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7日，投資1.3億、世界唯一一所以乒乓球為主專業高校學院——中國乒乓球學院在上海體育學院揭牌。在中國一直頗有政治意味的乒乓球，正在試圖用新方式引領體制，並應對“青黃不接”的內憂和“孤獨求敗”的國際壓力。

乒乓球是什麼？在當代中國，它被奉為“國球”；它是政治，它是歷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國家利益。它可以是你想像或想像不到的一起。

“張燮林式”和“莊則棟式”

1961年4月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隊奪得三項冠軍，霸氣初顯。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徹底把一個東方大國對小小銀球的巨大熱情推向沸點。在中南海，毛澤東也通過電視轉播關注著比賽。

1961年，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對於領導人而言，太需要為民眾找到一支強心劑了。世乒賽恰逢其時，於是成為這一年最激動人心的重大事件。“人們覺得既然乒乓球能行，其他方面中國也一定能行。那時候不是總提‘超英趕美’嘛，乒乓球讓大家看到了希望。”當時的國手張燮林回憶起那個激情澎湃的年月。

1961年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遊行儀式，當數以幹訓－的表演者穿著統一的服裝，列著整齊的方陣，人手一隻乒乓球拍，集體做著各種擊瓊姿勢走過天安門城樓，無限的革命豪情再次佔據了人民的內心。在那個生活極度艱苦的年代，它適時地給過一個大國及其黎民以精神上的支撐力。

陳伯達曾對作家葉永烈講過一個小故事:1960年代中蘇論戰期間，毛澤東要求陳伯達寫一篇關於共產國際的文章，特意囑咐要寫成“張燮林式”。而非“莊則棟式的”。平時不甚關心乒乓球的陳伯達聽得一頭霧水，回去補課後才知，是要求他別採用咄咄逼人的姿態。

第26屆世乒賽的男子團體決賽是在中日之間進行的。據當時的男團主力莊則棟講述，比賽開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長拉到一間屋子裏。老首長把門反鎖上，把褲子褪到大腿處，示意莊則棟看他臀部的傷疤:“這都是抗戰時小日本給我留下的，”接著，他的語氣像是在發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莊，你要給我報仇!”這事出現在當代中國，尤其是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絲毫不奇怪。體育就是沒有硝煙的戰爭，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數人的理解裏，體育不僅僅是體育，而是一些更重要的東西。但與政治走得太近，註定了乒乓球大悲大喜的命運。

1966年，“文革”開始，體育系統自然也不能倖免。在乒乓球界，冠軍球員、冠軍教練們首當其沖地要接受“造反派”的揭批。“文革”中體育系統“造反派”的論斷是這樣的:越是成績好，越是世界冠軍，就越是修正主義，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曾集所有榮耀於一身的乒乓球隊成為了重災區。這就是當代中國的乒乓球，無論是沉重還是癡狂，它都做出了最經典的注釋。

會辦外交的“莊爺爺”

197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外部環境極其危險。盡管樹敵眾多，但“美帝國主義”仍是中國人眼中的頭號死敵。

1971年，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的名古屋舉行，已經連續缺席兩屆大賽的中國隊，接到主辦方的邀約。這個時期的中國政府，想表明一種對外部世界示好的姿態，但出席世乒賽又受到各種政冶因素的干涉。去與不去，成為國家領導人極其痛苦的抉擇。中國體育的特殊功能和身份，在這一時期得以最充分地體現。最後，毛澤東的“我隊應去”的批示，算是一錘定音。

4月4日，美國乒乓球選手科恩練球結束，隨意地登上一輛大巴，卻發現車上全是中國選手。科恩感覺十分尷尬。這時，莊則棟走到科恩面前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來到我們車上，我們很高興。”莊則棟還掏出一件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

這段偶遇被日本媒體加以報道，竟引起了遠在北京的毛澤東的注意。據莊則棟自己陳述，毛澤東看了報道後大喊了一聲“莊爺爺”，表示嘉許。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毛當時的評語是“這個莊則棟，不僅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當時，毛澤東正在為一件重大決策搖擺一是否允許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他與周恩來最初的態度都是否定的，直到4月6日，毛澤東才對吳旭君說“邀請美國隊訪華”。

乒乓外交，直接或間接催生了中國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除了乒乓球，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項運動，能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這麼巨大的作用。”纊乒乓外交”幕後》的作者錢江對此頗多感觸。

