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由於澳門是當年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邁出第一步的地方，因而辛亥革命及孫中山也就與澳門有機地聯掛了起來。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由曾任「臺北駐澳門辦事處」主任的王允昌撰寫的《孫中山與澳門》一書，也於近日由台灣「禦書房」出版。
王允昌是江蘇省潥陽人。抗戰時期在重慶四川長大，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前往台灣，就讀臺北市建國中學初一，一九五五年參加第一屆大專聯考，考取省立農學院園藝系。一年後考取西班牙國家獎學金，赴西班牙留學，在西班牙國立新聞學院畢業，西班牙馬德裏中央大學法學院最高班肆業，秘魯最高新聞學院碩士班畢業並獲最高新聞資格，厄瓜多爾國立惠夜基大學社會傳播學碩士，陽明山實踐研究院第六十期結業。
王允昌歷任中央通訊社駐西班牙記者，中央社駐中南美洲特派員，中央社駐中南美分社主任，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曾先後隨團採訪沈錡特使團（二度）、李國鼎經貿團、張繼正經貿團、穀正綱世盟團、嚴家淦「副總統」特使團（三度）、賴名湯軍事訪問團及楊西崑訪問團等訪問中南美各國十二次。
王允昌從一九七七年起轉入「外交部」，先後出任駐秘魯代表處首任代表，駐厄瓜多爾惠夜基商務處處長，駐阿根庭代表處代表，駐澳門代表處處長，駐葡國代表處大使級代表，二零零二年一月屆齡退休。王允昌退休前，敘相當於副部長級的十四職等。現任中國國民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全國工總經貿事務委員，華僑協會顧問。曾於一九八六年出版《認識拉丁美洲》，一九九七年出版《拉丁風情》。
王允昌在《孫中山與澳門》的「前言」中說，一九九四年夏，他由南美阿根庭調返台灣剛滿一年，即奉派前往澳門服務。當時，澳門國際機場尚未完工，台澳之間尚無航班，赴澳門走馬上任只能經由香港搭乘飛翼船前往。在澳門工作近五年期間，感受到當地居民及葡國人士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十分崇敬，並以國父與澳門淵源深厚引以為榮。因此，他即引用各項史料，撰寫一本有關國父與澳門專書，聊供一般讀者參考。
王允昌在澳門期間，曾在公餘之暇，發動當地僑胞整修國父元配盧慕貞夫人墓園及墓旁一座涼亭。此外，由於盧太夫人故居（現改為國父紀念館）年久失修，地面開始傾斜，他即向島內有關方面反映，籌得一筆款項修復，俾「國父紀念館」仍以繼續對外開放。
王允昌在「前言」中說，此書完稿後，想到另外兩則有關澳門話題：在他抵任約一年後（一九九五年），澳門國際機場興建完工，澳門當局即與台灣民航局進行「台澳航運協議」協商。他當時由於職務關係，僅能充當幕後策劃人，經為期三個月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台澳正式開航，為兩岸準直航舖路。同時，兩岸旅客可以「換班機編號而不換班機」方式，往返海峽兩岸，即所謂「澳門模式」，當時被認為是一項重大突破。
台澳通航後，兩岸關係漸趨改善，雙邊民間交流亦較以往熱絡。王允昌即建議台灣有關單位，不妨趁台澳通航進一步加強與對岸接觸，並設法安排在澳門舉行「李江高峰會談」（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與江澤民主席），因澳門較其他地區更具「李江會談」條件，其理由有三：
一、澳門設有「國父孫中山紀念館」，為舉行高峰會談理想地點；
二、澳門尚未回歸，仍由葡萄牙管理，屬「第三地」，地位超然；
三、澳門距海峽兩岸較近，具地理優勢。
王允昌又指出，當時，澳門華文報《華澳日報》亦曾建議趁台澳通航在澳門召開「李江會談」（該報立場親中，此建議可能為中方授意），但不巧李登輝就在此時赴美國訪問，亦就是所謂「康乃爾大學之行」，立即遭到對岸「文武攻嚇」強烈反彈，計劃遂告落空。此雖屬機密，但時過境遷，已無任何機密可言。
王允昌說，《孫中山與澳門》一書能趕在「建國百年」期間出版，得力於名記者李福麟之助甚多。李福麟曾任「美聯社」、英文《南華早報》及中央社駐澳門特派員多年，現任職「澳廣視」資深編輯，為當地新聞文化界公認的澳門問題權威。
王允昌在「前言」中所提到的筆者所撰寫「澳門是江李會談最佳地點」系列評論，「可能為中方授意」，僅是猜測而已。不過，當時筆者所指的幾點優勢，當時確曾獲得北京有關人士重視：一、中國人重視「周而復始」，澳門是當年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邁開第一步的地方，倘有關兩岸統一的談判也是由澳門開始進行，就是「周而復始」，並預示談判將會圓滿成功；二、澳門是中國領土，當時仍暫時由葡國管治，既符合江澤民希望在中國的地方進行會面談判的要求，又能遷就李登輝關於在「第三地」進行會面的主張，來個中間折衷；三、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持護照進入澳門，均不需要簽證，也反映了這種「中國領土」的屬性，更因無須事先辦證而可避免走漏消息，容易保密。筆者的這個觀點，也由國民黨澳門支部報送國民黨海工會並得到其重視。
《孫中山與澳門》共分六章。該書指出，由於孫中山先生誕生地香山縣與澳門僅一線之隔。因此，澳門與其革命事業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孫中山先生十三歲時（一八七八年）由澳門乘船赴夏威夷，第一次接觸西方文化。七年後（一八八五年），再度由澳門前往夏威夷。此時，由於年歲較長，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甚深，遂有了鼓吹革命、推翻滿清帝制的決心。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深造期間，常利用週末假期赴澳門與革命志士論政，即所謂「四大寇」。爾後於澳門行醫，即秉持「藉行醫為入世之媒，以革命為救國之實」的理念。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先生受到澳門維新改革人士鄭觀應影響，上書李鴻章，提出「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主張。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廣州策劃起義失敗，遭到清政府通緝，潛逃澳門避難，幸受葡國友人飛南弟暗中協助，將孫中山化妝成村姑乘船赴香港，轉日本神父，救了孫中山先生一命。倘無葡國友人之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可能無法完成，則中國現代史亦將要改寫。史學家對此有一段評論：葡萄牙雖佔據澳門超過四個世紀，但葡國友人拯救孫中山先生之舉，此漫長的四百多年已「值回代價」。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