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重視八十後遊行青年提出的合理訴求 應當重視八十後遊行青年提出的合理訴求

在今次「五一」國勞動節的六路遊行隊伍中,其中最具社會及政治意義的,應是一群被人稱為「八十後」青年,由互聯網串聯而發動組織的遊行隊伍。他們不但是尊法守紀,自覺堅持「不走新馬路」,並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防止有人渾水摸魚,「抹黑」其遊行及訴求。而且他們所提出的訴求,政治和文化水平都較高。雖然因當日媒體的鏡頭都聚焦於發生了暴力衝突的失業工人隊伍,而對這支青年隊伍的報導著墨不多,但這並不能抹掉這支青年隊伍所蘊含的意義其實更為重大。假與時日,這批青年就是未來澳門社會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屆時他們倘未被傳統社團「招安」的話,就將有可能會是澳門的兩大政治勢力--傳統愛國社團及以「新澳門學社」為代表的「反對派」政團之外的「第三勢力」,將對澳門社會政治發展發揮極為重大的影響作用。

所謂「八十後」,按「維基百科」的詮釋,準確表述應為「八零後」。「八零後」用於表示一九九零年代之後出生的一代中國大陸城市公民。由於八十年代後,中國政府開始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八零後」成為獨生子女的代名詞。

「八零後」正經歷嚴峻的社會考驗,越來越多的目光落在他們身上。同時也有諸多爭議。由於教育的變革以及改革開放的影響,「八零後」的個人素質與中國大陸老一輩公民相比有明顯提高。其生活習慣、價值觀、世界觀與國際主流接軌。因此有人認為,他們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中產階級社會的中堅力量。另外,隨著成長中社會結構的激烈變動,他們中間的分化現象較前面幾代人要更顯著,因此生活方式、價值觀等各方面也都更加多元化。因此「八零後」通常被長輩視為「幸福的一代人」。但是也並不代表但是也並不代表「八零後」人人都風光,相當部分的「八零後」仍在艱難地打工,或成為房奴。而將近三十歲,不少「八零後」表示沒有能力結婚或不考慮生育。他們面對就業壓力,以及將來贍養老人的責任。

多數人普遍認為生活於溫室的「八零後」非常個人主義,對社會的發展以及未來的走向缺乏認識。相較於「七零後」,他們沒有經受政治動盪,也沒有九十年代時勤奮工作的激情。「七零後」大規模下海創業的熱潮沒有在「八零後」發生,在父母的影響下,不少「八零後」最希望有固定收入來獲得物質享受,因此十分嚮往公職工作。然而就「八零後」而言,接受外來資訊對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變革,他們嚮往外國資本主義的言論自由,以批判的方式審視政府制度以及社會不公平現象,並通過網絡公開討論並提出批評,以製造輿論壓力,如保護方言及反對推普。同時,也有著一部分「八零後」堅持自己思考,總結社會發展規律並將之在生活中實踐。「八零後」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持支持態度。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社會對「八零後」評價普遍提升,認為「八零後」已基本具備支撐中國社會繼續發展的力量。從生活習慣與行為模式來看,他們近似於台灣的七年級生。

香港有俗稱「Y世代」──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四年之間出生的人群,他們同樣生活在物質豐富的年代。至二零一零年,香港開始興起使用「八十後」一詞。而在港澳地區的「八十後現象」之所以引發社會注意,是在香港的一群被稱為「八十後」的青年,因反對高鐵而集結,所作出的別具一格的反對行動。但因其中也有同是「八十後」的一位陳姓女大學生及其同伴,衝擊立法會及香港中聯辦,影響了其聲譽,而使他們有所抱怨。相比照於澳門的「五一」遊行,也何嘗不是如此!--由於人們都將對「五一」遊行的觀察點,都聚焦於失業工人與警方的暴力衝突,而忽略了這支青年遊行隊伍的意義。

這支青年遊行隊伍所發表的「五一青年人站起來」公開信,是由兩部分內部所組成。昨日本欄引述的,是其「訴求」部份,另有一部份是「述訴」部份,發洩了他們對若干社會現象尤其是青年人自身感受不滿:樓價因賤價批地、境外資金炒作、政府停建公屋的錯誤房屋政策,導致數年內倍數急升,遠超一般市民尤其年輕人所能承擔。政府提出「細單位」、「活化工廈」等措施,仍未有使樓市降溫之效,加上供樓年期之長,將導致青年生活水平下降。另外,澳門輸入外勞的壓力已經由基層工人蔓延至管理層,以至專業人員。甚至有即將進入大學的朋友擔心,將來成為「外勞的補充」。大學畢業生亦由於欠缺專業晉升階梯,可能會陷入長期基層化的危險。另外賭權開放以後,產生了包括病態賭博等社會問題,影響了青年成長。而政府有關部門只將有關問題推為社會發展快速所產生的結果,如果因社會發展,產生那麼多不良而深遠的影響,得益只是小部分發展商、商人、炒家,大部分澳門勞力階層,對社會有真正貢獻的人,卻是承受一切急速發展的後遺症及被社會遺棄的「苦命人」。在社會參與方面,現有的制度已經與目前的社會環境脫節。例如在青年委員會中,二十八名委員中,除了六名官員,以及一名學者外,其他都是社團代表。近年已有研究指出市民對大社團的參與率其實很低。大社團既然並未能代全體市民大眾,包括青年人,而他們在決策上卻得到極大分額,將導致政策制訂時出現偏差,影響施政效果。現在澳門存於官民交往、媒體和學校的「河蟹文化」令整個社會很沉鬱。言論失衡,主流以外的表達空間狹窄,既不利於社會達至真正和諧,也不利於文化產業──澳門經濟多元化重要環節──的發展。

這批「八十後」的「述訴」,有可能是代表了建制內青年團體以外的青年人的普遍想法,而不單單是參加遊行的幾百人的呼聲。對此,特區政府除了繼續做好建制內青年團體的工作之外,也應重視「八十後」青年的思想狀況及合理訴求,並設法把他們團結進愛國愛澳陣營。一方面,盡快落實特首崔世安在澳門學聯六十周年會慶酒會上作出「將進一步主動傾聽、尊重理解青年的訴求,拓展青年表達意見和追求進步的空間,重視並協助青年處理學業、就業、居住、生活等問題」的承諾;另一方面,要將他們納入參政議政軌道,讓他們的聲音能在體制內發聲,並成為特區政府的「青年政策顧問」。這也是作為鞏固和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正當性所需。即使是從功利性出發,也是為四年多後第四屆特首選舉創造較為平和的網絡輿論環境所需。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