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一詞的詞義，據《現代漢語辭典》詮釋有三，其一是指沒有戰爭的狀態，如「和平環境」、「保衛世界和平」；其二是溫和、不猛烈：如「藥性和平」；其三是指平靜、寧靜，如「聽了這番話，他心裡和平了一些」。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和平」的對立面就是「戰爭」。

由此延伸開去，「和平共處」就是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彼此爭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彼此間經和文化聯繫。而「和平談判」，則是指交戰雙方為了結束戰爭而進行的談判。

由此，為紀念瑞典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所設立的「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其得主的宗旨是「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不過該獎項也可以授予符合獲獎條件的機構與組織。基本上，諾貝爾和平獎是對當年全球境況，尤其是危機方面境況的一種反映。

當年，在中國結束閉關鎖國狀態，推動改革開放，並開始與世界融合之時，兩岸四地的中國人基於對「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宗旨的認同和理解，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應該是鄧小平。因為他摒棄了以「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和方式，提出和確立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此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而這一方針首先使用在香港、澳門，不但是以和平談判分別方式解決了中英、中葡兩國由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且也使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實現了當地民眾當家作主，經濟欣欣向榮，社會和諧穩定，民眾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為全世界有類似情況的國家和地區樹立瞭解決問題的典範。

要實現這個轉變，並不容易。不要說是國共鬥爭及鴉片戰爭等的深刻歷史背景了，就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醞釀和提出之時，鄧小平還才作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指揮著在祖國南疆進行的的保衛邊境戰爭。從「戰爭」轉變為「和平」，是多麼一個多麼深刻的變化。如果沒有驚人的魄力和深睿的政治智慧，很難實現這個偉大的轉變。

經過《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以及鄧小平和中央領導人的一系列有關論述，特別是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過程中的實踐，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和「一國兩制」構想的內容大大豐富了，形成一種完整的既有理論基礎和政策方針，又有實踐經驗的科學體系。它既體現了實現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考慮到台灣、香港、澳門的歷史和現實，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是推進國家和平統一大業的指導思想和最終方案。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有利於兩岸社會的共同發展，有利於兩岸同胞感情的融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的長期繁榮穩定，也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這對於世界上同一時間發生的戰爭糾紛，是多麼鮮明的對比。但是，以推動「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為己任的「諾貝爾委員會」，卻視而不見。

其實，在此期間，蔣經國先生也是值得獲頒授和平獎的中國人。雖然他並不認同「一國兩制」的方針，但卻熱烈呼應「和平統一」的召喚，並對北京提出的「停止炮擊」等措施，給予了積極回應。此後，廈門──金門海域，驅散了戰爭硝煙。廈門至香港的「鼓浪嶼號」客輪經過金門駐軍管理海域時，不但沒有開炮，相反還以禮相待。正是這一和平環境，使到廈門經濟特區得以迅速發展，高崎國際機場得以建成通航。──須知道，凡在高崎機場升降的飛機，其航線都置於金門駐軍的防空雷達網之內。蔣經國先生在晚年時，還作出了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的決策，開啟了兩岸交流的大門，並間接實現了兩岸通郵。因此，查良庸先生在其主持的《明報》，親筆寫下了題為《鄧小平蔣經國先生應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的預社評。但直到蔣經國、鄧小平先後逝世之前，「諾獎委員會」都仍是無動於衷。相反，卻把「和平獎」頒給了要以武力來分裂國土的達賴喇嘛。

此後，鄧小平、蔣經國的繼任人，都對兩岸和平統一事業的推動有所發展。北京的江澤民發表了「江八條」，豐富和發展了和平統一談判的內涵。而臺北的李登輝，也適時地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提出《國家統一綱領》，並先後成立「陸委會」和海基會。在此基礎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進行接觸談判，並簽署了一系列協議。當時，人們都希望，江澤民能與李登輝會面。不但是大陸人民，就是台灣民眾，都認為此舉可為兩人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遺憾的是，李登輝後來卻背棄一個中國原則，大搞「獨台」，摧毀了「江李會」的條件和基礎。不過，也有不少人指出，既然「諾獎委員會」已有將評獎標準降低的跡象，倘如能無須實現「江李會」也頒獎，可能就會捆綁住李登輝不敢輕舉妄動，兩岸關係的歷史就將要改寫。

胡錦濤接任後，根據兩岸關系的重大變化和主要特徵，提出了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宣示了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堅定決心。這些重要論述，既反映了對台方針政策的延續性、穩定性，也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對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重大意義。胡錦濤重申，北京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改變的基礎上，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

胡錦濤將這些論述化為實踐。就在因陳水扁大搞「制憲公投」而導致台灣海峽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之際，胡錦濤先後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大陸，並與連戰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貫徹了這一精神。這些，都是完全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相關宗旨的。但「諾獎委員會」卻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

馬英九當選並就職後，落實貫徹「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的若干內容，恢復了兩岸談判，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一系列協議，實現了「三通」，朝著和平統一邁出了一大步。因此可以說，除胡錦濤、連戰外，馬英九也應是能獲頒授「諾獎」的中國人。

但最近「諾獎委員會」的一個極為錯誤的決定，使是到人們徹底地失望了。為何那些為消除戰爭、爭取和平解決爭端作了重大努力的人，應得「諾獎」而不頒授，而對那些有可能會引發國際間紛爭和不安，也不利於其所在國家的和諧穩定的人，卻是將「和平獎」像「賣大包」般授予？這也難怪，「諾獎委員會」的一些決定，引起了爭議，還被譏諷為「對和平獎的褻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