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大公報》報導，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其赴京述職活動的最後一天，拜訪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這是王光亞自去年十月初走馬上任以來，首次與曾蔭權的正式會面。在會晤中，曾蔭權邀請王光亞訪問香港，王光亞予以正面回應，但沒有確定日期。
王光亞於去年十月上旬就職後，就有不少與王光亞有一公私交情的香港名流，藉著各種便利與王光亞會面時，都有建議或邀請王光亞訪問香港，而據說王光亞也應允了。但令到他們洩氣的是，王光亞後來卻是跟隨赴澳門特區視察的溫家寶總理，先香港一步到了澳門。雖然這並非是王光亞對澳門的正式訪問，但也算是先了香港一步。因此，當時就傳說，香港特區政府似是心有不甘，總是想要搶在澳門之前，邀請王光亞正式訪問香港。果然，曾蔭權前天的舉動，也是如此。但不知澳門特首崔世安在這次赴京述職的過程中，是否也有向王光亞提出正式訪問澳門的邀請？按道理，既然是港澳國務院辦主任對其所管轄事務所在的地區的訪問，就應是同時訪問香港、澳門，即使是先香港後澳門也好。否則，又難免會讓澳門的傳統愛國人士大嘆「大香港小澳門」了。
說起這個「大香港小澳門」之嘆，還有一個不算小的小故事。那就是一九八零年的六月上旬，當時的澳門立法會主席宋玉生等人發起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其中有一個條文，是有關澳督的產生辦法的，就是要把當時是由葡國總統在徵詢澳門各界人士意見後委任的方式，改為由澳門葡藉居民透過直接選舉產生澳督。由於當時澳門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未向華籍居民開放（只是在四年後的澳督高斯達與宋玉生等人的政治鬥爭中，為釋稀宋玉生的選民基礎和政治力量，而宣佈向華藉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葡藉居民才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而當時在葡國修改《國藉法》凡在葡國屬地（包括澳門）出生者，自然擁有葡國國籍的規定之前，而「當然擁有」葡國國籍的華人居民，並不屑於這個選舉和被選舉權，因而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基本上就由一萬多名土生葡人「玩曬」，只須幾百張選票就可當選的情況下，如改為由澳門葡籍居民直接選舉產生澳督，可以說是只需一千幾百票就可當選。
然而，這種在前葡屬殖民地普遍實行的「民族自治」形式，並不適合於澳門。因為聯合國已經接納了陳楚大使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香港、澳門不是殖民地」的訴求，因而並沒有把澳門納入應當實行「脫殖化」獨立，以「主權在民」原理由當地人民直接選舉產生領導人的「殖民地名單」。而且，一九七九年二月中葡建交時也有秘密協議，葡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目前暫時由葡國政府管理。既然如此，澳門就不存在「直選澳督」的問題，而是仍應由總統委任澳督，以體現中葡秘密協議中的「目前暫時由葡國政府管理」精神。否則，以「主權在民」的原理來產生澳督，就將澳門視為「脫殖」後的「獨立國家」，至少也是「獨立政治實體」。這也是違反聯合國決議規定的。
正因為如此，當時的香港《大公報》就發表題為《不允許澳門少數人搞變相獨立》的社論。澳門南光公司（即現澳門中聯辦）總經理柯正平發動各界傳統社團召開座談批判會，批判「極少數人」企圖以修改《澳門組織章程》來進行「變相澳獨」活動的行為，各中文報章也積極以報導、發表評論等方式，捍衛中國對澳門的主權。而澳門的華人議員，包括何賢、馬萬祺、崔德祺、鄺秉仁、彭彼得等人，及由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安娜‧比利絲、馬瑟義等人，予以堅決抵制，以拒絕出席立法會大會，使到出席議員達不到法定人數方式，開不成會的方式，令立法會無法審議《澳門組織章程》修改法案。宋玉生等人希望能在六月十日之前完成審議，以便能趕及在葡國國會六月十五日休會之前批准，以便在當年八月同時選舉產生新澳督及第二屆立法會的意圖（按：第一屆立法會將於當年十月十五日結束），難以實現。
但《澳門組織章程》和《立法會章程》又規定，議員倘連續五次沒有正當理由缺席全體會議，就將喪失議員資格。而何賢等人此時已是連續四次缺席，應是危在旦夕。就在此時，當時的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習仲勳（即現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父親）、副主任梁威林（曾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突然率領廣東省政府代表團訪問澳門，何賢等議員就有了「必須接待習省長」的名義，向立法會全體會議請假的正當理由，打亂了「少數人」的部署。
就在那個習仲勳出席的「澳門各界同胞座談會」上，把當時不應算是「澳門同胞」的宋玉生也邀請到會。梁威林以回答香港無線電視台駐澳門記者何文傑「習省長訪問澳門，是否與修改《澳門組織章程》有關」的問題時，回答「畫公仔何必畫出腸」的的方式，來申明北京的立場。「少數人」知道大勢已去，不再召集立法會全體會議，而此時葡國國會的會期也將結束，澳門立法會根本就趕不及修改《澳門組織章程》法案並將之送交葡國國會批准。一些人「變相獨立」的企圖就此失敗。
就在這次「澳門各界同胞座談會」上，澳門中華教育會的代表畢漪紋發言說，過去我們一直埋怨北京對港澳的態度是「大香港小澳門」，這次習省長（在「文化大革命」後）首先來澳門訪問，證明中央並非是「大香港小澳門」。此後，「大香港小澳門」就與「半個解放區」一道，成了人們口頭或媒體的慣用語。
由此可見，澳門傳統愛國愛澳社團中的「大香港小澳門」情結，曾經頗為鬱厚。因此，當王光亞主任就職後的首次到其所主管事務的地方進行調查研究之時，也應注意力圖避免「大香港小澳門」的情結再度被挑起。盡管今年十一月他曾到過澳門，但這並非是正式訪問，而是陪隨溫家寶總理視察澳門特區。
調查研究，這是中共第一、二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提倡的優良作風和工作方法。從而形成了主官在到任後不久，熟悉內部事務後，將會深入下其所工作地區作調查研究的傳統。按道理，王光亞在就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後，是應有此政務活動安排的。因此，王光亞正面回應曾蔭權的邀請，是正常之道。故此，倘若崔世安尚未作出此邀請，也應及時補發一「邀」。這樣，也可避免發生「大香港小澳門」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