陸投資，實行「大企業從嚴，中小企業從寬」，并繼續加強執行「南向政策」等之時。
馬英九昨日「已晚了十年」之說，如果僅只是為「取整數」而致，當然無可厚非。但如果要深挖根源，就應將十四年前李登輝實施「戒急用忍」視為政府當局阻撓兩岸經貿關系政策「始損點」的開始。不知馬英九有意避開李登輝，是否仍有忌諱之故？－－畢竟，在一九九八年馬英九第一次參選臺北市長時， 爭取連任的陳水扁施政滿意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極為困難情況下，是李登在助選時高舉馬英九的手稱他是「新台灣人」，消除了部份選民對「外省囝」馬英九的疑慮，才讓馬英九當選的。馬英九對此似是仍有顧忌。否則，前年他剛當選「總統」，開始拜會政壇老人向其請益時，就不會首先拜訪的對象，就是李登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