朱鎔基過問讓球事件

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一次突然問張燮林:“聽說你們乒乓球隊以前總是讓來讓去的，是不是有這回事？”對于朱鎔基的問題，張燮林沒有正面回答:“平時我與莊則棟打，差不多是四六開，他占一點優勢。”

他的回答，也可以看作委婉地承認了一次很經典的“讓球”傳聞。那是1961年北京舉行的第26屆世乒賽，進入男單半決賽的全是中國選手——來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以及來自北京的莊則棟。進行半決賽的前一天夜裏，賀龍元帥召集相關人員開了一個會。一位上海乒乓球界的教練參與了那次會議，據他回憶，賀龍一開始就直奔主題:“這一次男單，誰來當，冠軍？”事實上，他也並沒有真正要徵求意見的打算，他希望三位上海選手委屈一下，讓莊則棟拿冠軍，因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輕；決賽的結果，李富榮讓給了莊則棟，而莊則棟的獲獎感言也耐人尋味:“我是代表集體領獎的。”

接下來的兩屆世乒賽，非常巧合，又是李富榮與莊則棟爭冠軍，結果還是按領導意圖計劃好的，為的是中國產生一個三連冠，並永久擁有男單聖.勃萊德杯的複製品。據張燮林回億，歷史上中國人也有過另一類讓球，比如第34屆世乒賽的時候，中央認為中國拿太多冠軍也不好，規定最多只能得四項，結果中國就在第五項決賽時放了水。

作家葉永烈平生著述頗豐，其中大多是與共和國政治、歷史、重大事件相關的人與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這位作家的筆觸竟兩次伸向體育領域，而且都是乒乓球題材。“我對體育本身沒興趣，之所以寫乒乓球，因為它曾是政治標兵，與政治關系密切。”葉永烈說他關心的其實是當代政治。

“國際影響極其惡劣”事件

似乎是一種內部傳統，接受采訪的時候，每一位中國乒乓球界的人士都不認為承受了比其他項目更多的壓力。但那些大賽前甚至日常訓練裏高度緊繃的神經，還是洩露了一切。

張燮林擔任女隊主教練期間，－次在體委領導出席的會議上做“戰前動員”，為了減輕從員壓力，他說:“哪怕你們拿了第三名，也是應該受到表揚的……”他的話被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李夢華打斷了:“不能這麼說，我們乒乓球隊只能拿第一，否則就是失敗，全國人民不答應。”

7年多以前，一位心理學專家到廈門訓練基地，參與了對中國乒乓球隊的心理輔導，事後他私下對乒乓球記者郝清亮說:“這是一群心理極其脆弱的人。”

在中國乒乓球界，現在人們可以談莊則棟的功過，可以談何智麗風波，惟獨對一個名字諱莫如深，那就是韓玉珍。

1962年秋天，中國乒乓球隊首次出訪日本，並在名古屋站的比賽中戰勝了世界冠軍日本女隊。11月2日，東京站的比賽即將開始，年僅20歲的黑龍江女選手韓玉珍是球隊的主力，她因擔心輸球，又擔心隊友上場取勝壓過她，不惜把手刺破，還弄破了隊友的球拍，謊稱是入室的歹徒所為。此事驚動了日本警事廳，日本警方反復偵查未發現任何作案跡象，韓玉珍被迫交代了真相。

這一舉動在當時被視為國際影響極其惡劣的醜聞。在一個榮耀與壓力都被無限放大的集體裏，韓玉珍所為雖顯極端，卻絕不應完全視為個人心理危機。據當年隊友回憶，為了爭得榮譽和勝利，韓玉珍是一個訓練近乎瘋狂的人，除了吃飯睡覺，終日在球館裏苦練。

2010年5月30日，莫斯科世乒賽落幕。中國女隊在決賽中1－3不敵新加坡隊，19年後再次嘗到了世乒賽女團決賽失利的痛苦。在兩位90後小將因為輸球而傷心落淚時，黨的總書記正在考慮醫療衛生和兒童安全問題；國務院總理剛剛抵達日本開始為期三天的訪問行程；人們紛紛談論著席捲全國的掃黃風暴。

如今，乒乓球終於不再是政治－－當然，在體育系統這個局部，它依然是“小政治”，自莊則棟1974年成為國家體委主任以來，幾乎歷屆體育領導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級以上的高官出身幹乒乓球運動員。雖然不再是政治，但隨之而來的榮耀、升遷，還是成為一種慣性，激蕩著一代一代從事乒乓球的人們。

（關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