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治時代的第一百二十四任澳門總督高斯達海軍少將，本月二十六日在葡國首都里斯本辭世，享年七十八歲。高斯達在澳門任職期間，以鐵腕手段大刀闊斧整頓澳門的政治、公共行政及經濟、民生環境，在當時是頗有爭議的人物。但時過境遷，人們回過頭來審視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歷史，不少人才驀然驚覺，其實高斯達對澳門的政治及公共行政、經濟、民生建設是功大於過，瑕不掩瑜。如果不是他向華籍居民開放立法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果不是他將西方現代公共行政組織觀念和架構引入澳門，如果不是他大力掃除舊式殖民管治思維，可能幾年後開始的澳門過渡期，要解決「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這三大難題，及十多年後澳門回歸要實現「澳人治澳」，將會更加困難。因此可以說，高斯達當時的幾項政治動作，在客觀上有利於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

實際上，高斯達任內爭議最大的政治動作就是向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建議解散澳門立法會。這一政治事件雖然有著高斯達個人深刻的權力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背景，但卻脫離不了當時葡國「四‧二五革命」後的「去殖民化」及政黨林立的政治大環境。一方面，葡國「四‧二五革命」後解散黨禁，葡國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其中幾個主要政黨也自然地將其觸角伸到澳門，在澳門的葡人政治團體中尋找代理人，而這些葡人政治團體也就自然而然地與之掛鉤，或甚至是乾脆成為這些葡國政黨在澳門的支部。在此背景下，葡國的政黨鬥爭並因此而引發的政治態勢，也就不可避免地刮入到澳門。在此情況下，葡國最大的左派政黨社會黨在澳門有其支部，由「澳門民主協會」以」一個組織，兩個牌子」的形式出現；而葡國的幾個主要右派政黨在澳門也有與其掛鉤的政治團體，包括「澳門公民協會」、「澳門自由協會」等。比較起來，澳門的葡人左右兩派的態勢正好與葡國本土相反——在葡國是左派勢力強大並掌握中央政權，甚至一度被懷疑是「蘇修」的「代理人」把持著葡國的統治權；而在澳門卻是葡人和土生葡人的右派團體勢力坐大並佔有優勢。

另一方面，葡國「四‧二五革命」後，左派軍人政權實行「去殖民化」，從其昔日的非洲殖民地撤軍，任由其獨立建國。這股「去殖民化」風也刮到了澳門，一些左派葡人和土生葡人在佛笑樓餐廳聚會，連署了公開信，要求葡國政府立即將澳門交還中國。這個舉動不但引起澳門右派葡人的反對——因為他們並未吸取「一二‧三事件」中折射出來的澳門愛國居民仇視殖民統治的教訓，仍在天真地以為，澳門是葡國的殖民地，葡國佔領澳門也不受年期所限；也引起了北京的不快——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文革」尚未結束，北京無心也無力顧及澳門，而且也與中央的「長期利用」政策相抵觸，甚至還懷疑是葡國左派政黨的「後台」——「蘇修」在「搗鬼」。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中蘇論戰中，蘇共的「公開信」就曾批評中共不收回香港澳門，是「維護殖民主義」，並捏造事實，攻擊中國利用澳門「走私鴉片」。據說，後來是由何賢出面加以勸說，才平息了此舉，也使北京避免了一場尷尬。

高斯達是葡國左派軍人，亦即是「四‧二五革命」的參與者和得益者，當然也就是懷抱「反殖民化」的理念。因此，他到澳門後，對當時澳門官場仍由死抱殖民觀念的右派土生葡人們所把持，甚為不滿，下決心要將之改變。其中的引進現代公共行政組織架構，就是要打破右派土生葡人「只要有葡文小學四年級水平」就可出任公務員的老規矩。這引起了右派土生葡人的強烈不滿，並針對高斯達運用其「雙軌立法權」頒布「行政暨公職司章程」，以在立法會予以「追認」來進行反制。高斯達認為受辱，拒絕簽署頒布立法會的「追認法律」，並要求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解散澳門立法會。因此，這場政治對峙事件，既是高斯達與右派土生葡人的權力鬥爭，也是葡國左右兩種意識形勢的政治鬥爭在澳門的反映。

恩尼斯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後，高斯達為了鞏固戰果，阻攔澳門右派土生葡人政團壟斷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席位，並進一步稀釋澳門的「殖民管治」成份，決定實行「以華制土葡」，向澳門華籍居民開放立法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實際上，在此之前，只有葡籍居民才擁有立法會的直選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六個直接選舉議席都基本上是由葡裔居民所壟斷。說是「基本上」，是因為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有一位葡籍華裔居民曹其真是被土生葡人政治團體「公民協會」提名參選並當選的，故原則上她是以葡籍居民的身份參選，因為當時華籍居民並不享有立法會的直選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在當時，由於葡籍居民不多，而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又有六個之多，因而只須三百多票就可當選為議員。而而參選的土生葡人政治團體，除華年達的「民主協會」是左派外，宋玉生領銜的「公民協會」，李安奴的「自由協會」等，都是右派。這種澳門土生葡人分為左右兩派的政治態勢，也反映到中葡談判後的過渡期中，北京在籌組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預留了兩個名額給澳門的土生葡人（按「中葡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和中國「國籍法」的詮釋，在澳門出生的土生葡人「具有中國公民資格」），左右派各佔一個，以作平衡，其中左派是黎祖智（華年達是正式葡人，不能參加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活動），右派是宋玉生。

正因為高斯達向華籍居民開放立法會的直選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今天的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劉焯華，還有當時鋒頭無兩的何思謙等華籍居民，才有機會當選為直選議員，也才使每一個直選議員的「含金量」（所代表的選民數量）倍增。實際上，現在必需至少要掌握六、七千張選票才可當選，與當年的三百多票就可登「龍門」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不是高斯達此舉，很難設想，在澳門立法會的直選議席仍是只有葡籍居民人可參選，使到華籍居民缺乏鍛煉機會和進行政治歷練，直到澳門回歸時才向華籍居民開放立法會的直選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話，就將極為不利於澳門過渡期的穩定和澳門政權的平穩交接。

因此，高斯達建議葡國總統解散澳門立法會之舉，雖然是造成了澳門政治的一時混亂、動蕩，但卻為澳門過渡期的政治穩定，尤其是澳門政權的平穩交接，創造了條件。從宏觀角度看，他是功大於過，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