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資料可知，共產國際－直注意在中國共產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這樣的大學教授，後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然後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來挑大樑，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領導人的眼睛裏，這個人理當是經驗豐富，而且足以應付中國軍事革命這一特殊環境，有相當威望的幹部。

持續關注毛澤東，關鍵時刻公開表示支持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中共中央正力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頗抱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運“好得很”。

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上轉載了這篇文章。6月，英文版的《共產國際》也轉載了該文，並在扉頁上說明:“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俏浸告說明中國農民運動時，引用了毛澤東文章的說法，池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寫得極為出色”。

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開冶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與共產國際所強調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產國際雖然不贊成毛澤東所走的道路，但對毛澤東及其紅軍的情況還是十分關注的。1928年1月，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說:“在湖南，毛澤東的軍隊正在擴充。”1929年1月，當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得知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井岡山時，於當月29日召開會議，討論了援助朱(德)毛(澤東)紅軍的問題，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派一名有威望的專員同志到朱毛地區去；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弄清向朱毛提供實際援助的可能性。隨著朱毛紅軍的壯大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莫斯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軍遊擊戰爭也越來越重視，並長期跟蹤，還連續在其機關報上予以公開報道。這年7月2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稱贊朱毛領導的紅色遊擊隊運動以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十分引人注目，並贊揚毛澤東是中國遊擊運動中極為出色的領導人。到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際，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作為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紅軍與根據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將毛澤東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當1932年主持臨時中央的留蘇學生們想把個性極強的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井計劃將毛澤東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並注意發揮毛澤東的作用。

1934年，已經退人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他們不僅批准將毛澤東重新選人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制毛澤東的文集，出版毛澤東的中文選集，發表毛澤東的個人傳記，並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掛在會議大廳裏，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毛澤東應該在中國共產党內成為最高領袖。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韻領導地位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中共中央，通過遵義會議，剝奪了此前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留蘇學生博古的總書記地位，推舉了另一位留蘇學生張聞天做新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這年8月，陳雲和潘漢年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了有關遵義會議的情況，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精神。在同月結束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第子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蘇聯由於對蔣介石國民党寄予過高的希望，要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而毛澤東卻始終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為此，共產國際特派王明回國說服中共中央改變政策。為了爭取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糾正王明在統－戰線政策上的右傾錯誤，中共中央於1938年3月派出任用吋赴莫斯科匯報工作。共產國際領導人通過聽取任弼吵時的匯報，瞭解到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關系的實際情況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戰線中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7月，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佯和繼任者任弼對，代表共產國際作出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手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陳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檔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不。出席會議的王明見大勢已去，只得表示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這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黨的領袖地位，而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其中起了－定作用。毛澤東後來曾這樣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把毛澤東推上領袖地位，帶來共產國際未能料到的結果

共產國際七大之後，莫斯科的輿論對于毛澤東的評價進一步跟著提升。共產國際機關刊物，以及蘇共中央《真理報》等，均開始以專門的篇幅撰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武的領袖”。《真理報》的一篇長文對毛澤東頌揚備至，贊揚他作為“蘇維埃國家的首腦”，來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新國家的許多基本法令，“充分顯示了他作為國務活動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貫徹了黨和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文章在結論部分的評價充分顯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器重和期望。其結語稱: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

把中國共產黨內能力最強，一心想要成就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推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地位，意外地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所未能料到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言必稱希臘(蘇聯)”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中國共產党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共產國際作為國際領導中心的作用，乃至於蘇聯作為無產階級祖國的地位，都不得不讓位於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響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採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兩年後，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發現，毛澤東不僅毫無痛惜之情，而且還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功，卻意義重大。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最終形成了足以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強大實力。戰後，它又在美蘇之間縱橫捭闔，利用戰後國際國內的有利形勢，不過三年就打敗了國民黨，實現了20多年來共產黨人前赴後繼、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