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五都」選後，為了向「二零一二」進軍，宣佈將會把在新北市長選舉中所獲得的三千零一十四萬七千元選舉補助金，扣除了按民進黨的內規規定必須繳交給中央黨部的三分之一之外，餘下的三分之二亦即二千多萬元，用來在新境界文化基金會內成立兩岸智庫，並將由剛卸下民進黨秘書長職務的吳乃仁操盤，兩岸議題則由民進黨中央黨部國際事務部主任蕭美琴負責，最快明年初上路。該兩岸智庫的一項任務，是在民進黨推出「總統」提名人之前研擬好《十年政綱》的包括兩岸、外交、國防議題的「國家安全篇」。而蔡英文未來政綱中的兩岸政策，將朝四項基本原則推演，分別是「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從全球戰略平衡與區域安全形度思考兩岸關係」、「中國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必須遵循民主程序」、「堅持以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做為與中國的最大區隔」。

就當人們正在議論由從未踏足過大陸，並對大陸情況較為生疏的吳乃仁、蕭美琴來掌管蔡英文的大陸智庫，是否適當人選之際，那邊廂，前民進黨「立委」羅文嘉和正在台灣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任教的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也於本月二十日共同宣佈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聲稱要當政府和政黨以外的第三管道，開啟與中國大陸的對話。「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起正式在台灣運作，每半年舉辦兩岸民間社會對話平臺，推動第一屆兩岸民間對話平臺，並將針對全不定時舉辦座談會、演講等，探討中國大陸現況；羅文嘉每個月主持「中國問題沙龍」，邀集各界關心中國大陸議題的人士交換意見、進行溝通。「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在臺北與紐約分設辦公室，以小額募款維持辦公室長期運作；並將針對全球華人發行名為《知識分子》季刊，初期預計發行兩千份，由王丹、王軍濤擔任主編。也是從未踏足過大陸的羅文嘉，及雖是出生和成長於大陸，但卻因是「六四」人士而被大陸視為「政治敵人」的王丹、王軍濤也來要與大陸進行交流，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其實，羅文嘉、王丹的一些言論，並非沒有道理。比如，王丹說民進黨一定要有兩岸政策才能進取二零一二「總統」大位，並建議民進黨多聽台灣學界意見，不要只是黨內討論，應該開放、吸納各方意見，學界有很多不錯的想法，不管民進黨或國民黨均應多吸納學者意見，就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羅文嘉、王丹要成立的這個「大陸智庫」，並非就是要研究如何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也不是要推動兩岸政黨、人民之間的聯繫，而是聲稱「台灣的民主是台灣最大優勢與資產，我們應該擴大運用這樣的優勢和資產，這對台灣利益是最大的保障，也符合我們對民主以及人權理念的基本信仰」，要與大陸的異議人士、團體聯繫，並向他們推銷台灣的所謂民主經驗和人權理念，實則上是要向大陸推銷台灣式的「顏色革命」，而王丹之類要在中國大陸重溫「六四之夢」的心亦仍然未死。

實際上，台灣地區這近二十年來發生的政治變化，其實就是一種廣義的「顏色革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經過黨外政治團體、人士及後來在此基礎上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所進行的「反獨裁，爭民主，爭人權」運動後，李登輝逐步與之配合，在採取了一些尚算是進步措施的宣佈解除戒嚴體制、廢除「刑法」一百條等的同時，卻也以「主權在民」為由，主導修改「憲法」，開放「總統」全民直選，藉此製造台灣地區是「獨立主權實體」，走「獨台」道路。這些，就被美化為「寧靜革命」。果然，壯大了「台獨」勢力，並在李登輝暗中支持下，堅持不放棄「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上臺執政，台灣山河由「藍」變「綠」，是為台灣式的「顏色革命」。因此可以說，台灣的「顏色革命」其實比國際上的「顏色革命」還要早。羅文嘉、王丹要向大陸地區推銷台灣地區的這種「民主經驗」，其實就是要推銷大陸地區也發生台灣地區的「政黨輪替」政治變化，以實現神州山河「變色」。這也是羅文嘉、王丹所稱的他們的兩岸交流，不會是與中共及官方團體之間的交流，而是與大陸非官方團體接觸、交流的原因所在。這也是羅文嘉要找王丹參與，而王丹更是臭味相投，樂於參與的根本原因。

其實，在台灣地區廣義的「顏色革命」的過程中，就曾與大陸地區的「民主運動」有著直接的關聯。比如，大陸地區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鬧起了「民主運動」，而當時還是台灣各所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為民進黨骨幹，並在二零零零年的「政黨輪替」式的「顏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林佳龍、馬永成、周奕成、顏萬進、鍾佳濱、田欣、陳俊麟、羅正方、李文忠、賴勁麟、王雪峰、郭正亮、羅文嘉、沈發惠、段宜康、鄭文燦、劉坤鱧、徐永明、劉一德等人，也鬧起了學運，並在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進行靜坐，是為「野百合運動」。因此，有不少人不諱言說，「野百合運動」就是受到「六四學運」的影響，甚至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矗立的「野百合花」模型，就是受到北京「六四學運」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矗立的「民主女神」塑像的啟發。如今，「野百合運動」的骨幹羅文嘉與「北京學運」的領袖王丹合流，要對大陸推銷台灣的「民主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海峽兩岸的「顏色革命」骨幹，都摻和在一起了。

就此而言，羅文嘉、王丹說是要與大陸溝通交流，就顯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話、空話了。首先，王丹名列大陸的通緝名單，又豈能踏上大陸的土地進行溝通、交流？其次、既然是懷有有此政治目的，大陸必然緊閉大門，拒絕其來往，又焉能起到作用？其三、如在大陸拒絕的情況下，仍是硬要進行「溝通、交流」，就只能夠透過非正式渠道，甚至是違反大陸法律規定的方式進行，這就是公然進行違法活動了。

其實，平情而論，羅文嘉與王丹還是有一定區別的。真正懷有上述意圖的人，應是王丹。他拿了由馬永成牽線，陳水扁以「秘密外交經費」名義名議「賜予」的幾十萬美元，卻都私自袋走，而致由他擔任社長的《北京之春》「難為無米之炊」不得不停刊，他必須有所交待。因此就以這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來模糊過去。但還須找一個墊背的，而找來了在民進黨中早已處於邊緣化的羅文嘉。

因此，羅文嘉此舉，應是不甘寂寞，也不甘被邊緣化，希望能在「立委」初選之前，闖出些動靜，引起黨內注意。而與四年前不同的是，既然連民進黨的主席都要與大陸接觸交流了，他作為黨員也要與大陸進行交流，總不能再被打成「十一寇」，而應該是有出頭之日的了吧？但是，羅文嘉被戴上了「扁家軍」的帽子，蔡英文是否會重用他？還真不敢說，如要重用，早就用了，用不著等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