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觀台灣民主與民生

民主化的影響

台灣是個相對和善的社會,相對於中國大陸。半個世紀,在社會組構上,兩岸走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中國大陸是個內在同構性很高的社會,卻在政治上不斷強調、凸顯差異與對立;台灣實質上是個雜錯多樣的社會,人群間有著深刻的隔閡,卻無論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80年代,民主運動潮流高漲,對於國民黨的批判也就愈來愈露骨了。批判的焦點之一,正就是“大中國神話”。在很多方面,“大中國”是個明顯的謊言。國際社會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愈來愈少,直接拒絕了國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國的主張;對內,台灣本土生活也有許多現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國”說法。於是在“大中國”的對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強烈要求回歸現實,尊重現實。

對國民黨的另一個批判焦點,是其“鎖國”的做法。嚴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離開台灣成為一種由政府掌握的特權,不讓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聽到不受篩選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後期,尤其是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後,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日薄西山,搖搖欲墜。前一種批判,引發了大型的群眾街頭示威,被壓抑的幾十年的各種權利,都化身成為一個個示威活動,對國民黨抗議。

後一種批判,則終於逼出了開放觀光旅遊和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台灣人像長期被關在籠中的鳥兒般,爭先恐後利用開放機會,到夕偭去呼吸自由空氣。

在那段時間,沒有人會覺得台灣是個和善的社會。台灣充滿了喧囂與憤怒,內部族群分化嚴重,“本省人”與“外省人”互相用最難聽的語言互罵,“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變得勢不兩立,當局夾在中間首鼠兩端,一下子要堅持中國立場,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線,搖搖擺擺、自我矛盾。

這種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陳水扁的崛起,延續為8年民進黨上臺的局面。陳水扁在分裂中獲利,8年中他也就習慣性地反復操弄分裂狀況,視之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資本。

長達8年的對立騷動,讓台灣人累了、厭了,也窮盡了所有社會分化情緒與言詞的可能性,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一個原因。陳水扁不是順利光榮下臺,而是在貪瀆弊案纏身的情況下,卸任不久就鋃鐺入獄,他的權威一夕瓦解,連帶地也就使得他那種沖突性的政治風格,在台灣快速破產,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二個原因。

還有第三個關鍵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確立,社會上有了基本的言論自由,集體性的不滿有了日常宣洩的管道,不再會有過去那種鬱結累積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也就在釋放不同層級大大小小的不滿。十幾年下來,該沖撞的、該訾罵的,都發泄得差不多了,社會氣氛自然會跟著和諧了。

和諧正在成為台灣的重要特質

再加上這十幾年,又是台灣對外開放,高比例台灣人紛紛去世界各地旅行、遊覽,看到感受到了別人的社會氣氛,當然就會回頭比較自己所在的環境得失。打開眼界的一種影響,是羡慕別人好的地方。帶著羡慕心情回來,就會希望自己的社會也變好一點。不只如此,打開眼界還有另一種影響,是在比較中發現自己身上的美好,回來之後,會格外注意強調該珍惜的美好部分,這別人別地沒有的美好,作為自己的標記。這是使得台灣社會變和善的第四個原因。

第五個原因--我們也不能輕忽,國民黨長期宣傳的神話,產生的效果。在長達三四十年的時間裏,國民黨被自己所創造的神話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盡量促進社會和諧,也必須盡量對台灣民眾一視同仁對待。民間長期存在著隱藏的歧視對立,可是在表面上並沒有依照身份區隔的差別性政策,所有入理論上在法律與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幾十年執行下來,台灣的新生代之間的融合,其實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長者沒有那麼容易放下記憶芥蒂,彼此接受。而且國民黨也小心翼翼地掌控著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貧富差距並沒有因而失控飛增,一直到蔣經國在世的最後一年,台灣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貧窮的1/5多4.48倍而已。

國民黨神話中的另一個環節--強調中國文化傳統,長遠看仍然是有和諧和善效果的。關於人與人彼此對待的種種美德,被統納在“中國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來,而且還經過反複教育宣傳,進入台灣社會的價值體系裏。活在人群中,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計,這樣的基本原則,普遍進入台灣民眾的心中,是他們日常行為不言而喻的准繩。

和善、親切、體貼,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在台灣歷史中,經過諸多曲折才變化產生的。重點是,現在有愈來愈多台灣民眾,自覺感到和善、親切、體貼的難能可貴,也就自覺地努力維系這樣的正面社會價值,如此一來,誤打誤撞得來的社會資產,應該就不會誤打誤撞消失了,而會強化、深化為台灣的重要特質。

(楊照/文)